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开战以前会发放出征行装银，即“出征俸赏行装银”。发放此银的目的在于资助八旗和绿营出征官兵整办衣装器具，兼及养赡家口，一般是在出征前一次性给发。官兵除了获得一次性的行装银，还可以预支俸饷（要按月扣还），甚至可以借支行装银，理论上战后需要偿还，但是多数情况下在用兵期间或官兵凯旋时奉旨恩免，如果战死则一般不予追回。绿营和八旗相比，绿营的赏赐出征行装银显著地低于八旗军。雍正末年准噶尔之役中，北路和西路共出兵5万名，一次支发出征行装银近百万两。

清军出征时候的日常食物来源是出征口粮，有时单独称为“出征行粮”，是一种最先支发的战时补贴，是为了官兵的日食所需。顺治朝规定八旗军出征口粮标准为：亲王月支40斗，郡王30斗，贝勒20斗，贝子15斗，公10斗，侯、伯、都统7斗，副都统、统领等官5斗，参领等官4斗，佐领等官3斗，护军校、骁骑校、护军、领催、马步兵丁等2.5斗。康熙年间，凡出征官兵，不分等第或者八旗绿营，已经规定一律日支口粮八合三勺，有时也支给牛羊，以代口粮。此后，基本沿袭此例。乾隆二次金川之役用兵额曾达8万余名，合计用米数额高达2963500余石，豆111200余石。

清军出征前还会得到出征盐菜银，这是战争期间按月发给出征官兵的生活补贴。官兵原有的俸饷则留作赡养家口之需，这时称作“坐粮”，与“行粮”对称。不仅清军有盐菜银，八旗配属一定的跟役也有跟役盐菜银，而绿营官兵除了马步兵以外高级军官的跟役均不发放盐菜银。盐菜银均按月支取，足敷官兵战时用度。乾隆十九年准噶尔之战中，六个月中即支发盐菜银18万两。

陈锋指出：

出征行粮的支给无疑对战时出征官兵的生活用度以及家口的养赡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正由于这种支给往往等同或超过常额俸饷，所以成为战时军费额顿增的原因之一。

除了给军人的战时额外开支，设置新驿站和转运军需物资都需要额外开支。设置新驿站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开辟新的驿路并安设驿站，另一种是在原有的驿站之间增加腰站或台站。这些新驿站在建设的时候均需要较多的马匹、车辆、船只、役夫，除了征调的营马、驿马及官为制备的车船不支发银两外，雇用的民间马匹车船则要给雇资，役夫也要支给工食银。乾隆平准之役时，河南安设10站，雇用民车、民马、民船、征调民夫共用银39712两。

制备和转运各类军需物资也需要花钱。战争是消耗战，需要大量的粮食、军备物资等，前者需要额外采买和运输，后者需要制备准备战时随时准备消耗之后就替换坏的，这些都需要官府出资。而转运物资花费又包含四种：一是官方出资制备运输工具，二是雇用民间运输工具，三是征调役夫，四是支发运送脚价，战时脚价相比于和平年代要明显上涨。雍正到乾隆初期西北用兵，商人共承运军粮1108663石，总奏销银19368076两。尤其是清朝大部分战争都在内陆边疆进行，运粮很大程度上只能走陆路，成本相比于水路运输成本更高。

如果说只看这些项目没有概念，这里可以将康熙朝到1840年以前清朝主要战时军费开支给出一个简要的估算（记住这一时期清朝平均年财政收入为4000万两白银）：

一是古代打仗不会是在驻地打，肯定是远离驻地去打仗，那么原来的后勤保障体系就没用了，比如说，原来一个县城养1000兵，那么这些兵就地取食就行了，运费这块基本没有，如果跑到外面打仗，粮草这块就要运过去了，民工的工资、路上粮食的消耗，都得算上，像大清打准葛尔，如果从陕西运粮草，那么估计十石粮食路上要干掉三四石，还有打仗是个体力活，平时吃一碗饭，战时有可能要吃两碗，这也是成本。

二不是很确定，就是古代打仗时的工资和平时不一样，打仗可能有补贴，像我军现在如果打仗，会有一笔额外的战时补助，08年时听说是一天300，现在不知道。这额外的钱也是成本。

三是武器的运输和损耗，还是以打准噶尔为例，火药、炮弹、箭、刀什么的都要补充采购，这和平时训练的消耗不是一个级别的，还有这些东西的运输，也要钱，如果马也算武器的话，马匹的消耗也大的，这些马也需要买，也是成本。

四是奖赏，外出打仗朝廷肯定要奖励先进啊，还有死了的也要抚恤，这都要钱啊。

五是后备的补充，兵员要训练，人员开拔都要钱。

六是安抚，打下一地后，如果不是像对准噶尔那样的，也得洒钱拨粮食安排百姓，好迅速恢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