有位先生声称民国时上海的小汽车保有量在90年代才超过解放前，但为什么不给出具体资料数据出处呢？到底解放前哪一年?小汽车保有量是多少？上海又在90年代具体哪一年才超过民国时的水平?我挺好奇啊。

首先说一句，八九十年代上海小汽车具体保有量我没查到，但是1986年的北京小汽车保有量我倒找到了:1986年北京的小汽车保有量已经猛涨到四万六千辆，上海在理论上应该同等水平。没有四万六，至少也有两万三。这还是1986年的水平，到了九十年代还得大量增加起码数以万计。我倒纳闷，民国时期上海在最繁华的时期也就三百多万人口，倒有比八十年代还多得多的数以万计小汽车?怎么看怎么感觉不对呢？

1980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稳步协调发展，汽车需求大幅度增长。北京市民用货车保有量由1980年的44887辆增加到1986年的107347辆（不包括后三轮摩托车），增长了1.4倍；小汽车保有量由13719辆增加到46205辆，增长了2.4倍。今后几年，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汽车需求将继续增加。

但是我们可以拿出租车行业做个比较。在旧中国，上海算是"最繁华"的全国第一，除了1936年一度暴涨到两千辆之外，绝大多数年头只有区区几百辆出租汽车，到解放时已经是奄奄一息垂死状态:

到1913年共有4家外商车行和5家华商车行，共有43辆出租汽车。……
1926年又发展到51家，在公共租界捐照的出租汽车增到493辆。到1928年6月，上海出租汽车业联合会成立……有出租汽车500余辆，占全市出租汽车的95%。……
到1935年，出租汽车行业也恢复了。根据国民党上海市公用局于1935年11月对出租汽车行业的调查统计：“当时全市有出租汽车行57家，拥有出租汽车869辆，其中祥生汽车公司有200辆，……
1936年全国各地农业丰收，经济一度繁荣，上海人口增加到374万余人……全市大小车行增加到240家，拥有汽车2810辆，……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上海，给出租汽车行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所以这时的出租汽车行业急剧地减少到22家，出租汽车仅剩218辆。……
经过8年抗战，上海出租汽车行业遭到极大破坏。出租汽车比战前减少近90%，剩下的218辆也已破旧不堪。1945年9月，出租汽车同业公会为恢复出租汽车行业，登报招聘司机和修理工。同年12月15日，祥生汽车公司在修复30辆旧车后恢复出
租汽车业务。此后，中国、联业、顺风、亚洲、新闻等近30家车行，
也陆续恢复营业。
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物价暴涨，所以国民党政府也允许出租汽车运价可随物价上涨。1946年2月，每车次20分钟，收法币1200元，4月份涨到2400元，8月份涨到5000元，但是仍难维持经营。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全面崩溃之时，为了劫夺财富奔逃台湾，于8月19日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发行金圆券，以1：300万元折合率回收法币，收缴民间黄金、白银，引起上海一片恐慌、混乱。此后不论是上海工商各界，还是出租汽车行业，都无法承受飞涨的物价，大多亏损累累，奄奄一息。到上海解放时，出租汽车只剩下16家车行。

而1992年，上海六大出租汽车公司之一，就有1378辆出租车

上海农垦系统于1985年4月建立了农工商出租汽车联营公司，正式参与上海出租汽车行业市场的激烈竞争。
1991年5月底至年底，有519辆出租车运行，营业收入达1632万元，实现利税455.5万元，名列上海同行业第四。目前该公司已拥有21个分公司、车队，共有出租车1378辆（其中夏利1009辆、桑塔纳232辆、标致11辆），成为全市六大出租汽车公司之一。

两相比较，九十年代上海的出租车数量较旧民国时期肯定是多少倍的压倒性优势，那么小汽车保有量会"刚刚超过民国时期"吗？我是非常怀疑的。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吹嘘旧上海"小汽车保有量比九十年代上海都多"的先生，是不是拿一些可靠数据出来呢？

红军长征过广西时，桂系在一次追击中捉住了几百个跟红军长征掉队的民夫，李宗仁、白崇禧就叫他们宣传机构一一总政训处大肆宣传，说什么获得“七千俘虏”，“比中央五次围剿以来任何一次战功都大得多。”白崇禧还要求总政训赶快拍制一部电影，趁热打铁进一步扩大影响。当然，还少不了向蒋介石“报功报喜”。

幕僚们对这个膨胀的牛皮颇感害怕，请示白崇禧：如果蒋介石真要把“七干俘虏”解到南京该怎么办？白说：“那有何难，就告诉他已全部遣回原籍。”

不愧为小诸葛！

1938年，陈立夫38岁任教育部长，正是抗战最艰辛时刻，陈立夫坚持教育是百年大计，当时喊出“战时如平时”口号，陈任部长后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学内迁，迁得最远的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初迁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蒙自和昆明，改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后来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陈立夫任部长时期另外实施“贷金”政策，由国家借钱给学生念书，成立了“贷金”，也就是现在的助学贷款来帮助学生念书及出国留学，造就许多现代对国家有成就之学者。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二位就是其中受惠者。另外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全国各级教育、师范教育培训制度和教师退休金制度以及教师节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时创立的。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陈立夫还做过一件当时看来似乎不急却影响绵远的事。为了奖励外国青年研究中国的语文、历史和文化，增进对中国的了解，1944年，中国在英国的牛津、伦敦，美国哈佛、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印度的加尔各答等十来所大学，共设立了50个名额的奖学金，每年每个名额提供1500美金，凡是在这些大学肄业的非中国学生选学中国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等学科一年以上，有相当成绩者都可申请。以后又扩大到英国剑桥、美国斯坦福等多所名牌大学。这一奖学金专案延续到1948年度国民党将要溃败前夕。享受过这一奖学金的学生中，出现了不少汉学家，其中如耶鲁大学的名教授吴克 （Prof. Richard L. Wallker）、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的狄百瑞（Prof.W.T.Debary） 等。

1950年8月，陈立夫以参加道德重整会议的名义，带全家离开台湾出国，定居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开始了远离政治的生活，以经营农场养鸡、卖皮蛋、粽子等食品为生。1951年，陈果夫在台湾去世。当时蒋介石给陈立夫一封信，告之已处理陈果夫的丧事，暗示陈立夫不要回台湾，蒋介石曾两次亲临吊唁陈果夫这位党国要员，却没有让陈立夫回国奔丧，主要是因为台湾原是陈诚经营起来的，陈立夫是蒋介石原来的膀臂，蒋介石出于对台湾政治稳定的考虑，用人谋事不得不权衡应对。1961年，陈立夫第一次获准回来探望他病重的父亲，陈立夫因为人气太旺，回台湾的时候来机场接他的人爆满，当时陈立夫虽离开政治中心已11年，但在台湾及国民党内的人气还是很高。为了避免陈诚猜忌，陈立夫在处理父亲后事后并未久留就回了美国。陈在美养鸡时间曾多次受蒋介石邀任职务，其中包括联合国代表，日本大使，考试院院长，西班牙大使，希腊大使，以及巡回大使，但陈立夫均未接受。

陈立夫在美国为了谋生，制售皮蛋、辣椒酱、粽子，在唐人街华人中小有名气。同时，陈立夫写作完成了《四书道贯》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