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权是中国最后一个在官方层面排斥女性参政议政，打击妇女团体，禁止女权议题的政权。1928年前法律明确限制女性参政权，第一名女性国代要到1948年才出现

北洋政权是中国最后一个中官方层面大规模推广汉服而非唐装、旗袍的政权。1914年袁世凯明确汉族传统祭祀服饰为明代祭服。关键词《祭祀官服制》分为民三民八两版，《祭孔令》。之后中国就剩下了长袍马褂和西式礼服。

北洋政权是中国最后一个中原本位的政权，高层几乎都出自山河x省、苏北安徽等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相对被剥夺”的地区，而非和几代革命党一样，来自粤湘苏浙。

如果你反复高举这三面大旗，在当下的互联网环境中，你是能找到大量北洋怀念者同情者的。

因为你可能是 1928 史观的拥护者。在 1928 史观的拥护者看来，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血腥的世纪，因为国共两党的暴力革命，中国失去了和谐，更失去了和平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

1928 史观的核心是国共两党的暴力革命打断了民国初年和平顺利的发展：

当国的几年中，袁世凯在外忧内患，政府财政枯竭，革命党叛乱的逆境中领导民国取得了政治经济快速进步。政治方面，民初延续了晚清的宽松局面，成为组党、办报最自由，舆论最自由、人民思想最活跃的时期。翻开当时的报纸，骂总统的文章多不胜数。例如，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笔名天仇）在《民权报》（1912 年 4 月 19 日）以《杀！》为题，刊出“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袁世凯坦然面对这样的暴力文字，表现出大政治家的胸怀。
在经济方面，在清末地方建设中建树良多的袁世凯领导民国在逆境中造就了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袁世凯当国的民初是中国历史上私人开办企业最简便自由的时期。从清末到民初，袁世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诀窍很简单：一是保护私有产权；二是保护经营自由；三是注重立法，以法律维护私人产权和经营权不受侵犯。在晚清十年新政推动商业立法的基础上，他推动颁布实施了关于企业注册和开设公司的法令。从 1912 年到 1914 年，新开的工厂为 4000 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都有长足发展。在币制方面，民国政府根据梁士诒的建议铸造形式、重量、成色都严格划一的银元。这种币面铸袁世凯头像，被民间称为“袁头币”（袁大头）的新银币在全国流通无阻，很快就取代了其它银币的地位，是为中国铸币史上最成功的银币。
在教育方面，袁世凯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后被称为《壬子癸丑学制》的教育制度法规，包括《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和《实业学校令》，对课程设置、学校设备、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经费及领导管理都作了具体规定。......与 1904 年的癸卯学制相比，《壬子癸丑学制》缩短了学制，规定初小为义务教育，取消了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提高女子在教育方面的地位，除大学还不招女生外，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师范学校中的高级师范学校，都可设女校，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所规定的课程设置增加了算术课的比例；将手工、家事、园艺、缝纫等实用科目正式列入课程，这就加强了生产知识技能训练。清末民初取得的教育成就后来被革命党刻意埋没，不为后辈青年知晓。张元济、陆费逵、范源廉、沈颐诸等教育家 1914 年编成的《女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反映了民初教育水平之高。......其中，国文（第一册第二课）的课文这样写道：“今人之言曰：不习外国文，无以周知世界情状，固也。然本国文尤当注重。盖国文者，国粹之一也。相传至四千余年，通行及二十二省。苟国文不达，微特寻常应用扞格滋多，抑且蹈忘本之讥矣。俄裂波兰，禁用波文。英亡印度，专教英文。日本县台湾、并朝鲜，亦废汉文、谚文，通令小学校用和文课本。推其用意，无非因国亡而文尚存，则其遗民虽屈伏于势力之下，而腃怀故国，耿耿不忘，终难泯恢复之想也。然则求国之强，而蔑弃其文，有是理乎？”一部民初的普通教材，内容之丰富，理念之先进，无党派之私，在一百年后令二十一世纪的学子羡慕不已。与当今宣扬斗争、仇恨、一党之言、一党之私的党化教材对比，人们不能不怀念更加进步的民国初年。

国共两党的“暴力革命”思想又从哪来呢？那当然是被西方邪恶宗教势力“共济会”用“马克思主义”表皮伪装起来的苏俄政府在背后用卢布煽动的了。

幸好作为最早发现苏俄真面目的蒋一直在暗中潜伏，小心翼翼地利用谋略与实力逐渐爬到了高位。最后在“四一二”中及时挽救了党和国家。

国、共两党所谓的“国民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过是苏俄出钱出枪祸乱中国的“赤化”过程，即“斯大林的中国战略”。这一“大革命”扼杀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走向宪政，联省自治的进程。几年前，陈炯明拒作俄人附庸，拒绝祸害家乡，被国民党称为叛变革命；“四一二事变”后，蒋也因拒作苏俄傀儡被称为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具有外国操纵性质和祸害中国性质，站在苏俄立场的所谓的反革命正是站在中国立场的正义和爱国。共产国际设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局是专门从事策动暴动和颠覆中国政府活动的机关。“四一二事变”迫使它暂停颠覆活动，这从侧面证明了“四一二事变”的正义性。

以上的内容都是出自我之前发现的一本神书《革命的真相——20 世纪中国纪事》，最后作者在结语中诚心地希望大家效前人之事，向二十世纪道歉。

总统叶利钦在葬礼上宣读了对世纪革命的忏悔书。他说：“亲爱的公民们：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杀害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家族的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此极端残酷的罪行，我们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现在必须说出真相。叶卡捷琳堡的屠杀是我们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现在我们以安葬牺牲者的方式，为前人的罪恶忏悔，也为我们所有的人忏悔。我们再不能为这样的罪恶辩护，再不能因政治目的为暴行开脱，再不能自我欺骗。处决罗曼诺夫皇族的事件，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分裂，后果留到了今天。安葬叶卡捷琳堡牺牲者的遗骸是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为很多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民族的历史承担责任，这是我作为总统和个人今天必须在这里的原因。我在被残酷杀害的牺牲者的灵前鞠躬致敬。这是我们的历史机会，我们需要不分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忏悔。……对俄罗斯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俄国失去了和谐。在二十一世纪前夜，我们必须为后代着想，悼念死于暴行和仇恨的无辜牺牲者，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伟大的KMT北伐打倒北洋军阀，当然是历史的进步，国民的胜利。

至于吹捧北洋军阀，诬蔑攻击KMT的话术当然也不新鲜，一个是北洋军阀那套攻击 KMT通鹅卖国的的陈词滥调：

“冯玉祥、蒋中正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是石＇敬瑭何异。蒋中正复甘受鲍罗廷之指挥，则并石敬瑭而不若。”故“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张作霖宣言》，1926年12月6日）
比者归降苏联，宣传赤化，甘心卖国，贻祸寰区，作霖不武，痛神明华胄等于鹿豕，大好神州沦于夷狄，为驱除洪水猛兽，不能不战。为世界人类生存，不能不战。用是联合诸帅，共起义师。

对此常公表示我才不怕别人说我是赤党，一提赤党我就高兴：

蒋中正即席发言说：“此次南北军事领袖把臂言欢，商洽党国大计，意义极为重大，真是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冯说：“军阀对我辈称为南赤、北赤，今天两赤见面，就是为了救中国。”吴敬恒说：“我们的赤，是赤裸裸的三民主义，纯洁无瑕，不含渣滓，以总理的三民主义救中国。”

还有一个就是胡适、罗隆基这帮北洋余孽的学阀，拿着西方那套错误意识形态攻击KMT“训政”的歪理，其中罗隆基尤其阴险，居然拿着国父以前演讲说过的话来反对KMT：

什么叫民主?我们就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解释。他说:“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么，人民成了个什么东西呢?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应该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叫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见民权第五讲)准此，我们就知道民主就是把政权放到人民掌握中去的政治。什么是民权?中山先生所最注重的是选举权、创议权、复决权、罢免权。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党员不可存心做官发财》篇演讲里，说得很清楚。他说:“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以党治国这一说，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党员的存心，都以为要用党人做官，才算是以党治国，那种思想，便是大错......他又说:“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诸君要辨别得很清楚。”孙中山先生是一再告诫党员，要以主义治国，不要以党员治国。

对这帮臭老九，当然也没必要客气：

汪精卫说：“KMT的政权，是由多年革命流血所取得来的，你们有意要求取消党治，你们就去革命好了。”

时任KMT组织部部长的张厉生更声称：“须知中华民国，乃总理所缔造，无论在任何时期内，不容他党之并存，更不容他党之执政”；“为开放政权之说者，实未加深思，本党既未从民众手里夺取政权……本党之政权乃从满清及北洋军阀手里取得，换言之，则人民已失去政权，本党从而收回之”。

改订关税协定，这个事情是在国民政府上台以后才有的，而在此之前呢？

厘金主要也是国民政府时期才废除的，在此之前呢？

北洋军阀的财政收入如何？有多少投入和建设？

了解这三个问题，你才能明白他们鼓吹北洋政府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所谓的言论宽松自由，那袁世凯怎么一上来处理的上千起诋毁前清的案子？而且他称帝之前先把国会议员和反对的记者全屠戮了一通。而北洋军阀混战的过程中，在地方杀人放火图村都是日常操作了。

他们要说能有自由的话，那非洲一堆乱七八糟的地方，自由程度更高。怎么没见你们吹？

更别提袁世凯，他开张的时候都是找英国搞善后大借款，借了2700万英镑才得以开张。而且北洋的财政极为畸形，收入主要来自于借债，然后支出主要用于还债。而且常年军阀混战，可以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北洋军阀没有半毛钱的可取之处。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为筹集军费，在江浙财阀张嘉璈、钱永铭、陈光甫、李铭、虞洽卿等人帮助下，发行三千万元的国库券；加重各种捐税，又筹集了一千万元，但军费便支出四千一百余万元。江浙士绅没有从蒋介石身上得到好处，先尝到重捐重税之苦，于是自然而然想念五省联军时代江浙轻徭薄赋的好处，他们又在酝酿迎孙反蒋运动。一个“江浙人民代表请愿团”径去蚌埠见孙传芳，请其救民于水火，并大骂蒋介石狗彘不如，并请联军早日渡江，把孙传芳捧得晕乎乎的。
孙传芳大摆宴席，招待和安慰这个士绅代表团，并大言不惭地说：“请江东父老放心，我一定渡江给江南人民除害，你们等候好消息罢!”

实际上是‘保定军校’，比‘黄埔军校’的学生，骨头硬。

吴石就是保定军校毕业的。

为什么保定军校，比黄埔军校的学生，骨头硬呢？

因为保定军校‘不讲政治’，讲的军事技术和传统的作人道理。

黄埔是非常讲政治，讲立场的。后期都搞领袖制。

所以黄埔出来的很多人，不仅是军官，还得是‘信徒’。必须基于政治立场，自发维护领袖偶像蒋介石的英明伟大。

保定军校出来的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相当于没有紧箍咒的孙悟空。

老子看不惯，就得骂出来，老子不服你，给我官我也不当，我辞职走人。

吴石就是看不惯国民党各种内部人事倾轧，最后追随的共产党。

这也是北洋失败的文化原因：太放任自由了。

北洋的名士，武将，自由度过高，太有个性了，太任性了，太快意恩仇了，缺乏为了政治集团根本利益，隐忍和妥协的智慧

天下本是英雄乱，灭尽英雄自太平。

北洋是清军余辉

国军是俄国新兵

灵魂提问:换了北洋能打赢抗日战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