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可能是 1928 史观的拥护者。在 1928 史观的拥护者看来,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血腥的世纪,因为国共两党的暴力革命,中国失去了和谐,更失去了和平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

1928 史观的核心是国共两党的暴力革命打断了民国初年和平顺利的发展:
当国的几年中,袁世凯在外忧内患,政府财政枯竭,革命党叛乱的逆境中领导民国取得了政治经济快速进步。政治方面,民初延续了晚清的宽松局面,成为组党、办报最自由,舆论最自由、人民思想最活跃的时期。翻开当时的报纸,骂总统的文章多不胜数。例如,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笔名天仇)在《民权报》(1912 年 4 月 19 日)以《杀!》为题,刊出“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袁世凯坦然面对这样的暴力文字,表现出大政治家的胸怀。
在经济方面,在清末地方建设中建树良多的袁世凯领导民国在逆境中造就了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袁世凯当国的民初是中国历史上私人开办企业最简便自由的时期。从清末到民初,袁世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诀窍很简单:一是保护私有产权;二是保护经营自由;三是注重立法,以法律维护私人产权和经营权不受侵犯。在晚清十年新政推动商业立法的基础上,他推动颁布实施了关于企业注册和开设公司的法令。从 1912 年到 1914 年,新开的工厂为 4000 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都有长足发展。在币制方面,民国政府根据梁士诒的建议铸造形式、重量、成色都严格划一的银元。这种币面铸袁世凯头像,被民间称为“袁头币”(袁大头)的新银币在全国流通无阻,很快就取代了其它银币的地位,是为中国铸币史上最成功的银币。
在教育方面,袁世凯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后被称为《壬子癸丑学制》的教育制度法规,包括《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和《实业学校令》,对课程设置、学校设备、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经费及领导管理都作了具体规定。......与 1904 年的癸卯学制相比,《壬子癸丑学制》缩短了学制,规定初小为义务教育,取消了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提高女子在教育方面的地位,除大学还不招女生外,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师范学校中的高级师范学校,都可设女校,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所规定的课程设置增加了算术课的比例;将手工、家事、园艺、缝纫等实用科目正式列入课程,这就加强了生产知识技能训练。清末民初取得的教育成就后来被革命党刻意埋没,不为后辈青年知晓。张元济、陆费逵、范源廉、沈颐诸等教育家 1914 年编成的《女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反映了民初教育水平之高。......其中,国文(第一册第二课)的课文这样写道:“今人之言曰:不习外国文,无以周知世界情状,固也。然本国文尤当注重。盖国文者,国粹之一也。相传至四千余年,通行及二十二省。苟国文不达,微特寻常应用扞格滋多,抑且蹈忘本之讥矣。俄裂波兰,禁用波文。英亡印度,专教英文。日本县台湾、并朝鲜,亦废汉文、谚文,通令小学校用和文课本。推其用意,无非因国亡而文尚存,则其遗民虽屈伏于势力之下,而腃怀故国,耿耿不忘,终难泯恢复之想也。然则求国之强,而蔑弃其文,有是理乎?”一部民初的普通教材,内容之丰富,理念之先进,无党派之私,在一百年后令二十一世纪的学子羡慕不已。与当今宣扬斗争、仇恨、一党之言、一党之私的党化教材对比,人们不能不怀念更加进步的民国初年。

国共两党的“暴力革命”思想又从哪来呢?那当然是被西方邪恶宗教势力“共济会”用“马克思主义”表皮伪装起来的苏俄政府在背后用卢布煽动的了。

幸好作为最早发现苏俄真面目的蒋一直在暗中潜伏,小心翼翼地利用谋略与实力逐渐爬到了高位。最后在“四一二”中及时挽救了党和国家。

国、共两党所谓的“国民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过是苏俄出钱出枪祸乱中国的“赤化”过程,即“斯大林的中国战略”。这一“大革命”扼杀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走向宪政,联省自治的进程。几年前,陈炯明拒作俄人附庸,拒绝祸害家乡,被国民党称为叛变革命;“四一二事变”后,蒋也因拒作苏俄傀儡被称为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具有外国操纵性质和祸害中国性质,站在苏俄立场的所谓的反革命正是站在中国立场的正义和爱国。共产国际设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局是专门从事策动暴动和颠覆中国政府活动的机关。“四一二事变”迫使它暂停颠覆活动,这从侧面证明了“四一二事变”的正义性。
以上的内容都是出自我之前发现的一本神书《革命的真相——20 世纪中国纪事》,最后作者在结语中诚心地希望大家效前人之事,向二十世纪道歉。
总统叶利钦在葬礼上宣读了对世纪革命的忏悔书。他说:“亲爱的公民们: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杀害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家族的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此极端残酷的罪行,我们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现在必须说出真相。叶卡捷琳堡的屠杀是我们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现在我们以安葬牺牲者的方式,为前人的罪恶忏悔,也为我们所有的人忏悔。我们再不能为这样的罪恶辩护,再不能因政治目的为暴行开脱,再不能自我欺骗。处决罗曼诺夫皇族的事件,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分裂,后果留到了今天。安葬叶卡捷琳堡牺牲者的遗骸是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为很多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民族的历史承担责任,这是我作为总统和个人今天必须在这里的原因。我在被残酷杀害的牺牲者的灵前鞠躬致敬。这是我们的历史机会,我们需要不分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忏悔。……对俄罗斯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俄国失去了和谐。在二十一世纪前夜,我们必须为后代着想,悼念死于暴行和仇恨的无辜牺牲者,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