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参考下晚清广东省广宁县县令杜凤治在其日记里记录的与县里举人老爷斗智斗勇的故事。

杜凤治自己也是举人出身，于咸丰五年（1855年）入京以举人大挑二等获得“拣选知县”资格，在京候选长达10年，平时在京城以入馆教书、代写笔札维持生计，过着 “每月仅得脩金京钱十六千，合银一两三四钱之则”、“夏无蚊帐、冬无暖被”的日子。

在第九年，绝望的杜举人狠下心抵押祖田、筹借高利贷，花了4000多两银子加捐插队，才提前获得了选任县官的机会。

可惜那年又逢庶常散馆，新科进士入翰林院实习3年结束，照例先选，也就是进士出身“老虎班”的优先权，于是杜举人又等了一年。

终于在次年（同治五年，1866），签掣广东肇庆府广宁县七品知县一职，此时已经52岁的杜举人估计已经等麻了，在日记中平静地写道：“予幸而到班有期，皆命为之，无足忧喜。”

领到上任凭照的杜县令为了筹钱上路和经营京师的关系网络，又借了4000两银子（借据上是4000两，实际借款的一半扣为利息，到手只有2000），这才得以从容置办行装、在京访师拜友，同吏部、刑部、兵部的办事官员和书吏建立了交情，来粤后这种关系就成为他重要的人脉资源。

为节省旅费，就让跟随自己在京居住的大儿子、儿媳、孙儿与两个女儿乘内河船先回浙江家乡，因为乘坐内河船较乘轮船便宜，后又命人接来广东 ，路过上海，盘缠已觉不足 ，叒借了200两。在广东省城等候札委一个来月，为了打点“各衙门费”，叕借了 3500两 。

也就是说杜县令到任之前，已经欠下了近万两巨债，这些全部都要到任后筹还的。

而当时的广宁县，人口约30万，田地约21万亩，每年地丁才7500两，米8000石（向布政使衙门上交的数额）。

蛋糕就这么大，肯定容不得别人再分了。

不过杜县令事先就打听好了，当时广宁县只有5个举人（两年后出了一个进士），这几个人都没有任过实缺 ，当中多数还跟当年自己一样在京城等补缺，也没有广宁籍人任级别稍高的京官或外官。所以“把持衙门”的绅士不过是一个居乡举人和一些廪生。

更何况他在京活动期间还结交了一个很硬的后台 ———广东学政杜联（在省里地位仅在将军、督抚之后，在藩、臬两司之前 ，二品大员，还是他的同宗、同学、同年）。

跟广东其他的县相比（顺德甲科最多，官中外者亦多 ，绅士强大 ，与绅不睦 ，真能使你不敢去），广宁县的士绅显得较为弱势，自己拿捏他们还不是手到擒来嘛。

不过杜县令到任后，还是按照惯例第一时间拜会当地士绅首领人物——举人陈应星。

后来接触下来，杜县令对陈举人的印象很坏，日记中杜凤治在其姓名旁加注：“当秀才时品行不端 ，中(举) 后无事不管 ，无钱不要”、“一寒士不三年富矣”。

广宁县的水也远比杜县令想象中的要深，本地的前任县令，被杜凤治评价为“可云如木偶 ,如傀儡 ,如聋如聩者矣”，县里的大小事务都被名曰公局的基层乡约机构和以举人陈应星为首的局绅们操控了。

名义上各乡的公局都在地方官管理之下，州县官发给“局戳”作为公局行使权力的凭证，下“谕单”任免局绅。但实际上局绅的任免都是由当地的乡绅们自行投票表决的，州县官根本插不上话。

举人陈应星是当地书院的山长，书院里不仅团结了一大批读书人，还有自己的团练武装，他们让附近的铺户各出人手，与书院团勇“齐心防捕”，并规定均听书院山长的调度，平时不仅是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外出缉捕盗匪也不在话下。

知县对士绅们在缉捕盗匪过程中的各种违法甚至滥杀行为采取很宽容的态度。像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傍晚 ，县里曲水铺士绅称 ，昨晚三更有贼匪 80 余人抢掠绸铺 ，以炮轰死一人 ，生擒二人 ，将二人及轰毙者首级来报，并以路远无轿为理由请求知县免于验尸。

杜凤治立即起疑 ，坚持即使步行也要去勘验。二十日 ，又得到报告称 ，另一名劫匪黄亚自亦被获 ，而典史接着报告 ，该处以担心押解时路上疏失为由 ，已将黄亚自杀死。擅自杀死已被捕获的黄亚自 ，既不合法 ，也有违背常理之处 ，杜凤治估计到其中可能有隐情 ，杀人是为灭口 ，或仇杀都有可能 ，甚至被杀者是否真为黄亚自也很难断定（后来杜凤治才发现，原来当地的两股大匪，分别跟境内的两个村子立有盟约，互通有无，两村彼此间还是竞争对手关系）。

但士绅既然合作 ，作为知县 ，他犯不着为一个盗匪嫌疑人被杀而搞坏同士绅的关系。于是 ，他就决定只要动手杀人者与主使者及各绅士出结保证死者“实系黄亚自”，“恐其遁逸或被抢去 ，以此杀之 ，并非有仇 ，亦无他意”；尸亲领尸也具结“黄亚自一向为匪 ，死当其罪”，就了结此案。

一般在处理案件时，知县没有足够的人员与资源对各种案件都进行调查取证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士绅处理 ，两造不服时再复讯。但知县在复讯时仍不可能很快弄清案情 ，最后往往还得按照士绅的意见判决。知县最关心的是案件的审结 ，不要留下麻烦 。而士绅就因此从知县处实际上获得了民事（甚至部分刑事）案件的调解、仲裁、初审（甚至审结）的“合法”权力。

所以在广宁县几乎就没有陈举人平不了的事，甚至县里出了了人命大案也不需上报官府，像岗边村因赌债纠纷，打死三人，凶手给陈举人奉上200两白银调停费，陈举人就能在不惊动官府的情况下把事摆平了。

即使杜凤治接任后仍默许如此 ，只是表示：“予不管此 ，唯待你们十日 ，为日太多恐干上诘 ，十日外不息 ，亦只可代曾官报出矣。”

同治九年十一月 ，局绅解送来“容村局绅耆悬立重赏购线拿获的容村首匪容美庆”，随同解送来的还有曾经为匪的线人容遂兴 ，有关案情是“陈祥轩(即陈应星) 写来”。杜凤治只对容美庆简单地审讯一次 ，后就将其“枷钉南门外示众”；对有功的线人容遂兴则“严加责押 ，俟该局绅亲到结保方准赎罪”。

因为知县主要依靠士绅指正、捆送“盗匪”及担保“良民”，这就使士绅甚至掌握了一般乡村居民的生杀大权。

知县还直接授予士绅以征收局费的“合法”权力（名义上是纯自愿，但哪家哪户要敢不交局费的话，团练武装自然就没有义务保护他，日后保不齐就会被“匪”抢了），但士绅往往还在授权的范围以外加征。

像陈举人既是仓务局绅士，又是公局局绅“(在)各乡勒索写捐，抑且大胆在东乡抽茶厘”、“又为勇粮不足，向各渡船、竹木排设法筹派”，仓谷有巨额亏欠，杜凤治认为陈“凭空开销，私肥己橐”；勇于办团缉匪也是为此。

杜凤治以擅自设卡抽捐违禁，没有批准陈举人“设站延请绅士坐办，雇募壮勇扼要抽收”的要求，但允许他们“仍照旧章“对田户、竹木、土茶、渡船“劝谕捐收”。不难想象，所谓“劝谕捐收”无非也是强制征收。

官府征收钱粮往往也必须依靠地方势力进行，其中本地士绅常被认为负有协助地方官催征的责任。

在杜凤治的日记中，我们也看到大量知县责成士绅协助催征的记录，毕竟搞钱才是杜知县最首要的任务。

从日记看 ，杜凤治的财务是公私不分的 ，征多了那都算自己的，如果钱粮拖欠 ，不仅收入会减少 ，甚至要赔垫。“照向章每两条银收一两八钱”，加收 80 %已经成为杜县令铁定的规矩。

不仅老百姓泥腿子的要收，士绅们的也照样一分不能少，不然自己那大窟窿怎么补得上。

“广宁读书有功名之人，往往藉以抗粮，廪生樊树仪自咸丰九年至今(同治十年)竟未破白。”当地有些士绅十几年都没交过税了，杜县令一来，好日子算到头了。

杜县令上任以来，一大半的时间都花在暴力催征上，每天“带五十余名差役，吏、户、刑书吏，行杖皂班，往附城各大家亲督催征；兼带图差，指引各家，不论男妇，如有延抗，即行锁拿回县，押比追纳。”即便对功名在身的廪生秀才也毫不留情面。

在州县官与士绅关系中，多数情况下州县官是主导和强势的一方，古时有所谓“破家县令”之说，如果州县官对付个别的绅士，特别是下层绅士，那自然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但如果一方士绅集体反抗，那么，即使是像广宁县那样没有多少高级士绅的县，也可以把能干的州县官如杜凤治弄得相当狼狈。

结果就是杜县令上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催粮严酷引发了广宁士绅的集体反抗，在陈举人的策划下，先后爆发了第两波倒杜运动。

第一次，陈举人怂恿县里的贡生周友元等人到省城布政使司衙门联名上控广宁县书吏浮收（没有直接把矛头指向杜县令，但只要上控成功 ，知县也就必然受处分）。

一开始，署理布政使郭祥瑞偏袒杜县令，以“劣绅刁控 ，挟制长官 ，目无法纪”的罪名反将上控的广宁士绅代表拘押。巡抚蒋益澧对士绅控案的态度与郭祥瑞一致，道、府均嘱杜“从严办理，切勿姑息”，上控绅士的功名被斥革。

留在省城向杜凤治报告消息的家人也在信中说”目下各宪实系作主”，建议杜凤治“务要拿人完粮，不可从宽”，也不必给士绅好脸色。

广宁士绅虽未预见到在署理布政使处会碰大钉子（周友元是郭祥瑞当主考时录取的副贡），但他们也是有备而来，上控前成立了“革除陋规公局”，筹集上控经费。陈举人更是“将书院膏火田押去，得银二三百，又各处凑集约千金，思赂委员翻案”。

陈举人等人一方面设法营救被关的士绅代表，一方面在省城制造舆论，大肆散发“广宁官幕凌虐绅士”的白头帖。

而且当时两广总督瑞麟与广东巡抚蒋益澧有矛盾，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与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更是势如水火，督、臬为一派，抚、藩是另一派。

陈举人利用了这种情况，设法争取到蒋超伯的同情，大概贿赂也起了作用。杜凤治的日记记载，广宁士绅“省中无路不攻，花钱不少。大约承审委员亦受其贿，有意轻纵”，还记下了新任主审此案的发审局坐办、候补知府严伸之收受广宁士绅贿赂1000两，臬台家人田某收800两，臬台本人则收5000两。

主张严办的抚、藩，在同督、臬的互斗中，明显居于下风，案件逐渐出现了有利于广宁士绅的转机。

杜县令这下也坐不住了，先是授意涉案的书吏沈荣、冯才、冯殿逃走无踪，使“浮收”案无法深查，又亲自到省城找他的大后台——广东学政杜联活动关系。

正在双方暗中互相较劲时，一则消息传来，朝廷派吴棠为钦差大臣来粤查办督抚不和，广东的高层官员担心，钦差到时羁押在省城的广宁士绅继续控告，对双方都不利。经过一番“开导”，周友元等在作出“当日呈控县书浮收钱粮一案，虽事出有因，究属一时冒昧”的具结后取保暂释。

巡抚向杜凤治授意，在书吏中惩办一人，但把主要责任推在出逃的沈荣身上，以平周友元等人之气，周等如不再控告，则再为他们办理开复功名，了结此案，以免钦差到时周等“胆大妄控”。

杜县令虽然不情愿，但也只好赞成巡抚的主意。他在广州传见周友元等人，告诫一番并表示愿意找到官绅都可下台阶的办法，但背后的陈举人却不肯善罢甘休。

不久之后，第二波倒杜运动又爆发了，这次陈举人的办法是对即将举行的县试暗中搅局。

如果广宁县试不能如期完成，那么，肇庆府府试和学政的院试都会受影响，杜凤治肯定会被罢官，甚至受更重的处分。

但如果事情闹大，对士绅来说后果更严重。因为按清朝法律“借事罢考、罢市，为首拟斩立决，为从拟绞监候”。

所以广宁士绅的做法不是直接抵制县试，而是在“廪保”上做文章。童生必须有廪生或贡举书面担保家身清白，并无冒籍、枪替等才可参加考试。出保对廪生来说基本没有风险，可体现自己在家乡的地位，还可以得到收入，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廪生都愿意出保。

广宁县有廪生15人，如果他们不出保，县试就无法进行。陈举人、被革副贡周友元等出面联络廪生拒绝出保，并“已要诸廪神前焚香设誓”。

赴考童生因无廪保，可能也受到陈应星等人的影响和压力，乃纷纷回乡，县试终将无法如期举行。清朝法律并无处罚拒绝廪保的条例，所以，士绅这种策略可以造成考试无法进行的事实，却避免了“罢考”的罪名。

他们事前放出风声，是希望杜凤治迫于县考时限而主动妥协，提出的诉求是减钱粮（立碑形成定制）以及立刻将前面周友元等人的功名开复。

但杜凤治没有妥协，他先是分化了县里士绅的力量，将与陈举人一向交恶的新科举人何瑞图争取到了自己这边，让何瑞图出面为童生作担保，促使他们来县里正常考试。

（这个何瑞图也很有意思，原本只是个杜凤治一向瞧不起的老贡生，在日记里称其为“诉棍”，县里每月的状纸有一大半都是出自他手，没想到在他60多岁的时候，突然走狗屎运中了举人，在杜凤治眼里利用价值攀升，连日记里对他的称呼都变得恭敬起来。何瑞图还有一个儿子也是贡生，但是在站队陈举人一边参与了倒杜运动，老子何瑞图则站在杜县令一边，有点两头下注的意思。

原本杜凤治要是能拉拢到县里为数不多的居乡举人支持自己，今后的压力肯定会大减，可惜何举人乐极生悲，当时广东风气，一经发达登科及第，则不论千百里外、异府各县不同宗之本家，皆请其祀祖，祭祖时不仅大排筵席，而且还厚赠并无亲族关系的同姓中式者，何瑞图中举后“凡姓何者无不与联宗祖，亦获千金之则”，几个月后在前往顺德参加联谊活动途中落水溺亡，导致杜县令以绅制绅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接着杜凤治又到省城通过学政杜联的关系，先发制人地向知府、道台（道台王澍也是杜凤治的同乡、亲戚、同年)详细禀报这次事件的始末，并将其定性为“劣绅闹考”，这样一来即使县试真的组织失败了，自己承担的责任也下降到了最小，还让广宁士绅“合法”地逐级上控的途径受阻。

陈举人哪里料到能杜凤治的人际关系网这么强，在清楚杜凤治已经取得主动，这次的行动也失去为民请愿的“大义”名分之后，果断也怂了。

当时闹考这个罪名可大可小，“伊自知即是东莞闹考之举人何鲲，罪拟斩首，报死了事，二子亦举人，均革职，十分畏惧”。

于是陈举人推卸说自己是被其他士绅所误，并表示愿意劝说廪生出保。最终广宁县试虽然推迟了几天，但还是顺利完成了。

杜凤治也没有把事做绝，去深究陈举人的责任，毕竟那时候狗急跳墙的士绅甚至会对州县官采取违法行动来报复。

杜凤治在日记里就记录了不少这种例子，比如恩平知县柳应乔有“既贪且酷”的名声，催粮严酷，曾扣押廪生，是绅民都痛恨的官员。其“因案撤任，行时距城仅四十里之地，有盗匪千余人下船囊箧搜刮，抢掠一空，女眷皆赴水中，幸水浅不致淹死”。后查明“乃该处巨绅冯廷华以强奸人妻案，柳应乔不与脸面核实办理，冯恨切骨，故雇无赖于其行时辱之”。

因为有硬后台且处置得当，杜凤治没有被撤职，但与士绅关系紧张，无法再留在广宁。但他如果调回省城，就必须等闹考案结才可委任新缺，这就有可能一拖几年。后来，杜联提出让杜凤治换一个地方继续当知县的建议，得到巡抚、署理布政使的同意，于是杜被调到收入少得多的四会县。

广宁闹考事件完全没有惊动朝廷，杜凤治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官声”也并未受到多大影响，两年后再任广宁知县，不久又调署广东首县南海。而陈应星等人也没有受到严厉追究，仍在广宁当绅士，一场官绅冲突便这样平息下来。

不过，杜凤治在这场官绅冲突中还是有所损失，不仅从“优缺”广宁调到“瘠缺”四会，而且额外花费不少金钱。陈举人为首的广宁士绅花费巨款，没有达到目的，也没有扳倒杜凤治，反受到一番打压。

继杜凤治任广宁知县的是饶继惠，陈举人请求新知县将地丁、屯米减少，保证所有新旧银米全完，且于饶母生日时送匾、伞、牌等物，外送银三千两。饶继惠得到好处，便应允减收地丁、屯米，谁知陈应星并未兑现承诺，饶任上钱粮只收到六成，自己亏累赔垫过万两。杜凤治在日记里认为饶知县过于天真，上了陈举人的大当。

后来杜凤治在同治九年再任广宁知县时，官绅双方都吸取教训，非常注意调整关系。杜一番优容，私下分三成附加税给陈应星等人，使他们放心。此后，陈举人对杜凤治表现得非常恭敬，在剿匪、缉捕事务上异常配合，杜县令在广宁县的第二任任期再无风波发生。

参考资料：《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 邱捷，2006

首先，咱们先来搞清楚“举人”这个身份是个啥？！

举人是参加全省范围的科举考试（乡试）及格后所取得的资格，亦称作孝廉。

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因其在秋季故又叫秋闱。乡试由进士出身的各部官员或翰林主考，由各省行政长官担任监考官。

参加乡试的考生必须是秀才，地点在各省的贡院。乡试分三场，内容是八股文、试帖诗、表、判、论、策等等。

试卷要由专人誊写后才交给考官，以防作弊。确定了及格的名单后张榜于巡抚衙门前，此时正值桂花飘香，所以此榜也叫做桂榜。

中了举人也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日后即使会试不中也有作学官、当知县的机会。

举人身份的法律特权和社会地位

考中举人，首先带来的是一堆实实在在的法律特权，这是他们能量的核心基础。

免役权：家里可以免除一定数量的差役（就是给官府白干活，比如修河堤、运粮草，非常累人还耽误自家生计）。

这不仅省了钱，更是一种身份象征，说明你家不是普通老百姓了。

免税权：可以免除一定数额的田赋（比如两百亩左右的田地税）。

这一条可太要命了！直接导致了历史上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投献”。

司法特权：见了县太爷不用下跪，官府不能随便对你用刑。

如果犯了事，地方官无权直接审理，必须先上报省里的学政（省教育厅长兼纪检委），革去你的功名之后，才能按普通程序来。

这就等于有了一层强大的“司法豁免护甲”。

政治入场券：举人已经有了做官的资格。

虽然不能像进士那样直接当知县（县长）、翰林（中央高级文官），但可以通过“大挑”（一种选拔面试）或者排队候补，去做教谕（县教育局局长）、训导（副局长），甚至是知县、通判（副市长级别的官员）。

就算暂时不做官，也已经半只脚踏入了统治阶层。

光这些白纸黑字的明面特权，就已经让一个举人家庭在地方上瞬间跃升为豪强阶层。但这还只是开始，真正的影响力来自于这些特权在实际生活中催生出的巨大能量网。

举人经济实力的爆炸式增长

“免税权”是举人能量膨胀的核动力。我们通过一个典型案例来看看这是怎么操作的。

案例说明：明末清初浙江嘉兴府的“钱庄主”举人

假设一位王举人，中举后，自家有田100亩。根据规定，这100亩的税全免了。但周围的乡邻张三家、李四家，还是自耕农，田赋、徭役压力很重。一旦遇上水旱灾害或者官府额外加派，可能就活不下去要卖地破产。

这时候，他们就有几条路：

1. 把地卖给王举人，自己给他当佃户。

虽然地不是自己的了，但给举人老爷交的地租，可能比给官府交的税加上地租还要轻一点，而且还能免于官府的直接骚扰。

2. 更普遍的是“投献”或“寄名”。

直接把地“挂”在王举人名下，名义上地说这地是王举人的，但实际上还是自己种。每年给王举人交一笔“保护费”（远低于朝廷的税赋），而王举人则利用自己的免税额度帮他们把朝廷的税赋“消化”掉。

对于王举人来说，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自己一分钱不花，不动一锄一犁，就能凭空获得大量土地的“干股”收益。他的产业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用不了多久，王举人就可能从一个小地主变成坐拥千亩甚至万亩田地的大地主。

有了巨量的田租收入，他就可以进一步投资：开当铺、开米行、放高利贷。遇到灾年，普通百姓活不下去，正好是他的当铺和米行发财的时候。青黄不接时借出粮食，秋收时低价收购农民的土地。

如此循环，王氏家族就成了县里数一数二的巨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王举人拥有了全县顶尖的财富，他的能量就已经远远超出一个普通读书人的范畴了。

举人盘根错节的地方关系

有了钱，就要开始经营关系网，这是能量的放大器。

与知县的关系：合作与制衡

知县是流官，干几年就走，而且很多是外地人，不熟悉本地情况。他要想顺利推行政务、收齐赋税、维持地方稳定，必须依靠本地有影响力的乡绅，而举人（以及退休的官员“乡绅”）就是核心力量。

合作：知县遇到征税、修水利、兴教化等事情，经常需要请教甚至依赖王举人这样的地头蛇。

王举人出面，往往比知县发一纸公文更管用。比如修县志、建学堂，知县出个名，具体操办和出大头的，往往是王举人这样的士绅。

这是双赢，知县有了政绩，王举人博得了好名声，提升了社会威望。

制衡：知县也不敢轻易得罪举人，因为举人是有直接“上访”通道的。

他们可以通过“同年”（同一年中举的同学）关系网，把信件递到省里甚至京城。如果知县胡作非为，惹毛了本地的举人乡绅集团，他们联名写一封信给省里的学政、巡抚，就够这个知县喝一壶的。

所以，知县对举人往往是“敬而远之，相互利用”。一个强势的本地举人，完全有能力让一个外地来的知县寸步难行。

与衙门吏胥的关系：操纵与共谋

县衙里的师爷、衙役、书吏这些“吏胥”才是具体办事的人，而且很多是世袭本地人。

王举人平时肯定少不了和他们打交道。打官司要打点，过户田产要经手，很多事情都需要这些“小鬼”行方便。

久而久之，双方会形成一种利益共生关系。吏胥们借助王举人的威望和财力，王举人则通过吏胥们了解官场内幕、操纵诉讼、为自己谋利。甚至有些吏胥会主动投靠，成为王举人在衙门里的“代理人”和“眼线”。

与士绅集团的关系：同盟与领袖

一个县里不可能只有一个举人。还有退休的官员（官绅）、其他的举人、秀才，以及本县有头有脸的富户。他们通过联姻、诗会、一起办慈善等方式，结成一个牢固的地方精英联盟。

王举人是这个联盟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们经常互通声气，共同维护本集团的利益。比如抵制上级不合理的摊派，或者联合起来推举某个符合他们利益的人去管理地方公益金。一旦形成一致意见，这股力量连知县都必须高度重视。

某种程度上，这个士绅集团才是县城实际上的“董事会”，而知县更像是朝廷派来的“总经理”。

具体能办成哪些事？

说了这么多，一个举人具体能干嘛？能量大到什么地步？

干预司法，操纵诉讼：这是最典型的。

古代打官司，“有理无钱莫进来”。王举人虽然不能直接判案，但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他可以帮亲戚朋友给知县递话（用很委婉的方式）；他可以资助诉讼，帮一方请好律师（讼师）；他甚至可以凭借自己的司法特权，包庇自家犯罪的奴仆或族人。

普通百姓根本不敢得罪他，因为和他打官司，还没上堂就已经输了八分。

《儒林外史》里的严贡生，仅仅是个秀才，就能强行霸占邻居的猪，讹诈船家的船钱。举人的能量比他只大不小。

影响地方公共事务：修桥、铺路、兴修水利、建设学堂、调解民间纠纷……这些事官府主导，但出钱出力的主力是士绅。

王举人这样有财有势的举人，自然是核心人物。他不仅能决定工程给谁做（自己的亲戚或指定的商人），还能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声望和人脉。他一句话，可能比里正、保长跑断腿都管用。

掌控基层话语权：他是知识的垄断者。

普通百姓不识字，看不懂官府告示，需要王举人这样的读书人来“解释”。

他对朝廷政策的解读，直接影响乡里百姓的理解。他还可以通过开设私塾、资助贫寒学子，来培养未来的自己人（比如哪个穷秀才被他资助中了举，自然就成了他的门生，是他未来政治投资的重要资源）。

成为民间与官府的“中间人”：这是最关键的角色。

老百姓怕官，官府嫌老百姓愚昧不好管。举人就成了最好的缓冲区和翻译官。官府要加税，先得和士绅商量，士绅讨价还价，最终决定怎么分摊下去。

百姓有冤情，有时不敢直接告官，会求王举人这样的乡绅出面主持公道。他成功地扮演了“民间保护人”和“官府合作者”的双重角色，从而牢牢占据了地方权力的中枢位置。

举人也并非能为所欲为

当然，举人的能量再大，也不是无限的。

上面有约束：他毕竟要受国家和上级政府的约束。

如果闹得太过分，引发了民变，或者被政治对手（比如其他士绅）抓住把柄，一纸诉状告到省里或京城，他的功名和特权也可能被剥夺。

清朝的“奏销案”、“科场案”，一下子革掉上万个秀才、举人的功名，就是明证。

强龙与地头蛇：他也要处理好和知县的关系。遇到一个背景硬、手段强的“强龙”知县，或者一个油盐不进的“清官”，他的很多手段就会失效。

士绅内部的制衡：一个县里还有其他有势力的家族，大家相互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一个举人想独霸全县，是很难的。

舆论和名声的压力：读书人最看重“清誉”。如果做得太过火，欺男霸女、横行乡里，闹得声名狼藉，不仅会被士林唾弃，也可能成为官府重点打击的对象，所谓“身死名灭”就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一个举人在县里的真实能量。他不是官，但能量远超许多小官；他不在堂上，但堂上的事却绕不开他。

这也是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背景下，由士绅阶层主导的基层治理的真实写照。

就是这样吧。

你还是没看清举人的地位。

河南郾城县，明朝276年历史上只出来49个举人，其中12个进一步考上了进士。郾城县人口，洪武时期统计1621户、12345口，弘治时期统计3155户、30545口，崇祯十年统计3573户、38270口，咱们就按二十五年一代人，明朝276年折合十代人，平均每代人口2.5万（实际要绝对比这个数字多），那么十代人就是二十五万人次——二十五万人次对应的举人数量是49个，折合0.02%，万分之二。

而且这还是郾城这种中原腹地的县份，要是边地或者云贵，这种含金量还高，就像甘肃的镇番卫，也就是现在的民勤县，明代只有九个举人，云南文脉昌盛的姚州有23个举人，山西山阴县连举人带进士一共29个，我老家山东朝城县43个举人（其中进士10个）。万里挑二，放现在一个五十万的县份，也就挑出来十个，除去在县里任职的正贰佐教杂各种职官，举人在本县的身份排名差不多得在前二十名之内（当然，江西吉安、修水，苏松常镇之类的个别地区不算）。

而且大家别忘了，无论明清，举人都是已经有任职资格的人，而且和贡生不一样，举人任职基本上起步就得是教职，而且上限很高。比如山西山阴县的举人们不乏知府、通判、知州、光禄寺丞这种按现在能算地厅级的干部。

而且还有一个大家往往忽略的方面就是，现在中国留下的宋元明清上万种地方志，绝大多数都是知县挂名，然后本地的士人编修，而在这些本土士绅里，举人已经是级别很高的文化人了，更多的是本地生员，也就是那些秀才参与的。

而且你也别说我只拿朝城山阴这种三等偏僻小县说事。江西庐陵又能如何？绝对的文脉昌盛之地了吧？不照样得是一个知县带着几个举人来修么。

能量大到语文书只敢让你看到范进中举就不让你往下看了。

我发现《儒林外史》真是缺少阅读量，甚至有专门聊科举的播客不知道从《儒林外史》举例子的。

范进中举后，房子、家具、衣服、丫鬟、餐具，通通有人给他安排好，让他专心考进士，县官来和他攀交情。不久丧母，丁忧三年，不进行任何生产活动，打秋风就过得十分滋润。

明朝的举人就可以直接做官，清前期也有举人能直接做官的。

即使不做官，举人的头衔就能优免赋税，多的是人带着田地来主动投靠你。

真的，去看看《儒林外史》吧。

举人牛逼的不得了，我老祖是同治的举人，也是穷苦老百姓，31才考上的，娶了4个老婆，方圆百里我们家自治，县太爷根本就不管，有个老婆还是去别的镇里抢来的，老祖发话除非是造反，其他要求无条件支持你，过多八杆子打不着的也来投奔你，把田都挂在你名下，光这一项特权你就吃一辈子，你没有官身得罪我们家，你死定了，直接让你去服徭役，让你去修路挖水库。很多文风不盛的，活着的举人根本就没几个，考中举人直接进入县里权力前5，牛逼大了。天天都有人送吃的喝的，我们家的狗被别人家的狗欺负了，都有人帮忙，你品品！！！

《九品芝麻官》里为什么方唐镜能对代理知县包龙星那么嚣张

不是因为他榜上了水师提督这颗大树

事实上在开场审林志颖那个案子时，他还不认识常威

他的底气来自于自己时举人，见官不拜，平时还拿着朝廷发的补贴。就算不去考进士，等哪天地方官有空缺，他就有可能被征召为当地县令，前途比包龙星这个买来的代理县令高多了。

左宗棠、张之洞就是举人出身，明朝海瑞也是举人出身，官至二品南京右都御史，追赠一品太子太保

举人在没当官的情况下，能量参考你们区（县）的局长

唐代时荆州每年送举人去考进士都考不中，当时称天荒（天荒：从未开垦过的土地），后来刘蜕考中了，称为破天荒。

所以看地方吧。有些地方科举水平低，举人自然举足轻重，炙手可热。有些地方举人多，地位相对就低很多。但整体上都是人上人了。

福建是历史上进士最多的省份之一。那在县里，进士都好几个甚至几十个，那举人自然就不够看了。

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乃武就是浙江余杭的举人。当然作为科举人才多的地方，关系盘根错节，也是不好得罪的，所以杨乃武能沉冤得雪。

这要看你怎么定义“能量”，举人在县里主要是关系网复杂。

假如你是个当地的普通平民百姓，有个什么纠纷，又不服乡约村规的判罚，又不敢进衙门打官司，就只能拉拉七大姑八大姨、邻居大伯儿子的主家什么能扯上的关系，托人给举人老爷的管家带个话、诉个苦、送点土产或者你家族声音大，管家当新闻讲给举人老爷听，举人老爷如果看中你的土产或者调节你的事能让乡里传颂一阵举人老爷的好名声，举人老爷会很乐意为你“出头”。

文人本身的神话地位，加上乡里时不时的歌颂，久而久之，你会有个“举人老爷能成事”之类的根深蒂固的想法。

假如你在乡里有些产业，是个体面人，出于文人本身的神话地位，你会很乐意跟举人老爷来往以抬高自家门槛。由于产业经常被泼皮无赖打秋风，你跟举人老爷提一提，举人老爷向胥吏提一提，就会有差役乐意帮你解决泼皮无赖，你也有机会跟差役乃至胥吏扯上纯洁而非剥削的交易关系。

假如你在乡里产业挺大，不惧泼皮无赖，你会更乐意跟举人老爷来往，更渴望抬高自家门槛——你怕青天大老爷太想进步而对你敲骨吸髓甚至破家灭门。你的担心很对，但举人老爷可以让你不那么担心，因为举人老爷有同窗、同年等外地关系，虽然举人老爷不能直接阻止县令，但举人老爷有资格到处传唱大老爷“贤名”，上官访乡贤也爱找举人老爷唠县令“官声”，举人老爷可以间接阻止大老爷，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护你的财产。

举人老爷虽然没有大老爷那么强横，但举人老爷比大老爷更“平易近人”啊！你跟外地的大老爷说不上话，本地的举人老爷总能拉上关系啊！

你们都不敢去找青天大老爷，但你们可以推出举人老爷去跟青天大老爷说话！

举人下有平民，中有中产，上有同学，于是县令越看你越像把持地方、架空本县的土豪劣绅——其实你面对大老爷也发怵，因为大老爷也是你的大老爷，大老爷可以因为你的举人身份给你面子，也可以一点面子都不给，甚至可能公开整治你。因为大老爷不仅自己比你强，大老爷的地位、大老爷的同窗、同年、座师比你的更强！

如果是真的青天大老爷，你又很识趣的经常传唱大老爷贤名，大老爷乐的清闲，你会成为大老爷没有名义却有实质的秘书，乡里会认你这个“二老爷”，城里可不认，惹到了真的二老爷，你这个假的二老爷就准备好脱皮吧。

其实县里的老爷们也爱跟举人老爷来往。本来老爷们来异地举目都是陌生人就寂寞，工作又要找个抓手，数来数去，也就你个举人能跟进士老爷说说话——总不能大老爷我挑个话题，下面都是一些“我跟阳阳姐确认过了，是2.5亿平方没错”吧——不是大老爷我孤高，是大老爷我跟刁民真聊不到一块去，举人虽然也不知道阳阳姐对不对，也觉得阳阳姐很厉害，但举人到底知道大义上土地兼并是不对的，能强行岔开话题，并用丰富的乡土话题让大老爷我微笑不语。

大老爷我虽然觉得进士以下都是智商堪忧，与学生以下辩论的欲望都没有，只会微笑。但大老爷我对你个举人还是愿意说两句的，举人虽然不如进士多矣，好歹是个可造之材，只要说的多，你还是能领悟到大老爷我的意思。

其实主要除了你，本地实在无人够资格跟大老爷说话，并不是你真的是可造之材。

平民爱戴你，中产有求于你，大老爷只能跟你说话又指着你才能光动嘴皮子不用做事，各方面都需要你，举人能量可不就很大嘛。

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很烦刁民上门，又不敢把求告上门的乡亲轰出门外；地主老财老想让你吟诗，又想见你同学，又不肯多给钱，哪里能想到你只想在花船作对，只记得打油诗，喜见同窗、愧见同年呀；很不想见大老爷，关上门在家你才是大老爷，见了大老爷你不是阿谀奉承的小人就是假借本地大势的劣绅，你很难的呀。

每个人看到举人有不同的感受，这涉及到你的认知程度与自我定位，涉及你对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解。假如你对本回答有认同，你才能理解政府、人大、政协各自缺一不可的生态位，才有可能理解政府做不到包办一切的原因。

我个人只到理解“外聘”，不理解“外包”的程度，回答这个问题只是看吹举人的太多，简单剖析一下举人生态位，避免年轻的朋友们走弯路罢了，所有外表的强大深入剖析都有虚弱之处，所有外表的弱小认真对待都有可能爆发巨大能量——祝你们比我好，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