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捷事件，绝大部分人还是被各种媒体的话术引诱到了偏途，关注了才菜品质量上面，而真正需要关注地点其实被刻意隐藏了。

简单地说，收餐费18元，中标价5元。

如果绿捷就是收到18元甚至更多，而提供这种垃圾菜品，那绝对要被一棍子打死永无翻身之地，但是中报价又如何解释？

但是……如果绿捷只收到5元一餐，那对于这个价钱，菜品质量我反而觉得尚可，可以参考西贝和萨莉亚的讨论。

绿捷收5元，学生就应该付5元，但是实际上是付了18，于是乎，中间13元到哪里去了？

学校的利润？（学校不应该有利润），主管教育部门的利润？（政府机构都是拨款的，更不应该有利润）

所以结论只有一个：刻意被上层隐瞒的一个中间商，将这13元变成了利润，然后进行了不为人知的利益输送。

我以前读书那会儿，小学校长名字叫吴子健，市人大代表，这小老头强势自负，觉得自己很牛逼，总喜欢在早操或者开学典礼是讲超级长的演讲，学生们编歌曲嘲讽他

但这老头有一点做的真的很棒，他顶住压力不让集中配送的午饭进学校，午饭必须是自己学校食堂做出来的，所以说，小学那会儿，我可是非常爱吃我们学校午饭的，现做的真好吃

后来吴子健退休了，来了个新的校长，名字叫啥就不说了，远不如吴子健那么有担当，我们也吃上了统一配送的午饭，真难吃啊

后来我考上了高中，午餐质量提升了，当时校长叫郭兆年，一个和蔼慈祥一身正气的阿姨，她也对学生午饭很上心，我记得很清楚，郭校长怕我们吃不饱饭，当时可以添饭和添荤菜，据说添的费用是学校自己出的钱

说了那么多，就想说，老一批教育者，是真的很不错，很为学生着想，怕学生吃的不好，真的对自己的学生心存爱意的，小时候不懂事，工作多年回过来看看，只有致敬

鸿蒙人虽然来自于安卓人，但并不把安卓人当人，而且也觉得自己和安卓人是不一样的，但又硬要说自己兼容安卓，为安卓人服务

昨天小red书上看到一个家长吐槽因为孩子吃不下学校的ab餐，又怕孩子饿肚子，所以让孩子偷偷带了水果去学校。结果被其他孩子看到了，其他孩子想吃没吃到，立马扭头和老师举报了。老师随后和家长说让孩子以后别带了，影响不好，还会被其他孩子孤立。

就，每个角色都挺魔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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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去小red书搜搜关键词，类似帖子蛮多的。

学生不吃，家长不安；学生吃了，老师不安；老师不说，其他学生不安；老师说了，家长和学生都不安。什么时候我们也开始全员不安です了，当日本人在整是伐。

不过我也看到有家长不直接开口问，"既然这件事上你老师做不了主也难做人，那我也不为难你"，扭头去医院开个反胃酸或者过敏体质证明，然后中午给孩子送饭在车上吃，住得近就小电驴接回家吃。这种做法站在多数孩子角度来说肯定是好事，摆脱了吃垃圾的生活嘛，肯定是开心的，起码未来得胃病风险也小了。

大多家长的诉求不是要换了绿捷黄捷红捷什么的，而是要把“在哪里吃饭”这件事的选择权交还给学生和家长，不是一刀切地逼着吃食堂。我们小时候中午回家用“今日说法”下饭的日子现在孩子是过不上咯。

但这事儿也有特殊情况。观察评论区发现有些父母对于自己孩子吃预制菜内心是没多大意见的， (比如下面图一中这位佩服别人送饭的家长)，还有的心知肚明家里老大的胃病就是这么来的，还能再生个二胎出来接着吃(比如下面图二这位遇到毒舌网友的家长)。更有甚者的立场是“我没时间做饭，更没时间送饭，原本大家一起蹬共享单车也无所谓。万一有人真开路虎了，那我可就不干了”。

图一：

图二：

应该有很多同龄的上海学子吃过这些吧

这就是计划经济吧？放开学校的大门 试试市场经济

新上海人吧，老上海人早都吃麻了

学校门口一碗葱油拌面我都能吃感动了

就知道这学校的饭有多难吃了

老师的饭学校食堂做，学生的饭找企业配送

还一定要在学校吃

这里面没有利益输送，我直播吃屎

什么虫子那是正常的，蟑螂碎片都不知道收集到多少片了

也就是大学吃好点了，毕竟大学能随时出去吃了

十几块钱，真不如塞包饼干喝牛奶

何况就仅仅从概率的角度来看，让学生自己点外卖的安全性也比一个学校的人吃一家配送公司的饭安全

唯独在上海这个地方，绿捷这么大的校园餐饮问题，人人讲究体面、流程、制度的地方，家长们一遍遍在微信群里找班主任，班主任一遍遍复读官方模版套话，

来回来去三四个回合，这件事就过去了，家长憋了一肚子火，然后让爷爷奶奶天天送饭，息事宁人。

结果就是十几年来不整改，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也是很多人遇到事了第一时间选择发抖音而不是走正常流程的原因

光论基础教育这块大陆的高地反而是北平，北平官多，基本上好学校里面很容易见到关系户和红N代，所以老爷们也不敢拿自己孩子开玩笑，至少北平市区区重点以上学校条件都不太差，而且中原省份的各市教育局总巴不得能出几个衡水式学校给自己加政绩，但北平涌现出的那一批衡水式学校反而被当地区教育局拼命打压，保住了传统名校主导地位，让10年代衡水热没吹到北平，如果抛开大陆学校的共性问题（丑校服，爹味校长，各种形式主义活动之类），基本上北平这种权力中心地带算上学体验相对较好的城市了，而上海这种钱多权少的地方基本上以后环境只会越来越糟，甚至可以说整个南方包括香港应该都差不多，唯一能好一点的地方大概是深圳。

很多非江浙沪的知友可能意识不到，这不仅仅是垄断的问题，更是长三角特有的校情导致的。长三角地区的中小学，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午餐很难吃、菜单不灵活（全校乃至全地区统一套餐，不能自选搭配）是非常广泛的现象，我上学的时候午餐也很难吃（比上海稍微强一点，上海居然以AB餐制度为荣，以前我们初中都是ABC餐）长三角中产的孩子真没有贵州山区吃得好

长三角地区——不只是上海——很多学校有个很特殊的规矩：禁止外餐。准确地说，这条规矩其实是：禁止学校在校期间和外界有任何线上或线下接触

在长三角的某些地区，惯例是：学生进校以后，没有特殊情况只能在放学后才能离开学校，大课间、午休、晚休时间都禁止外出。不仅不允许学生私自离校，家长接回家午休原则上也是不行的，除非处于病愈休养等特殊状态下，家长才能把学生接回家午休。学生在校期间不得携带任何电子设备，有些学校连电话手表都要没收。要联系家长都只能通过班主任，点外卖之类的事情就不用想了（当然，很多同学会偷偷带，特别是到了高中以后，据说三分之二的住校生都会在寝室里藏手机和iPad）

我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意识到这是很反常的，大学以后才发现，原来不是所有地方的学校都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大陆，教育部规定原则上不允许中小学学生在校携带手机，所以不准带手机的规定在国内中小学是都存在的，但强制在校用餐、午休晚休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存在的规范。在有些地方甚至是反过来的：很多小学、初中根本没有食堂，家长都在呼吁学校设立食堂。例如在深圳，我看到19年有一份相关通告，似乎那时候才开始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中午在校供餐午休，在那以前很多学校甚至不提供午餐。在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地区也存在对是否应该允许学生订外卖、在校携带手机的争论

全台高中職對是否准許學生訂外食作法不一，多數學校依然禁止，或採有條件開放。學生團體表示，儘管教育部訂有「高級中等學校校園開放外食訂購各面向建議」，但缺乏明確規範和保障，呼籲教育部應提升至法規等級，且應有學生參與機制，並建立安心店家名單。

「災難發生時，手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掌管教育的文部科學省大臣柴山昌彥在內閣會議時主張，手機禁令應該放寬。《朝日新聞》7月報導，文部科學省已經通知全國各縣市教育委員會，允許國中學生在一定的規定下帶手機到學校。未來也將由學生、監護人及學校三方共同討論、協議手機使用的自我管理條約，包括：何時用、如何用、怎麼限制接觸未成年不宜的網站等等。至於小學生的手機禁令仍將繼續維持。
《日本時報》指出，如今手機使用普及，加上2024年日本將在小學全面導入電子教科書，「有條件帶手機上學」是必然趨勢。目前共識為：學生攜帶手機需由家長簽寫同意書，並在進校園後統一放入置物櫃，只限於上下學通勤時使用。
日本還有一派「擁抱3C智慧裝置」的學校，鼓勵老師使用手機授課。
神奈川縣一所高中完全開放攜帶手機，甚至將手機視為教學工具。學校捨棄厚重的紙本教科書，將教材電子化整合為APP，老師上課時請學生「翻開課本」，教室裡學生紛紛「滑手機」查閱，如果忘了帶手機還可以跟老師借平板電腦。贊成的家長認為這是走在教育改革的時代尖端，反對的家長則擔心長時間使用手機造成智力、視力退化，以及中學生因為網際網路衍生的霸凌問題。

禁止学生外出和食堂质量差却得不到改进之间是有很直接的关联的：1.在不禁止外餐或订餐的学校，如果学校食堂质量很差，学生根本不会选择在校用餐，食堂可以在学校端实现垄断，但它无法在学生端实现垄断，竞争的压力迫使食堂提高学生用餐标准、降低用餐价格；2.在那些在校期间全封闭管理的学校，家长很难知道学生究竟在吃什么样的午餐，可能学生会和家长吐槽学校午餐难吃，但因为学生没法拍照拍下来给家长看，家长说不定认为这是子女要求太多，因此置之不理

像绿捷这样的供餐企业，是双重垄断：一方面它通过统一招标/集中采购、围标、内定等手段长期垄断着上海500多所学校的午餐供应，连光明这样又红又专并且与上海有着半个多世纪羁绊的企业都无法与它竞争；另一方面，在上海推行统一在校吃午餐的改革的后，学生只能在校用餐，没有替代选择，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对绿捷这样的企业来说，学校午餐好不好吃根本不重要

更何况，也不是所有家长都在乎学生吃得好不好。刻板印象里的“中国式家长”对子女抱怨学校食堂难吃的回应，不会是向老师、有关部门反映这一情况，而是教育子女“粮食来之不易，要珍惜”“我们小时候条件比你艰苦得多，能吃得那么好你就感恩吧”“学校里学习是最重要的，饭能吃就行”“你整天抱怨这，抱怨那，就是不见你用功学习”。这样的家长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数量不会少。他们巴不得学校把自己的子女“管”起来。之前深圳推行在校午餐午休的改革，就有家长表示“孩子在家午休睡太多了”“统一午餐味道好”“在学校可以避免孩子看电视”

1.非常好！孩子之前在午托，中午睡太多了，晚上老是很晚才睡得着，现在很早就能睡着了，而且孩子反映，午餐比午托的味道香。
2.家长很满意，学生吃得很热乎。
3.大实事，大好事！
4.支持在校就餐和统一午休，中午孩子回家从来不肯好好休息，如果在学校能统一就最好了，孩子中午午休一下，下午也能更好的学习和提高效率。
5.支持午餐。
6.孩子说比之前的有所改善，孩子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希望不要太差。
7.建食堂，保证食材新鲜、杜绝一次性餐具入校，教育局卫生局严格规范与监督！大家一起行动起来，留言吧，深圳政府效率比内地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8.支持校内午餐午休，一则孩子们中午能“强制”午休，避免回家看电视，接触电子产品。二则也为双职工家庭提供非常大的便利。

最后，也得给绿捷说点好话：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本身成本也会相对偏高。上海15-17元一餐的餐标，不算低但也不算高。虽然绿捷吃相未免太难看了，但毛利率弄不好还是西贝更高

食堂午餐难吃，只是学校教育不以学生为主体，而以家长和教育官僚为主体造成的无数恶果之一，只要教育理念不改变，未成年人得不到赋权，学校制度依旧僵化，食堂午餐只会越来越难吃

给很多幻想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上了一课。同时绿捷证明了一件事，就是预制菜根本不比非预制菜更安全，反而甩锅更轻松，各种溯源报告检验报告手拿把掐，以前这么大的食品安全事件无论如何得撸掉几个责任人和官员，现在一个个都“尽职免责”了，难怪资本和官僚都要推广预制菜了，对他们来说这不就是最好的改进吗？

一来吧上海人整体上被规训的比较好，所以拿整普通闹钟的那一套整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太会用普通闹钟迭代优化出来的解决方案去反抗的，比如打砸闹。

二来很多外来移民有种人在屋檐下的感觉，不敢撒了欢的用在自己老家的那一套去闹，怕自己写不了代码打不了灰送不了外卖了，或者“孩子受影响”。

能随手占你便宜你不反抗，那不把你占的死死的还是闹钟么。现在又不是30年前，北京也是上海人。

我就纳闷了前段时间对着日本学生餐疯狂嘲笑的人都是江浙沪私立学校出来的吗？毕竟我大学室友告诉我们上海那边也很烂。韩国食堂清汤寡水的你说你看着不喜欢我还能理解。日本小学啥时候放学不清楚啊，别人午餐确实不是最重要的一餐……

深圳以前也是难吃，都是外面的餐饮承包。那学校肯定拿了回扣啊，家长投诉闹了很久，最近几年福田这边都是学校食堂采购沃尔玛的菜，家长监督，和学校老师一起吃的，现在普遍反应都蛮不错的。我女儿福田区每餐是21块钱，每餐都有老师陪同或者家长自己报名陪同一起吃。

这是学校每天饭堂的照片。希望上海的家长多举报多闹。争取学校食堂自己做。

上海“绿捷公司”的虾仁炒蛋里发现虫子，然后就地销毁，没有上报，触犯了监管条例中的上报制度。

官方通报写得很清楚：查封、立案、国企接管，雷厉风行。你看，从监管的角度，这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闭环，似乎挺完美。

但，这件事的导火索，根本不是因为虫子。

在虫子被曝光之前，家长们早就对这家公司的餐食怨声载道了。投诉的核心是什么？是饭菜质量太差，是孩子们抱怨的“没荤腥”。

也就是说，家长们一开始是在用脚投票，表达对“价值”的不满，结果监管部门顺藤摸瓜，意外地查出了一个关于“安全”和“瞒报”的问题。

你发现没有？这几乎是中国所有公共服务领域纠纷的经典剧本。从学校午餐到校服，再到各种指定教辅，矛盾的起点，往往是消费者觉得“不值”，而矛盾的终点，却总是监管部门在裁决“合不合规”。

为什么学校午餐，会成为一个永远吵不完、永远无法让所有人满意的“戈尔迪之结”？

经济学里有一个核心概念叫：“消费者主权”。

什么意思呢？你家楼下有三家兰州拉面馆，老王、老李和老张开的。

你今天想吃肉多一点的，就走进老王的店，对老板说：“加一份牛肉！” 老王给你加上，你多付5块钱。这就是选择的自由。

你觉得老李家的面汤头好，但面条太软。你下次去就跟老李说：“面煮硬一点。” 老李照办了，因为他想留住你这个顾客。这就是用消费塑造生产。

你发现老张家的店卫生差，服务态度还不好。你怎么办？你一言不发，下次再也不去了，改去老王或老李家。你的“用脚投票”，就是对老张最严厉的惩罚。这就是退出的权利。

你看，在这碗拉面的世界里，你，作为消费者，就是国王。

你的每一分钱，都是一张选票，投给你认为值得的服务。

你的偏好，通过价格信号，直接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为了争夺你的选票，必须想方设法地讨好你，为你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这就是“消费者主权”。它由三个核心要素构成：

自由选择的权利：

你可以在多个供给者之间自由选择。

价格信号的反馈： 你愿意花多少钱，直接反映了你对商品的主观价值判断。

用脚投票的自由： 你有权在任何时候，无条件地退出交易，转向其他供给者。

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在这个闭环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目标，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被神奇地协调一致了。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在学校午餐这个场景里，“消费者主权”那三个神圣的要素，还剩下多少？

自由选择的权利，早就消失了。

家长和学生，作为午餐最终的消费者，有权选择午餐供应商吗？没有。选择权在上游，在学校，在教育部门的招投标程序里。

一旦供应商被选定，在合同期内，成千上万的学生，就只能吃这一家。你别无选择。

这就像你家小区，强制规定所有住户，未来三年，只能去老张那家卫生最差的拉面馆吃饭。你是什么心情？

如果让每一个学校自己招标，那大概率是校长的“小舅子”中标。

于是开始由上级政府统一来招标，当然，统一来招标，也有可能是更高级领导的“小舅子”中标，但这不重要。

因为更为重要的是，价格信号的反馈，被严重扭曲了。

学校午餐通常是一个固定的价格，比如一餐15元或20元。这个价格，是一个“一刀切”的、被平均化了的数字。它完全抹杀了不同家庭对孩子午餐的主观价值差异。

什么叫主观价值差异？

A家长，家庭条件优渥，极其注重食品安全和营养，他希望孩子能吃到有机的蔬菜、进口的牛肉。他愿意为此支付每餐50元，甚至更高。但在现有体系下，他有这个选项吗？没有。

B家长，家庭条件一般，他最大的诉求是干净卫生、能吃饱。他觉得每餐15元已经不便宜了，希望能有10元的更基础、但同样安全的选择。他有这个选项吗？也没有。

C家长，孩子口味挑剔，不爱吃米饭，就爱吃面食和饺子。他希望能有更多样化的主食选择。他有这个选项吗？还是没有。

你看，在一个不能由消费者作主的环境里，所有不同偏好、不同支付意愿的家长，都被强行拉到了一个平均线上。

这个平均线，必然无法满足任何一个具体的人。A家长觉得质量太差，B家长觉得性价比不高，C家长觉得口味太单一。

于是，一个永恒的矛盾就诞生了：众口难调。

在市场环境下，“众口难调”恰恰是商业机会所在。

所以我们有高端餐厅，也有路边小摊，有川菜馆，也有西餐厅。市场通过价格和品类的细分，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在学校午餐这个“非市场”环境里，“众口难调”成了一个死结。

因为价格信号失灵了，供应商收到的唯一指令就是：在固定的价格天花板下，提供符合最低安全标准的食品，并尽可能地压低成本以获取利润。

他的目标，不是让孩子们吃得“更开心”，而是让自己在这次招投标中“不出事”并且“有得赚”。

有人怀疑，政府招标中会有腐败。

不管有没有，只要由政府来决定用哪家供应商，这种怀疑都必然存在。因为没有任何标准可以达成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十八块一份价格高了吗？对于有些家长来说，吃三十块以下的东西，都叫猪食。

又由于各种严格的管制，价格以最低价中标，成本却越来越高，能有什么好产品？

不可能的。

真正重要的是，在这种机制下，用脚投票的自由，几乎为零。

如果家长对午餐极度不满，他能怎么办？他能像不去老张拉面馆一样，明天就给孩子换一家午餐公司吗？不能。

他唯一的选择，是向学校投诉，向教育局反映，在家长群里联合抗议，甚至捅给媒体，制造舆论。

你发现这个模式的可怕之处了吗？当正常的市场退出机制被堵死后，消费者维权的唯一路径，就只剩下了“闹”。

将本来应该是商业选择的东西，转化为社会事件。

这就是为什么学校午餐问题，总是那么容易引爆舆论。

因为对于丧失了主权的消费者来说，这是他们夺回话语权的唯一方式。

所以，这次上海的事件，家长们最初对“没荤腥”的抱怨，本质上就是一次“用脚投票”的替代性呐喊。他们是在用舆论的压力，去模拟一个本应由市场自动完成的优胜劣汰过程。

但有用吗？没用的。

因为供餐公司它真正的“客户”是谁？是那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家长吗？

不是。

它真正的客户，是那个给它合同的学校，是那个组织招投标的教育部门。它的生死存亡，不取决于家长的满意度，而取决于与上游权力机构的关系，以及是否触碰了监管的红线。

在这种情况下，当经理发现一盆虾仁里有虫子时，公司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选项A：诚实上报。 立刻报告学校和监管部门。后果是什么？公司声誉受损，可能立刻被终止合同，面临巨额罚款，甚至直接倒闭。这是一个确定性的、巨大的损失。

选项B：内部处理，悄悄销毁，对外撒谎。 后果是什么？有可能瞒天过海，神不知鬼不觉。只要后面不再出事，这次的危机就算过去了。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但潜在收益巨大的选择（保住了合同）。

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你怎么选？很多人肯定选择B。

我不是在为这家公司洗白。我是在指出，这个系统本身，就在鼓励这种“冒险”。

因为，一个不需要对最终消费者负责的生产者，他的主要精力必然会从“做好产品”，转向“搞定关系”和“规避监管”。

如果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一家餐厅的虾仁里发现了虫子。

消费者会立刻用脚投票，餐厅的生意会一落千丈，口碑会瞬间崩塌。这种来自市场的、即时的、致命的惩罚，比任何监管都来得有效。

但在学校午餐这个场景里，供应商最大的恐惧，不是家长不满意，而是被监管部门“一票否决”。所以，当出现问题时，它优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安抚消费者，而是如何不让监管部门知道。

所以，那个“瞒报”的决定，却是这个“消费者主权”缺位的系统里，大概率会发生的必然。

把视野再拉大一点，你会发现，学校午餐的困境，只是冰山一角。几乎所有由公立学校统一供给、强制或半强制消费的领域，都存在着类似的“永恒的纠纷”。

最典型的，就是校服。

有家长觉得校服太贵，质量配不上价格。

有家长觉得校服太丑，扼杀了孩子的个性。

有家长觉得面料不好，不透气，孩子穿着不舒服。

同时，也一定有家长觉得，统一校服挺好，省心，避免了攀比。

你看，和午餐的逻辑一模一样。公立学校，作为一个不能由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供给方，它强行将所有主观价值完全不同的家长，捆绑在了一起。然后，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统一的午餐、统一的校服），去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这在经济学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构成了一场教育领域的“公地悲剧”。

每个人都对这片“公共草地”（学校供给的服务）不满意，都觉得自己的羊（孩子）没吃好草，但又没有人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牧场，最终导致无休止的抱怨和纷争。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公立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它无法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

它的首要目标，不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用统一的划片、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收费标准，来抹平差异。

这种情况下，一万年也解决不了这些纠纷和矛盾。

不如试着，让家长们自己去解决吧。

比如，由家长自己来点单送外卖到学校吧。

要么，学校还原成为商业机构，这样吃什么与学校就绑在一起，成为一个产品了。

但天天在网上闹的这些家长，大多数正是免费教育、教育公办的支持者，一边要求公办，一边又要求消费者主权，真是神经病！

1992年，中国政府当时就提出了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的主张，可惜，被民间舆论怼回去了。

我想起刘强华的一句话：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给你机会当你当消费者、当皇帝，你不中用啊，你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