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将爱沙尼亚外长的发言视为一种西方意识形态化和理想主义外交的表现，甚至还有人拿白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历史说事，用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理论反对西方普世价值，但这些人似乎并没有关注一点：难道这位爱沙尼亚外长不知道西方和中国的意识形态存在根本上的矛盾吗？还是说相当一部分的批评者并没有关注事实呢？
先放上原话：
“我的主要任务是告诉中国外长，俄罗斯对欧洲和爱沙尼亚构成生存威胁。我提醒他，如果没有中国，俄罗斯不可能对乌克兰发动如此侵略。数据表明这是事实，而且必须明确指出是谁在经济和政治上控制着俄罗斯。如果中国想与爱沙尼亚保持良好关系，这些问题就必须得到解决。”
其实这段话所要表述的信息很容易理解：俄罗斯对欧洲有威胁，而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关系是这种威胁的主要支撑，因此，如果中国想和爱沙尼亚维持友好关系，那么中国就必须更易这种关系
我没有提取出任何“西方中心论”或是什么自由民主的陈腔滥调，爱沙尼亚外长在这里提到的观点很明确：中国不可能完美无瑕的同时保证拥有对欧洲和俄罗斯的友好经济往来，中国必须要在本次俄乌战争导致的国际关系重构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而爱沙尼亚外长对中国的讲话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举动的期待具像化表达，因而，我们这些评论者应当注重的是经济、地缘政治、政策核心驱动力这些因素，而非仅仅把目光放在意识形态和经济行为上
还有甚者提出了“西方需要弥补中国在制裁俄罗斯之后的损失”这种话，朋友们，国际社会不是人际交往，当一个国家需要这种成本等价赔偿的时候，那么情况基本就只可能是公共品提供和环境区域治理、特定多边基金这几种，而制裁不是公共品，这是一种形似与投资的战略工具，没有国家需要因为别国地缘政治的战略工具而支付金钱，或者是承担这种行为为别国所带来的一切后果，难道我国在邀请外国加入“一带一路”的时候，还要给对方的政策支付补偿基金？外国还要给我们支付参与成本？小孩子的逻辑不可取
然后就是矛盾最尖锐的地方，我们不得不面临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在冷战期间所面临的选择难题：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呼吁会影响市场自由，但如果不响应又会危害我国赖以生存的新型民主制度和在国际重构中的位置，而批评者们又开始抓住爱沙尼亚外长对中国讲话的态度做文章，以此来干预这个选项的重量，各位，中国是没有义务配合，但是当我们因为对方的态度而做出了选择时，中国又有没有义务承担这些后果呢？不要把复杂现实简化为这种道德对抗，把我们自己绑在俄罗斯的战车上也未必是“市场自由”的体现
还有，还有一部分批评者会将西方对俄乌政策的内驱力解释为一种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的布道者心态，这很明显是错误的，俄罗斯以武力破坏国家法改变边疆的行径刺痛了北约主宰的秩序，这种利益的矛盾是西方对俄政策的核心驱动力，这是地缘政治的复杂性，而不是大西洋主义者的理想外交政策，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是要冒着次级制裁风险和俄罗斯经济结构恶化的风险的，敢问加大和欧盟合作，这些矛盾会凸显出来吗？中国没有义务和西方合作，但中国有义务为自己的人民谋取更多的利益和创造更自由的贸易环境，有些人总是喜欢把国际政治道德化、感情化，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这不是反西方，这是假借反西方的名义在反事实与反逻辑，实质性成本和实质性收益都是奠定战略决策的基础，如果我们和欧盟的合作可以不用冒着和俄罗斯合作所会产生的风险，那何乐而不为呢？
国际舞台不是唇枪舌战和扯面子的地方，我们应当关注自己公民的利益，而非逞口舌之快或是极端强调意识形态的正统性，没有阵营是建立在绝对正义的概念之上的，因而立场本身是不带有正义性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往可以以利益为先，但公民对于国际社会的立场和价值观，是不可以混淆为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