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个熵增的世界，所有东西，包括人，如果没人维护，最后都趋向混乱。

废弃的厂房，无人的小区，商朝的古都城墙，都随着时间化成残垣断壁。

人一出生就面临东西的陷阱，各种各样的玩具，课本，小孩衣服，长大后的书，这些东西越积越多，最后成为一座无法逾越的东西之山。

所以人要看破，一生有一个旅行包就够了，不拥有任何东西。

书可以图书馆借，衣服穿破丢一件买一件，件数始终不变。始终做到一个旅行包走天下。

还有要往熵减的地方跑，一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方，乱而有序，这是很多人用能量在阻止熵增的发生，店铺多但井然有序。

不能去熵增的地方，破败的街区，人去世后堆积如山的家里布满灰尘，这都是人的能量无法对抗巨大的熵增能量，最后败下阵来，被这股能量所吞噬。

人拥有的东西越多，需要维护的能量就越多，对健康就越不利。

所以人要尽可能不拥有东西（排除内忧），人要往最繁华的地方跑（吸引外能量）。

最繁华的地方能量集中，机会多。

这世界熵增地方99，熵减地方1.

空无一人的海景小区，明显能量不足，整个省甚至只有省会在汲取能量，省会只有一小片地方在汲取能量，比如贵阳的花果园，把整个贵州省的能量都吸了，所以热闹非凡。

说说我家的情况吧，因为我家也是很多书不知道怎么处理。

当年我外公在我们市里当过文化局局长，文革时候期间很多人因为文革原因怕家里的书有反动内容，所以都当废品处理，我外公觉得很可惜，就收了很多。后来我外公去世的时候就留下很多藏书，加起来，应该有上万册，家里亲戚六姊妹包括我妈，没有人愿意收藏和处理这些书，因为起码需要两三个房间来摆放，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收藏，也找不到渠道捐给图书馆，更舍不得当废纸卖掉，毕竟是外公生前遗物，就一直放在老屋。

后来我爷爷去世又留下几千册藏书，情况差不多，我爸这边就两兄弟，大伯家移民澳洲，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这些书。就全权委托我爸处理，结果我爸也对这些书不感兴趣，又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收藏破烂（主要是邮票和旧币）最后全权交给我我来处理。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概念就一口答应了，结果为了搬这几千册书回家，我和我老婆开车来来回回跑了十几二十趟才搬完（其实没有搬完，有一两百斤报纸和杂志还有挂历什么的直接叫收废品的收走了）。

过年，我妈家这边，舅舅大姨他们知道我收藏了几千册书，喜出望外，感觉终于给外公的藏书找到归宿了，好说歹说非要让我务必处理好这些藏书，当场把老屋钥匙给我。

年后，我去老屋看了一下，差点没吓傻。因为老屋在我们贵州铜仁中南门古城这边，老房子比较潮湿，藏书不光比我爷爷家里的多几倍，而且因为是老房子长时间没人收拾，很多书已经发霉生虫，有一柜子书更是被老鼠啃得面目全非，中间还有各种字画和古籍。当天我就带回了一些保存比较好的古籍回家，其他的都没敢动。

后来我们这边古城改造，老屋要拆了，这可要了老命了，舅舅他们三天两头打电话来催我赶紧把书处理好。

我赶紧找了个货车，去老屋那边整理了一整天，把有价值的搬了回来，那些虫蛀书咬的全部卖给收废品的了。

这一搬不要紧，家里客厅，杂物间，书房，儿童间放得满满当当，我老婆说我们家变成了废品收购站了。

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其实这些书看起来很多，但是重复的不少，特别是加上我爷爷留下来的。更是重复得多，因为那个年代我们这边书店卖得书本来种类就不多。所以我当机立断，先整理重复的出来处理掉。

说起轻巧，但是真的一本一本对比，再用干抹布清理积灰和霉菌，那经历我至今难忘。

不过断断续续用几个周末竟然也整理了几千册重复的出来。

看着满屋的旧书，本来想让废品站一次性把这些重复的书收走，让自己解脱。后来想想这些书都收藏了几十年了，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废品。我爷爷和外公他们在天上看见我把他们的藏书当废品处理掉肯定很失望吧，还有我舅舅他们要是知道不得骂死我。

就这样又放了一两个月吧，我老婆估计是实在受不了了，让我务必把杂物间收拾出来，因为杂物间不通风，加上又到了梅雨季节，那些旧书已经又开始发霉了。

没办法，我开始发朋友圈，十元一本处理那种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旧书。结果收效甚微，就三五好友象征性的选购了一些，一个多月时间竟然只处理了不到一百册。后来我还和孩子用露营车拖去街上卖，结果累的要命就卖了不到十册。这年代看书的人是真少啊。特别是我们铜仁这个文化沙漠。

就这样又拖了一两个月，我老婆给我下了最后通牒，杂物间让我务必在一个月内整理出来，不然就让收废品的直接打包带走。没办法，我又尝试了各种渠道，淘宝，闲鱼，孔夫子还有以前的转转，微拍。后来前前后后搞了一年多才把杂物间弄出来。

不得不说，闲鱼效率是最高的，但是也是最不人性的，我搞了两个号，第一个号卖了大半年，本来都累积了三四千粉丝了，几乎每天都能卖几十册书。结果给我号禁言了9999天，理由是我卖的书没有上传条形码，识别为盗版书。太扯了，你一个二手平台，我卖的是八十年代以前的旧书，哪里来的条形码？最扯的是，我去找人工客服上诉也没用，人家一句话，平台就是这样规定的，她也没有办法。结果我那个号一天收到几百条信息，但是因为被禁言，不能回复！太难受了。后来，没办法又申请了个新号。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要感谢闲鱼，给我处理了几千册书。我相信能来主动购买旧书的书友，都是对书有爱的人。这些书虽然散布全国，但是让它们都找到了很好的归宿。

后来我也通过朋友认识了本地图书馆的人，其实人家根本不收这些七八十年代的旧书，因为价值不大，人家拿去也是扔在仓库里。

所以看到这个新闻，我也是有感而发，书就应该去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卖给读它们的人总是比卖给收废品的强吧？

几万斤书如果能让上千人获得知识或者乐趣，比扔家里慢慢腐败好吧？如果书有生命，他们也希望自己被人买走，被人阅读吧？

起初打印的文字是“半价书店”。太俗气了，她晓得一个典故，宁波有个地方官，做了一个大房子，专门用来放书，叫天一阁。后来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还要问他后人借书。她家的四层小楼，也应该算藏书楼，她要让儿子成为一个人物，于是改成——“沈充藏书，全场半价。”

沈充是谁？

应该是歙县的知名文化人物吧？最不济也是小有名气。小张在A4纸面前停住脚步，琢磨这个人是谁。打开百度、小红书，结果显示“查无此人”。

小张研究历史，实习结束转到歙县，寻找徽州历史的余韵，乱逛到这条居民街，白墙黑瓦深处就是33-1号。门轻轻一推就开了，一个穿黑白格子衬衫，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正去前院洗手，招呼他进来买书，又上楼开窗通风，消解暑气。

那是8月的早晨。小张挪到哪个房间，老太太就追到哪个房间。她缺了两颗门牙，说着漏风的话。

儿子沈充，文学素养从小就好，高考五百分，相当于现在的六七百分。大学读中医，是被分配的专业，他不喜欢，在家待了一年，又考上安徽大学的研究生，“做学问的，品德高尚。”

逛到三楼，她拿起一本西洋版画册，是儿子前段时间给她买的书。骄傲感从丰富的肢体动作中溢出。小张的疑问得到解答：沈充，是老太太的儿子，不是哪位文化人物，而是一个酷爱买书的大学老师。十几年前患上抑郁症，一直没有好转，也未成家。今年，离清明还差10天，想不开，自杀离开了人世。

之后四个月，老太太每天跟上班一样，准时到二楼三楼选书。苹果箱，牛奶箱，都用来装书，打包了三四十箱。觉得没用的，用废电线捆起来，一趟趟搬下来，把收废品的叫来，4毛钱一斤卖掉。

品味高的，余下近千册，需要有一个着落——书是儿子的命，不舍得烧不舍得扔，那就把它们摆到书架上，拿来卖。“便宜卖给感兴趣的人，就处理掉了，它也有价值了。”这是她帮儿子办的一件后事。

小张遇到这个故事，写了900字，凌晨1点发布在社交平台。第二天醒来，评论区的叹息辗转了几百条——“读了这么多书，还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

故事在网上传开。博尔赫斯的读者来了，村上春树的读者来了，康德的读者也来了。他们从山东、四川、杭州赶到这里，尝试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残余。

沈充的书架上，29岁女生赵盐看到了一个心思细腻的世界。创意写作、汉姆生文集、古龙文集，还有不少日本小说，她猜不出，他遇到了怎样的困惑？

赵盐做运营工作，信任算法推荐买书，跟游戏、手办一样，为兴趣买单。而她猜测，沈充是根据作家、地域和系列丛书来买书，“这个人爱书成痴”。

赵盐曾被书拯救过。大四毕业，恰逢母亲出事，她每晚辗转反侧，睡不着，有一种没有人能够帮我的无助。男朋友给了她一本《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像书里的主角一样，给予了她一个很小的帮助，治愈了她。“他肯定比我读书多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赵盐困惑了，“读书真的能治愈人吗？”

男生黄仁也有好多问题。二楼卧室的沉木衣柜上，第一本就是石田衣良的《孤独小说家》，首页的简介一句话，“十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就让他永远燃烧吧！”黄仁拿起这本书，想沈充在什么时候也曾翻阅过它，他是一个孤独小说家吗？

他问老太太，沈充从中医转向文学创作，是否也是人生困顿时的一种求索？他那时面对了怎样的问题？在十几年抑郁的生活里，读书是否是一个精神出口？但问了一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他只感受到，“老太太想尽快把书卖掉，把房子卖掉，结束这一切”。

处理掉，处理掉，处理掉

来买书的人，都对老太太印象深刻。她叫程玉蓉，77岁，声音洪亮，头发灰白。年轻的读者来了，她追着爬上爬下，随手推荐——这是儿子给我买的《陈香梅文集》，这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搭配周汝昌的才好看。说着话锋一转，“人不能读太多书，不能太聪明，否则就是书呆子。”

哪些书该卖、哪些书该留，她有自己的考量。

首先是中医类，儿子读了5年，说不干了，要考研究生，不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吗？都改行了，书也没用了，处理掉；

计算机类的，天天都在进步，每一家都有几个计算机，农民种田都有机器人，早就淘汰了，处理掉；

爱情类的，儿子小时候爱看，不懂它的价值，三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三四角恋，品味很低，处理掉；

心理学，看多了才会心理不健康，给哪个看？叫人家跟儿子一样自杀？现在打个喷嚏都是心理学，处理掉。

都是读书害了他。程玉蓉对书有一番见解：花花草草的书，美学的书，叫人心情愉快，理论的书就不行了，钻死脑筋，把大脑搞坏了。偏偏儿子最爱看理论书，“罪魁祸首，一个哲学，一个心理学。”

8月中旬，我来到十字街深处的33-1号，二楼三楼像被掏空的寄居壳，该扔的、该送的，都扔掉送掉了。一楼留着数不清的杯子、层层叠叠的月饼盒子、五颜六色的毛巾、一座沙发、一台能AI对话的电视。

程玉蓉还是那身棉质黑白格子衫，一双布鞋，两只手撑在八仙桌上，等年轻人过来结账，调侃自己“从读书人变成了生意人”。

她的确有丢掉一切的紧迫感，最主要是两样：值钱的东西扔掉，是怕亲戚争起来；儿子的东西扔掉，是怕街坊说闲话。

什么闲话？无非讲儿子是个跛着脚的孔乙己，读书读傻了的文人，“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她辩解说，好歹比孔乙己聪明一点，没到偷书的地步，还买得起书。小卖部又传出闲话，讲他啃老买书。

因此，处理遗物的时候，那些“秘密”她也都处理掉了——儿子高等数学的练习簿，撕到只剩下封皮；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教师素质等笔记，她撕下来，扔到垃圾桶里。

故事一开讲，她就停不下来了——儿子是研究生，大学老师。老头子是音乐教授。她20岁在农业中学教书，恢复高考不久，东南大学建筑专业招生，只考两样，美术和数学，她一下就考上了。后来在一家汽车厂，做工程师。

家里住的四层小楼，是程玉蓉的哥哥设计的。徽州民居墙高，光线照不进屋子，但这房子采光通透，中央旋转楼梯是难得的时髦。没想到一场雨，马上露出窘迫，雨从旋转楼梯四面漏下来，一个个脸盆摆满厨房，地下室和玄关的交接口，用来接水。

程玉蓉耳背，等雨珠砸到面前，才知道下雨了。不过耳背是个好使的病，街坊在背后讲程玉蓉，没讲到她面前，都装听不见。

她是苦的，但也没办法

13年前，沈充在合肥工作期间发病，哭到满地打滚，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程玉蓉把他带回小楼照顾。

每天六七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头钻进被窝里，代表昨晚看书，开夜车了。烧饭麻烦死了，吃不了多少，还要去农贸市场买菜、买酱油。好不容易烧好，儿子有病，“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没吃几口全倒掉。

索性去店里吃，酸菜鱼、麻辣烫、肉酱米线，他爱吃什么就买什么。要洗澡了，她带他去公共浴室，15块钱一张票。

五六年前，沈充第一次割腕自杀，刀掉到地上，闹出好大动静。没多久，又跳了一次楼，遮阳棚救了他的命，代价是右脚跛了。之后，程玉蓉跟儿子交换了楼层，儿子从三楼搬到二楼，她开始天天锻炼，爬三楼。

十字街上，多了一个每晚9点跛脚出门的“怪人”。不到1米7，一脸络腮胡，抽中等皖烟。和七十多的母亲走在路上，还是手挽着手。他再没工作过，收入全靠程玉蓉的退休金。

三年前，街后面的方红梅给沈充办了低保，跑了十几趟。程玉蓉怕欠人情，方红梅替她办事，她就送点巧克力、小蛋糕、腐乳酱。街坊背后怎么讲她，也让方红梅一并讲。

方红梅去她家看过，屋子里冰箱、空调，现代化的家具全没有，程玉蓉不锄地不煮饭，做点家务就是烧开水。节省倒是节省的，用煤炉烧水，省电，一个月50块钱电费。天天去公共厕所洗拖把、洗衣服，省水费。

衣服不买了，皮鞋变布鞋。夏天就买4件15块钱的黑白格子衬衫，换着穿。墙皮有几处剥落了，一场雨就能打下来。她没时间管，要伺候儿子。是个“落魄大小姐”，方红梅形容程玉蓉。她原是书香门第，文革后家道中落，后来考上大学，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但生活上的事，没有心思。

门牙是40岁磕坏的，肠胃是四五年前不好的，痛风是丈夫爱吃红烧肉造成的。出门吃午饭，把没吃的豆干、狮子头打包回来煮稀饭，但不吃肥肉，肥肉要吐掉的。十字街上的人，通常对她避而远之，“身上一年四季都能闻见风油精味，水果挨个捏一遍，也不买。”

只有路过方红梅家，程玉蓉会进去聊天，翻来覆去讲，想让儿子回去教书。但关于沈充的学历，有时说是研究生，有时变成博士，这些颠三倒四的话，方红梅听多了，就当左耳进右耳出。

沈充最后5年，在二楼北屋度过。中央一张席梦思，四周五个书架围着，床两边，衣柜上摆满了书，书桌上一台电脑，一个路由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窗帘一天到晚拉着。他关在屋子里看书、上网、写文章。写的是“家里的事和外面的事结合起来”的纪实文学，程玉蓉说。倒是很有规律，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锻炼时间。写文章累了，马上下来换鞋子，到外头去锻炼。

就是“好吃懒做”，剥豆子绝对不剥，一顿饭多少钱绝对不问。有天儿子好不容易关心起她，问她一天到晚在干什么？——“老娘一天24小时为生存而奔波。”程玉蓉提起这些，就没好气。

家里没人帮得上忙。她喜欢音乐，唱美声，像意大利的《茶花女》。但为了生存，一路搞古建筑调查，画图纸，画房子。她是苦的，但也没办法。

丈夫是她的第一个知音，歙县二中的音乐老师。她练《白毛女》，外人都赞弹得好，只有老头子批评她，弹错了一个附点音符，等于丢了半个音，你今天不要吃饭了——能听出半个音的人才叫知音，她爱和有文化的人来往。

在她的讲述中，老头子去世后，有个南京的书法家，给她写信，赞她字写得好，两人谈起恋爱。但没多久儿子病了，没了往来。儿子也算是程玉蓉半个知音——“我的工作他赞赏，音乐他也能评价，他的书、工作我也赞赏。”但她又不想做儿子的知音，“我要像他那样，也要自杀了。”

“天才儿子”的另一面

现实中的沈充有许多烦恼，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承受着父母的压力、也找不到能交流的人。两个昔日的朋友知道一些。

方明嘉现在开了一家酸菜鱼馆，张远在杭州做服装生意，和沈充近20年没联系了。在他们的描述里，沈充是一个随着时代沉浮，抑郁不得志的年轻人——他喜欢村上春树，关注的就是日本经济泡沫后，年轻人迷失在到底寻求物质还是精神的矛盾中。

2000年，计算机培训班火热，方明嘉高考结束，学电脑，租住在沈充隔壁。沈充那时大学毕业，和父母住在县中宿舍，处于就业过渡期，白天睡到10点才起床。家里一天到晚，响起他父亲弹钢琴的声音。沈充经常晚上找方明嘉，聊社会现象，给他推荐书，看他没兴趣，就转聊当前的经济形势。

起码有大半年，沈充闲在家里，父子俩经常吵架，父母想让他找专业对口的工作——从事中医，但沈充不想，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下岗潮刚过，去企业也有风险，他看到计算机的风口，但父亲不同意新潮的东西。

2008年，沈充在合肥一家民办院校做招生办老师，招生竞争激烈，要抢那些考不上公立大学、但想继续读书的高中生。这份工作类似销售，要经常去黄山、祁门、黟县的高中出差，收入靠业绩。

张远高中毕业，被沈充看中做兼职。在张远的记忆中，沈充非常在意工作，他不喜欢去KTV喝酒唱歌，但请学生吃饭，他一定会去。他也有抢人的方法，一到高中，找那些吃得开的“混子”——考不上大学，但有人际关系，拿下他，再让他推荐人。

“拿下”的方法就是砸钱喝酒唱歌，有次在一个学生身上花了三四千，张远说，结果学生被新东方挖走了。尽管努力，他的工资还是在中等水平。沈充抽烟很凶，一天两包。有次张远问他，33岁了成家了没？沈充答没有，“工资只能养活自己，怎么养家？”

他钻研心理学，会给张远推荐书，让他去学习怎么分析一个人的微表情，判断人的心理。那时候，张远就觉得沈充疑心病很重了，建议他看心理医生。沈充充满自负，“心理医生还要请教我。”

人生最后几年，沈充想写的不是母亲所讲的纪实文学，而是时下流行的仙侠网文。他电脑上，留有25个写作指导文档：《基本仙侠玄幻小说的套路》《网文爽点汇总》《写网文想要提高写作水平》，都在其中。

今年3月25日，他看上去一切如常。向母亲报告，自己在公园转了5圈，还碰到2个老师。他中午没有吃饭，程玉蓉给他20块钱，本打算让他吃个大饼再回来，但他累了，20块钱原封不动还给她。她让他吃了两个清明粿，再洗脸洗脚就上床了。

要说唯一的反常，是程玉蓉自己。晚上7点，她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莫名其妙拉肚子，身体虚弱，早早就上床，一夜睡到天亮。早上下到二楼，照例看儿子，看到窗台放了一根拆了一半没吃的巧克力，以为儿子已经起来了。照例到厨房烧开水，看到儿子在后院，已经倒在地上。

葬礼没有办，程玉蓉只请了几个帮忙送上山埋葬的师傅吃饭，前前后后还是外甥女掏的钱。

在外甥女的视角里，沈充属于和社会脱节的人。她记得，中医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医院的工作，但不愿意去做，“因为他日夜颠倒，上午都在睡觉，没办法八点上班。”他没有考研究生，更确切的说法是，他是安徽大学的旁听生，也没有当过大学老师，只在那个民办院校工作过几年。

褪去了“天才”滤镜的沈充，对外甥女而言，是一个不会操作微信、支付宝的“麻烦”。和他妈妈两个人，就沉浸在那个小世界里。

作为知识分子被留下，作为病人被忘掉

为了寻找沈充藏书的故事，二手书商曹严从山东济宁坐3个小时高铁过来。在阁楼上待了三个小时，三四十只纸箱堆在三楼，开着窗，淋着雨。墙面脱落了，书上一层层灰，他把它抹掉。“箱子的命运，书的命运，跟人的命运很像。”曹严感慨。

在沈充床头，他发现一本《生命将尽》，磨损严重，一定翻了很多遍。邓晓芒、杨祖陶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里，有一张书票，2002年，安徽图书城买的。这是读书人的习惯，把原始购买凭证夹在书里，过了20年，字迹依旧清晰。

“这个人是极少朋友的一个人，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大把的时间跟自己相处。13年来，他一个人面对书，生活里只有书了，没有别的东西。”曹严说的也是他自己，他原本是编外历史老师，工资太低，辞职出来经营一家二手书店，生活就是到处淘书。

这番猜想，得到了程玉蓉的认可。她希望沈充作为知识分子的叙事被保留。逢人就讲，儿子喜欢日本作家，尤其是一个叫村上春树的。逻辑学、心理学、宗教学最喜欢。《鬼谷子》的书，每个作者写的不一样，他收集了十几套。

写网文的晓雯来到这里，看到沈充买了很多写作指导、编剧心理的书，笃定他一定非常非常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这个观点也得到程玉蓉的认可。她觉得这些大学生，和街上的人不一样。

一楼的凳子上坐过很多大学生，他们倾诉自己的苦楚，“博物馆需要70多岁看门的，需要80多岁扫地的，就是不要旅游管理出来的大学生。”她喜欢和他们交谈，割舍不掉那个凭借学历抵达的文化圈层。

儿时，母亲就鼓励她看书，否则长大就是废料。有了沈充后，她和丈夫也是一样，只关心儿子读不读书，喜欢读书，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后来也是这书，要了沈充的命。她尝试过，用书去安慰儿子。但讲到托尔斯泰，她暗示托尔斯泰老年得了忧郁症，海明威，开枪把自己打死，几句就把天聊死了。《蝴蝶梦》，讲婚外情的，宝贝儿子买来干啥？她送给了别人，后来发现儿子又买了两本一模一样的——说明他心里有疙瘩，生气了。从此她不多问他的事。

三楼行军床上一本《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有一句用黑笔画了线：潜意识里的牢房，有令我们心灵窒息的迂腐气味，扼杀了我们生的喜悦。沈充批注：诚哉斯言。

“这句话讲到他心里去了。这就是他性格的潜意识——悲观，对前途悲观失望。”她在沙发边，忙着烧开水的脚步停下，跟我聊天，“我也不理解，也没工夫看。人家是瞎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况，都要自杀，这个世界就没有人了。”

儿子去世后，她照常过日子，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洗衣服，晾衣服，下午四五点去锻炼。街坊邻居见了她，都讲她心态蛮好。就是瘦了30斤，衣衫显得伶仃，佝偻的背更凸显了。

自清明节开始，她每天睡完午觉，就到后院点火，先烧信件、烧纪念品——儿子在合肥念书，每次给她写信，给老头子写信，目的只有一个，要钱。理由五花八门，今天打车花了20块，明天招待客人几十块，信都保存在电视机底下的抽屉里。

她现在才知道，实际都拿来买书。反正也理解不了，索性通通忘掉。

儿子喜欢的古里古怪的东西，她也不留情面。塔罗牌和明信片，送给一位上海程序员；装塔罗牌的布包，意大利的，送给大学生；印有塔罗图案的天鹅绒桌布，从国外带回来的小方巾，送给一个体制内的读者。不过，有几样东西没有扔掉。

儿子照片，她挑了一张：20多岁，找到工作了，找表姐玩了一趟，留下在苏州水巷的一张单人照。他不舍得旅游，钱要留着买书，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拿着白色鸭舌帽，靠在河边的栏杆上，眉毛压得低低的，她点评，“像个女孩子。”

还有一张书签，背面沈充写了一首诗：匆匆太匆匆，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窗外翦翦风。

为什么没扔掉？皖南习俗，母亲还在世，儿子不能有遗像，这是未完成之事，她记挂下来。留一张照片，等她死后，给儿子做遗像。

书签要烧给儿子，他的毛病就出在第三句话——心有千千结。她讲儿子是“现代男版林黛玉”，性格像个女孩子，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最后肺结核而死，不也是想太多？

“他的心结是什么？”我问。

“很多。达不到他的要求。首先，找女朋友没有找好，他找不到一个贾宝玉。工作方面，他喜欢的工作，没有去干，他爱好哲学、心理学，去当计算机老师。这点跟我一样，但我性格开朗，我无所谓，他硬是要那个单位，那怎么行呢？这个没有办法的。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她一口气说了很多，没有停顿。

离开十字街

一个买书回去的女生，觉得自己带走了沈充的一部分。她把书晒在阳台上，想象他是一个消瘦的青年，“他本来是一个人，灵魂变成了很多的碎片。”

9月，最初偶遇这个故事的小张也开学了，他带着沈充的特雷弗小说集上了火车。在书里，他发现了一张书签，又想起了程玉蓉。他不知道，这些书对她来说，究竟是值得纪念的回忆，还是痛苦的证明。

十字街33-1号，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少，从紧密排布到一本本摊开。《孤独散步者的遐思》被一个35岁公务员女孩选走，《陈香梅文集》被30岁的教师带走了。

房子里的东西也在变少。沈充在餐馆收集的10个调羹，被程玉蓉送掉。单位发的牛奶，也一箱一箱送掉，毛巾也送掉。一架电子钢琴，南京买的，便宜卖给收破烂的。立式电风扇，她问方红梅要不要。方红梅不想要，厚厚一层灰，买来没洗过，也扔给收破烂的。就一样不送，花露水肥皂粉，程玉蓉要搞卫生。

她照常上四楼晾衣服，但有时，看看儿子跳下去的位置，就没心情给栀子花浇水了——前院养了菊花和栀子花，她特地挑一盆放在四楼，装点屋顶。花死了之后，四楼更显寂寥。前院两颗粽叶树，养了20年，叶子探进了一楼窗户，遮住了阳光。她找方红梅帮忙挪到垃圾桶，“养花养草养树，把儿子都养死了。”

青石老街食堂，小高米线，麻辣烫，她一个人去儿子吃过的餐馆。有次她开拓了一家新馄饨店，结果越吃越不好吃，“怎么能用工业肉酱来招待我？”后来再去别处吃饭，路过馄饨店，把用过的餐巾纸装在纸杯里扔在店门口，是她的惩罚。

小楼当年初建，程玉蓉的丈夫去看房，摔了一跤，随后去世，传出不吉利的风声，大家跟她家就不太来往了。儿子去世后，风声更是得到了“印证”。等卖完书，她计划要重新拿起笔，接一些工程设计的单子，把房子卖了，去上海、香港找朋友，或者住到南京，离开十字街，“图一个愉快的晚年。”

这一次大费周章处理遗物，也是在处理自己的后事。卖书的钱，一分不留，先还儿子住院欠的债，2万6。再办追思会，同学都50多了，太远了不行，爬山也不灵，地点就定附近的山庄，还要请雕塑师，给儿子塑一个像。

“如果买书的人下次再开，发现撬不动锁，等于是我死掉了。我的后事从简，不要造一个坟墓，造个坟墓干什么？又没有儿子女儿来祭拜，草地上一撒就是了。”程玉蓉说。

她唯一留给自己的是一张信纸，沈充的字迹——“或许因为音乐和建筑分别是我父母喜欢的专业，而他恰恰又是那样一个优秀的人，合璧的人，几乎是完美的人，我才会钦佩他。”

这封信写给谁，不知道，里面的“他”是谁，也不知道。但几百封儿子留下的信，写的都是家务事和学校的事，只有这封提到了父母。只言片语中，她看到了自己被认可，“对我们俩评价很高的”，准备留下这一封，以后烧给自己。

儿子去世10来天，清明节，一大早她在后院洗衣服，两只喜鹊飞到家来，一只雄的，带来一只雌的。在厨房里飞了半小时，找不到窝又飞走了。她说，是儿子回来看她了。再过半个月，又来了两只小喜鹊，“那肯定是儿子生的”。

来买书的人走进屋子，程玉蓉讲起儿子的故事，一遍又一遍——

几个月就能讲话，两岁就把雷锋叔叔的故事全部背下来。4岁就写书，一天写一章，写出几百章《小白兔历险记》，没有一个错别字，由合肥出版社出版童话小说。

3岁读幼儿园，5岁读一年级。14岁读高一，不上学，在家打乒乓球，看小说，下棋。农村孩子爬树，他是不爬的，太野蛮。不去上课也没关系，明天考试了，前一天晚上突击复习，第二天照样考第一。老师也拿他没办法。

文章写得好到老师不用修改一个字，参加美国奥林匹克比赛，拿生物和化学两个一等奖，黄山市表彰他“天才儿童”。

都是女孩子来追他，夏天买两个冰淇淋，也要给他一个，每次到家里来找他的女孩子都不一样，证明他受欢迎。她担心儿子谈恋爱，不读书了，老头子制止她，不会有事的，果然儿子只喜欢读书。他年纪最小，分数最高，是不是个天才了？

这个版本的儿子，是程玉蓉的骄傲。他有更美好的前程。

（除程玉蓉、沈充外，均为化名。）

来源：搜狐《极昼》

有提到熵增的，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的终极真理，估计这个本家不知道。

人生，就是对抗熵增的过程，但终究最后对抗不了，灰飞烟灭，土崩瓦解。

但是对抗的过程中，留下了什么，才是人最该追求的。

普通人留下血脉，极小比例载入史册。

而载入史册的又分两类，一类遗臭万年，一类传颂千年。

这篇母亲将儿子去世后藏书贩卖的报道，我看了很久。
心里堵，却说不清楚。

他叫沈充，五十岁，读了一辈子书，最后选择离开。
留下满屋的书，堆在橱柜、床上、浴缸里。三万多斤，像一座沉默的山，压在他77岁母亲的余生里。

她处理遗物，干脆得近乎决绝。
刮胡刀、大衣、相机，值钱的手表也扔到街角。
她说：“我都这个年纪了，吃穿住行，都要随着心情来。”
可那些书，她犹豫了。

那是儿子用她的退休金买的，是他抑郁十几年里，唯一的精神寄托。
她曾怪书害了他，“哲学、心理学，钻死脑筋，把大脑搞坏了”。
可她也清楚，那是他活过的证据。

最后，她还是决定半价卖掉。
打印店老板问店名怎么写，她没写“半价书店”，而是郑重地写下——“沈充藏书”。
她要让儿子成为一个人物，哪怕只是在一张A4纸上。

后来，很多人来看书。
有年轻人从外地赶来，在书架前驻足，猜这个叫沈充的人，经历过怎样的孤独。
有人翻烂了他常读的《生命将尽》，有人带走了他批注的《孤独小说家》。
书被一本本带走，就像他灵魂的碎片，悄悄散进别人的生活。

有人问母亲，为什么不留下这些书？
她说：“卖掉了，它们就有了新的价值。”
她也说：“活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我们办葬礼、烧纸、立碑、追思……
说到底，都不是为了离开的人，而是为了还在的人能继续走下去。
那些仪式，是生者给自己的安慰，是漫长遗忘路上的一次次停顿。

她是明白的。
瘦了三十斤，背佝偻着，却依旧每天早起，烧水、洗衣、卖书。
她打算卖完书，就把房子也卖了，去上海、香港或南京，“图一个愉快的晚年”。
甚至连自己的后事也想好了：骨灰撒在草地上，不立碑，因为不会再有人来祭拜。

有人觉得她冷静得近乎薄情。
我却觉得，这不是冷漠，是彻悟。
真正的告别，不是哭到崩溃，而是平静地收拾他留下的世界，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

遗忘，也许不是背叛，而是生命自愈的方式。
当一个人不再被记得，他才真正离开。
而活着的人，能轻装前行，才算对得起这仅此一次的人生。

沈充的书，如今散落在无数陌生人的书架里。
会被翻开，也会蒙尘。但都已与他无关，也与母亲无关了。

就像她说的那句：“处理掉，处理掉，处理掉。”
不是无情，是她要活下去的决心。

小时候我不懂，后来看了那个寻梦环游记？

死亡不是什么什么，遗忘才是

外公挂了几年外婆的画像，后来我妈也给收起来了，免得外公睹物思人。

我想这些东西穿在亲戚们身上，她们在农村劳作，村口嗑瓜子聊天的时候。可能这世上记得她的人多一些吧

儿子患抑郁症十几年了，或许和读书有关，或许和读书无关；有或许更可能的猜测，自己读书终究无法疗愈他的抑郁症。但老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七旬丧子，又何必去探求真实原因。

逝者的一生大概是痛苦而无助的。根据报道，他本科被调剂去了丝毫不感兴趣的中医专业。毕业后又考了研究生，但毕业后终究没做上学术工作，而是去一所民办大学做了招生。

和不少网友相比，我对销售类的工作评价不低。我在知乎写过好几次，生产里充盈的今天，把东西卖出去远比把东西造出来重要。但稍有理想的人，如果对自己推销的产品没有半分认同，工作大概是痛苦的。猜测他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自己工作的民办大学是值得念的。

逝者也想过得赚点钱，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爱读书的人一般也爱写点东西，他想过写网络小说赚钱，也买了好几本网络小说创作方面的书籍，但终究没写出什么名声。读博尔赫斯、村上春树和康德，对写网络小说应该是没什么帮助的。

人生本就充满偶然，去探讨逝者做对什么，做错什么，毫无意义。只希望老人能平安地度过余下的儿子。如果经济又困难，希望当地民政部门能多帮助。

至于后半问“亲人离世后的遗物你会选择怎样处理？”，我还是相信“人死如灯灭”的。用不上的处理掉，自己也有兴趣的书留几本。相片就不从相册里抽出来了，整理时太伤心。正本相册放在柜子里，偶尔翻出来，叹口气，还是要向前看。

博尔赫斯+村上春树+康德=“抑郁症”。

那些爱书的人都被书耽误了。除非他就在象牙塔可以靠那个挣钱。（哦原来他儿子是大学老师啊，那没事了。怪不得能买那么多实体书。然后她是有选择的卖啊！又不是无脑卖。）

还是电子书好。一亿本也不占一本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