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在金陵的书局刊印船山遗书”，你就大惊小怪，这要是知道——再过十来年，在朝廷上有人要提请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子庙廷，不得吓死吗？
这事儿得从清光绪二年（1876年）说起。当时，礼部左侍郎郭嵩焘第一次上奏，请求将明末大儒王夫之的牌位请进孔庙陪祀（称为“从祀”），但被礼部尚书徐桐拦下，到光绪四年时直接被内阁否决了。
之后的光绪十年，江苏学政陈宝琛又请求让顾炎武和黄宗羲也从祀孔庙。虽然得到了翁同龢、潘祖荫、孙家鼐几位重臣的支持，但礼部还是不同意，翁同龢等人争了几次也没成功。
到了光绪二十年，湖北学政孔祥霖转交了两位书生（王葆心、蒋鑫）的请求，再次提请王夫之从祀。结果次年（光绪二十一年），大学士李鸿章会同礼部商议后，又一次给驳回了。
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御史赵启霖再次正式上奏，同时提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位大儒一并从祀孔庙。
朝廷接到奏折后，按惯例交给礼部审议。礼部于是仿照讨论政务的章程，要求各部衙门提交说帖，详细说明对这三位学者应从祀还是不应从祀的理由和看法。
不久后，各部官员一共提交了26份说帖。没想到，其中主张应将三儒一并从祀者21 件，未置可否者1 件，主驳者4 件。这26 件说帖的原文俱见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3 卷。
认为可以将三儒从祀的21 份说帖的署名分别是:
（1）吏部（吏部尚书陆润庠执笔）；（2）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左侍郎毓朗、右侍郎赵秉钧（民政部右参议吴廷燮起草，署右参议汪荣宝参定）；（3）法部尚书戴鸿慈；（4）法部左侍郎绍昌、右侍郎张仁黼；（5）农工商部（农工商部丞参上行走道员袁思亮执笔） ；（6）总管内务府大臣奎俊、继禄、增崇、庄山，上驷院卿英瑞，武备院卿文煦，奉宸院卿书正；（7）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伊克坦、副都御史陈名侃；（8） 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少卿刘若曾；（9） 内阁中书王崧策；（10） 内阁中书马士杰；（11） 翰林院庶吉士章梫；（12）掌河南道监察御史惠铭；（13）京畿道监察御史崇兴、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成昌、掌京畿道监察御史吴钫、京畿道监察御史沈潜（赵启霖代作，见《赵瀞园集》，第6 － 8 页） ；（14）掌浙江道监察御史俨忠、王步瀛，掌云南道监察御史宗室荣凯、蔡曾源；（15）掌江苏道监察御史贵秀、掌安徽道监察御史宗室瑞贤、掌安徽道监察御史叶在琦；（16 度支部福建司郎中闵荷生；（17）陆军部主事吴以成；（18）陆军部主事裘冕群；（19）法部主事王之范；（20）顺天府；（21） 奏调邮传部翰林院庶吉士章梫。
可见，支持者中甚至包括了16位满人官员。这尤其令人费解，因为他们理应知道这三位本是反清志士，为何还会支持将其入祀孔庙？
但回顾之前清廷驳回这三人入祀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是说他们身为胜朝遗民，不仕本朝，且著述中多有“悖逆之处”；二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三人著作各有指摘，瑕疵颇多；三是三人学术驳杂，不尽笃守程朱，不足以承担道统。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支持者仍然采取了和早期提议者类似的策略，逐一加以回应。
（1）关于这三人的遗民身份，支持者(包括了16位满人官员）认为，他们不肯在清廷出仕，恰恰体现了他们忠贞不渝的气节，这是值得敬重的大义，不应该成为阻碍他们进入孔庙的理由。
（2）关于《四库提要》指出的著作瑕疵，法部左侍郎绍昌和右侍郎张仁黼联合提出，评价著作应以《四库提要》为标准，但评价人则应依据《国史儒林传》。他们指出，《儒林传》对三人极为推崇，毫无批评，既然官方传记如此肯定，从祀是合理的；《四库提要》本就是对书籍挑毛病，不能作为否定从祀的依据。
（3）对于三儒学术不纯、不完全遵从程朱的质疑，支持者则从两方面回应：一方面称儒家道统本身宽广，不一定非要同一学派，如陆军部主事裘冕群说三人“具体行为或有差异，但本心并无不同”。
另一方面，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少卿刘若曾联名的说帖就说，王夫之的《正蒙注自序》剖析数千年学术源流分合异同，对于朱子推崇备至；黄宗羲虽然出于阳明之学，但是晚年深造有得，对“良知”学说有了反思，更加注重和遵循“慎独”的修养方法，所著《孟子师说》并不全用阳明的说法，反而称赞朱熹的学问“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意指博大精深、细致入微，并且融汇了百代的学问），可见其倾向；至于顾炎武，则引用《国史儒林传》的话，称其为学“一以朱子为宗”，总之三儒尽属程朱一脉。
尽管朝廷上下对此议论纷纷，意见不一，但最终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据当时人的《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从祀记》所记载:
“(各方奏折呈递后），慈禧遍览各折，意不能决，乃独召询张南皮。南皮坚请断自宸衷，准予从祀，至是议始定。”
看来，慈禧太后在阅览所有意见仍难以决断，于是单独召见张之洞（张南皮）征询看法。张之洞态度坚决，恳请慈禧自行圣裁，批准从祀，此事才最终定案。由此可见，张之洞在最后关头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于是，在正反双方激烈辩论的第二天，朝廷便颁布上谕：
“礼部会奏遵议先儒从祀分别请旨一折，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着从祀文庙。”
其实，以上种种反常行为，只因此时三儒曾经的反清历史早已不是问题，相反正是到了危亡关头而需要表彰名节的时候。
所以礼部在这场风波里，于覆奏中，适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
“(本朝）向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岂有转设文网以绳前朝遗老”？
大意是:我们本朝从来不因语言文字而给人定罪，怎么会反过来设立文字法网来约束前朝的遗老呢？
如若世上有鬼，庄廷钺及庄氏一族一定会在地下怒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