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这已经算晚的了，清朝后期开始，各种给南明人物写书的。

夏完淳抗清而死，嘉庆十一年，他的松江府老乡刑部右侍郎王昶、庄师洛编辑《夏节愍全集》。王昶是青浦人，跟夏完淳的华亭县还不一样，算是叔伯老乡，庄师洛是娄县的，清朝从华亭拆出来的县份，关系更近，然后俩人就给夏完淳把文集编出来了，嘉庆十二年（1807年）刻板印刷，这年洪秀全还没出生呢。

但这还不是最早的，因为王昶在嘉庆八年还编刻了《陈忠裕公全集》——南明抗清英雄陈子龙的，陈子龙也是松江府华亭县人，王昶作为叔伯老乡把文集给人出了。

但这仍然不是最早的，因为全祖望还编过一本《钱忠介公集》，钱忠介就是鲁监国大臣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钱肃乐，全祖望死于乾隆二十年，说明这书在这个时间之前就已经编完了，可惜（万幸）没出版，否则以这个时间段的力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一直等到民国二十年的时候才由张寿镛组织出版——张寿镛，张煌言后裔。

这么说吧，在同治四年曾氏兄弟刊印《船山遗书》之前，咖位和反清态度比王夫之强得多的各路南明重臣的文集、文选之类的已经遍地开花了。

道光二年（1822年），嘉定县文人侯起凤出资编刻《仍贻堂集》，这位更是重量级，作者侯峒曾是嘉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守城抗清，清朝搞出来“嘉定三屠”。侯峒曾有个侄子叫侯玄洵，妻子叫夏淑吉——她弟弟叫夏完淳，爸爸叫夏允彝。

《瞿忠宣公集》，道光十五年编刻，作者瞿式耜，永历朝大学士、首辅、督师，抗清而死。瞿式耜文集都出了，张同敞的也跑不了啊，只是时间晚了点儿，《张忠烈公遗集》，1901年编刻。

《黄忠端公全集》《黄忠端公年谱》，道光时期编刻，作者黄道周；道光十五年，《刘子全书》编刻，作者刘宗周。这二位就不用再介绍了吧？

《路文贞公集》，道光年间编刻，作者隆武朝督师大学士路振飞。

如果把时间往后拉一下，拉到光绪年间，或者叫辛亥革命之前，你还可以看到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堵胤锡《堵文忠公集》、张国维《张忠敏公遗集》、张家玉《张文烈公遗集》、张煌言《张苍水全集》、何腾蛟《明中湘王何腾蛟集》、左懋第《萝石山房文集》、吴昜《吴长兴伯集》、祁彪佳《祁忠惠公遗集》、杨廷麟《清江杨忠节公遗集》、万元吉《墨山草堂初集》等等各种南明大臣的文集，甚至连封号都用上南明的了。

这还是整理文集的，更激进的已经给南明编排纪传体史书了。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徐鼒开始编写纪传体史书《小腆纪传》，光绪十三年刊刻。

就这书里的行文和关键词，放雍正乾隆的时候能砍好几个来回的。

什么叫宏（弘）光？哪个叫隆武？曾后的“后”字又怎么讲？你这什么意思？你™犯法了知道吗？！

不过较之于隔壁的国际友人，这已经算是抻着说了，南明永历二十一年朝鲜人编了一本《南明纲目》，凡例是这么写的：

所以，曾国藩出版反清志士文集没有任何特殊心理，纯粹就是因为王夫之是他的叔伯老乡，王夫之衡州府衡阳县人，曾国藩长沙府湘乡县人，二人同属湖广同属湖南，所以给老乡的书出版了一下，就这么简单。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王夫之的书从道光时期就已经在整理出版了，曾家兄弟只不过是金主之一而且是后期最大的金主，但如果把这功劳直接扣他们俩头上则大可不必，没他俩这书照样出。

另外

这他妈了个逼的是碳基生物能说出来的话？

拿明朝来说，在永乐年间和建文皇帝扯上关系跟在嘉靖年间和建文皇帝扯上关系，那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建文朝的忠臣练子宁晓得吧？嘉靖时候新淦县和峡江县甚至为了抢练子宁的籍贯地大闹了一场，最后由知府大人和稀泥，规定两个县可以各自祭祀练子宁，靠这个才勉强平息了纷争。

为啥抢练子宁呢？因为这时候建文君臣已经变成全民偶像了。哪个地方能打建文朝忠臣的招牌，不就说明这里的人自古浩然正气么？

让朱棣知道后来会有这种事八成也要气活过来。

因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在金陵的书局刊印船山遗书”，你就大惊小怪，这要是知道——再过十来年，在朝廷上有人要提请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子庙廷，不得吓死吗？

这事儿得从清光绪二年（1876年）说起。当时，礼部左侍郎郭嵩焘第一次上奏，请求将明末大儒王夫之的牌位请进孔庙陪祀（称为“从祀”），但被礼部尚书徐桐拦下，到光绪四年时直接被内阁否决了。

之后的光绪十年，江苏学政陈宝琛又请求让顾炎武和黄宗羲也从祀孔庙。虽然得到了翁同龢、潘祖荫、孙家鼐几位重臣的支持，但礼部还是不同意，翁同龢等人争了几次也没成功。

到了光绪二十年，湖北学政孔祥霖转交了两位书生（王葆心、蒋鑫）的请求，再次提请王夫之从祀。结果次年（光绪二十一年），大学士李鸿章会同礼部商议后，又一次给驳回了。

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御史赵启霖再次正式上奏，同时提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位大儒一并从祀孔庙。

朝廷接到奏折后，按惯例交给礼部审议。礼部于是仿照讨论政务的章程，要求各部衙门提交说帖，详细说明对这三位学者应从祀还是不应从祀的理由和看法。

不久后，各部官员一共提交了26份说帖。没想到，其中主张应将三儒一并从祀者21 件，未置可否者1 件，主驳者4 件。这26 件说帖的原文俱见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3 卷。

认为可以将三儒从祀的21 份说帖的署名分别是:

（1）吏部（吏部尚书陆润庠执笔）；（2）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左侍郎毓朗、右侍郎赵秉钧（民政部右参议吴廷燮起草，署右参议汪荣宝参定）；（3）法部尚书戴鸿慈；（4）法部左侍郎绍昌、右侍郎张仁黼；（5）农工商部（农工商部丞参上行走道员袁思亮执笔） ；（6）总管内务府大臣奎俊、继禄、增崇、庄山，上驷院卿英瑞，武备院卿文煦，奉宸院卿书正；（7）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伊克坦、副都御史陈名侃；（8） 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少卿刘若曾；（9） 内阁中书王崧策；（10） 内阁中书马士杰；（11） 翰林院庶吉士章梫；（12）掌河南道监察御史惠铭；（13）京畿道监察御史崇兴、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成昌、掌京畿道监察御史吴钫、京畿道监察御史沈潜（赵启霖代作，见《赵瀞园集》，第6 － 8 页） ；（14）掌浙江道监察御史俨忠、王步瀛，掌云南道监察御史宗室荣凯、蔡曾源；（15）掌江苏道监察御史贵秀、掌安徽道监察御史宗室瑞贤、掌安徽道监察御史叶在琦；（16 度支部福建司郎中闵荷生；（17）陆军部主事吴以成；（18）陆军部主事裘冕群；（19）法部主事王之范；（20）顺天府；（21） 奏调邮传部翰林院庶吉士章梫。

可见，支持者中甚至包括了16位满人官员。这尤其令人费解，因为他们理应知道这三位本是反清志士，为何还会支持将其入祀孔庙？

但回顾之前清廷驳回这三人入祀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是说他们身为胜朝遗民，不仕本朝，且著述中多有“悖逆之处”；二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三人著作各有指摘，瑕疵颇多；三是三人学术驳杂，不尽笃守程朱，不足以承担道统。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支持者仍然采取了和早期提议者类似的策略，逐一加以回应。

（1）关于这三人的遗民身份，支持者(包括了16位满人官员）认为，他们不肯在清廷出仕，恰恰体现了他们忠贞不渝的气节，这是值得敬重的大义，不应该成为阻碍他们进入孔庙的理由。

（2）关于《四库提要》指出的著作瑕疵，法部左侍郎绍昌和右侍郎张仁黼联合提出，评价著作应以《四库提要》为标准，但评价人则应依据《国史儒林传》。他们指出，《儒林传》对三人极为推崇，毫无批评，既然官方传记如此肯定，从祀是合理的；《四库提要》本就是对书籍挑毛病，不能作为否定从祀的依据。

（3）对于三儒学术不纯、不完全遵从程朱的质疑，支持者则从两方面回应：一方面称儒家道统本身宽广，不一定非要同一学派，如陆军部主事裘冕群说三人“具体行为或有差异，但本心并无不同”。

另一方面，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少卿刘若曾联名的说帖就说，王夫之的《正蒙注自序》剖析数千年学术源流分合异同，对于朱子推崇备至；黄宗羲虽然出于阳明之学，但是晚年深造有得，对“良知”学说有了反思，更加注重和遵循“慎独”的修养方法，所著《孟子师说》并不全用阳明的说法，反而称赞朱熹的学问“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意指博大精深、细致入微，并且融汇了百代的学问），可见其倾向；至于顾炎武，则引用《国史儒林传》的话，称其为学“一以朱子为宗”，总之三儒尽属程朱一脉。

尽管朝廷上下对此议论纷纷，意见不一，但最终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据当时人的《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从祀记》所记载:

“(各方奏折呈递后），慈禧遍览各折，意不能决，乃独召询张南皮。南皮坚请断自宸衷，准予从祀，至是议始定。”

看来，慈禧太后在阅览所有意见仍难以决断，于是单独召见张之洞（张南皮）征询看法。张之洞态度坚决，恳请慈禧自行圣裁，批准从祀，此事才最终定案。由此可见，张之洞在最后关头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于是，在正反双方激烈辩论的第二天，朝廷便颁布上谕：

“礼部会奏遵议先儒从祀分别请旨一折，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着从祀文庙。”

其实，以上种种反常行为，只因此时三儒曾经的反清历史早已不是问题，相反正是到了危亡关头而需要表彰名节的时候。

所以礼部在这场风波里，于覆奏中，适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

“(本朝）向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岂有转设文网以绳前朝遗老”？

大意是:我们本朝从来不因语言文字而给人定罪，怎么会反过来设立文字法网来约束前朝的遗老呢？

如若世上有鬼，庄廷钺及庄氏一族一定会在地下怒骂:

“***！”

我们老家河南项城，有个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

我门村跟他老家很近，那边的人都姓袁。

在建国以来，根本没有人敢提。

因为他们的祖坟被砸的砸挖的挖，早就不复存在了。

大家都是只隐隐约约的知道有些关联。

结果近一二十年，好家伙，好多他们的孝子贤孙回来，

还给他修建陵园，还组织各种活动的。

你在建国之出，或者国民党当政时期，你敢想吗？

没啥奇怪的你想想吕留良全集五大本是怎么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