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就是白莲教又回来了。

北方民间秘密结社也是国内老传统了，自古有之。

而且北方的这些个组织多多少少有点白莲教的影子，或者说是白莲教的信仰成分，也就是信仰弥勒(或者是类似弥勒性质的偶像崇拜)。

白莲教算得上是中国非常古老的民间组织了，自唐代开始，壮大于宋。基本上宋代开始北方各路农民起义都有白莲教背景。(不过白莲教和摩尼教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就不知道了)

除了一贯道之外，当年比较有名的还有红枪会和在家礼。gm战争时期这类民间组织既是统战对象也是便于地工藏身的组织，不过解放之后自然是要被镇压的。

相比较于北方的白莲教系统，南方的洪门和袍哥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与白莲教没有血缘关系。

当然了，从官方角度来看，只要具备群众动员性的宗教都可以归结为邪教。

不过这帮人比起穆教来说还是有点脑子，应该是没胆子提弥勒降生和两宗三际的，这才是真正要杀头的死罪。

从社会结构来看，1978中国解散了人民公社，告别了共产主义形态的社会结构。之后改革开放，接受市场经济改革，进入了城市化进程，这一进程是大量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市民，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是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而2021以后城市化进程逆转，此时有一个重大的危机，我们没有告诉人民该往哪里去，这是和1978最重大的区别。这也是我们当下的最大当务之急之一。

人民有几个选择，离开大城市回二线，三线，县城；回到农村继续务农；留在城市挣扎生活。

这三条路会并行存在。各有千秋，都可以。但是这三类人群都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取社会保障，或者自己被欺负了找谁帮忙。

此时中国会回到三个方向，宗族，会道门，宗教。这三个方向会重新繁荣。

非常简单，宗族，会道门，宗教和信仰没有半毛钱关系。人民投入他们的怀抱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庇护所。

所以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工业社会。一个工业社会，需要城市化，而且要提供人民完善或者基本完善的福利保障，没有这个保障，人民就会自发互助结社。

你不给人民出路，人民就会自己找出路，而且这种出路会比现在几个大子儿到时候更花你的钱。

思想要变了，社会保障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你必须承担的责任。没有这个，中国会出大事。

包括山东在内的华北各省份，如今依旧假民俗之名保留着大量「无生老母」信仰，感兴趣的可以去抖音一搜，保准你大开眼界。

「一贯道」虽然自称道统有十几任祖师，但前面十四位都是虚构或者碰瓷的，真正的创始人是活跃在光绪年间的十五代目「王觉一」，他跟后来的十六代目「刘清虚」都是地地道道的潍坊老乡，当时的传教范围为也仅限于潍坊一地。

直到在十七代目「路中一」这个文盲+兵痞手上，「一贯道」才算真正地走出潍坊，传播到了山东各地，后来自称济公转世的十八代目「张天然」更是被山东军阀张宗昌奉为国师，被废帝溥仪御赐黄马褂，「一贯道」也随之流传到全国，在全盛时期还收编山东境内的数万「红枪会」作为其武装力量。

抗战期间，张天然还成了冈村宁次的高级顾问，跟汪伪政权如漆似胶，吸纳了大批汪伪高官入教，并宣称“日本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1946年国民政府社会部联合内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缔“一贯道”，并以“汉奸罪”对该教发起起诉。但在张天然等人的活动下，起诉无疾而终。

日本人走后，一贯道又投靠国党，成了反共急先锋，可惜国党也只是把它们当夜壶用，到台湾失去利用价值后，国党嫌它们太脏，反手也把一贯道禁了。

考虑到一贯道先是在大陆被禁，信徒跑到台湾后又被国民党禁了，好不容苟到民进党得势后解禁了，现在信徒遍布海外，又跑回“圣地”潍坊来祸祸，我都怀疑一贯道是不是计划在重走犹太教的历史路线。

宣扬末世论，是所有邪教的一个共同点，一贯道也不例外。

一贯道的「三期末劫」论将历史分为青阳期、红阳期、白阳期，其中“末劫”是红阳末期的最后一次大劫难，惟信者得救——「混沌未判一口包，无皮无毛亦无血，老僧带到西方去，免受人间宰一刀」。在劫难过后，世界将进入白阳期的理想时代，它们自许要承提「万八百年天命，普渡三曹，继续办理末后一着收圆大事」。

只不过有的邪教成功了，最后被叫做了宗教，有的则失败了，被人憎鬼嫌。

其实一个宗教能做到既被共党反对，又被国党嫌弃，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一贯道就是白莲教的余孽，这一点在当年的台湾就被定性了。

1960年2月5日，时任台湾省主席周至柔发布的严厉查禁一贯道的命令：

“据说本省之一贯道，又叫白莲教，民国三十六年传入台湾，首由台中县开始，在丰元及苗栗等地设坛布道。曾经取缔，灭迹一时，现在又死灰复燃，当前并以苗栗等地十八个乡镇为主要的活动区域。教规森严，教徒对外保持极度秘密，父母兄弟都不能相告。该教专门研究刘伯温思想和息战论，以信仰一贯道可以避祸息灾，逢凶化吉，而诱乡愚人入教。其教徒大部分为无知妇女，本省人占80%，外省人占20%。为掩避治安人员耳目，在研究之教义中，增加三民主义国父遗教，而实际则为出世思想。治安当局认为此一贯道过于迷信，且教规荒诞，影响伦常，出世思想影响民心士气，决予严加取缔。”

同年5月5日，台湾当局“警备总部”再次正式宣布要严惩一贯道。该部发言人王超凡将军对外表示：

一贯道教义歪曲，妨碍善良风气，前经“行政院”明令查禁，并由“内政部”先后转知各级主管官署在案，但该教竟于查禁期间，籍“鸭蛋教”、三期新兴佛教等名义，从事非法活动，更于3月间公开在报章刊登广告，颂扬邪教。近复据报，该教传教活动时，举行裸体集会，伤风败俗，更有对无知良民敛财、奸淫、恐吓等非法活动，且散播谣言，为“匪”张目，不但危害社会治安，有违现行“国策”，并有为“匪”利用之虞。“警备总部”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国家”安全，顷已下令依法严予查禁，如仍有不肖之徒玩法败德，本部决依法严惩。

5月8日，该部再通知各地员警机构，对尚未停止活动的一贯道，一律严厉取缔。台“内政部”亦于同日重申前令，饬各地主管官署严厉查禁一贯道，并希望民众参与揭发，以期根绝。6月8日，台“司法行政部”亦通令各级法院，对于一贯道的活动，如触犯刑章者，应依法严予究办。

有意思的，当时台湾当局列举的「一贯道邪教对社会之危害」里还有“为匪利用，掩护统战活动”这一条，毕竟邪教走到哪都不会安分，结社造反才是它们的本色：

近嘉南地区邪教传布「台中聚水湖，嘉义建帝都」的妖言，又某仙家暗示：李姓青年现在大某地，将来即中国的真主人，能统一中国，其为匪伪统战利用，谋反倡乱，至为明显。

其实早在1952年，台湾“内政部”就根据《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把一贯道定性为了非法组织，然而，一贯道在台湾有着野草一样顽强的生命力，你禁你的，我干我的，非但香火不绝，反而人丁兴旺。

所以我们一贯道不仅要禁，而且要不留余力地严禁，否则就会像当年的台湾一样，出现各种奇葩的新闻。

《联合报》

1959年3月23日报道：屏东邪教神奇诡谲，暗中传播七八年信徒遍全省，警方曾搜集资料唯所获无多。

1963年6月10日报道：一贯道是邪教，为首的觉悟了，南北三帮派今宣布解散，以后再发现将依法严办。

1970年6月23日报道：竹崎山区发现邪教，教友不分男女，都要脱光宣誓。

同年8月4日报道：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神棍籍名蛊惑乡愚，林忠被捕供承志在敛财，治安当局电令移送法办。

1980年3月10日报道：糖衣如蜜，一贯道魔高一丈；拍案惊奇，大专生竟被蛊惑。迷迷糊糊上坛听道，一女学生成了引保师，愿扫地奉茶竟如此牺牲，啥名堂令人处处疑云。

《徵信新闻报》和后来改名为《中国时报》

1963年3月11日报道：鸭蛋教遍后龙，内有公教人员，秘密活动接触频繁，妇女被诱，加入甚多。

同年4月7日报道：打破鸭蛋问到底，台中破获总教堂，夫妻二人任男女坛主，宣传品中主张教徒奉献身体，倡怪论说吃鸭蛋可防原子弹。

同年5月9日报道：一贯道一团糟，淫邪诱人入教，恐怖手段控制教徒，背景复杂严予查禁。

1965年5月31日报道：娇妻半夜出走，原是鸭蛋教徒，基督之家出了异类，丈夫告状人神不宁。

1971年2月20日报道：邪门歪教，诱人开矿兴建寺庙，骗得钱财置产纳妾。几个恶劣分子，分别判刑罚金。

1977年4月6日报道：误信邪教真害人，导致精神分裂症，三人异常，送医治疗。

1983年3月21日报道：一贯道死灰复燃，诱妇女从事不法，神坛当作触角多人下落不明，活动日惭猖獗当局积极查证。

《中华日报》

1961年5月4日报道：迷信一贯邪教，弄得神智不清，中县府一女工友近日来哭笑无常。

1963年12月6日报道：楼下卖肥皂，楼上传邪教，一贯道阴魂不散，两徒众被捕法办。

1970年8月6日报道：一贯道逆伦败德，老翁迷途知返，妻儿竟成陌路。

1974年5月14日报道：白天麇集听讲经，夜炼床上八段锦，新庄破获邪教捕五十余人。

1980年6月25日报道：一贯邪道吹到苗栗，家人沉迷送掉父命。家成大本营又不忍心报警，一吴姓青年求教家扶中心。

《民族晚报》

1963年3月8日两则报道：1、鸭蛋里的秘密，此教邪里邪气，一贯道余孽暗滋长，治安当局全面调查。2、教徒光蛋聚会，裸体举行神交，妖精古怪破坏家庭，活动时间都在夜晚。

《中央日报》

1963年3月22日报道：“鸭蛋教”怎样骗人？一位被诱入教者的自述。

1982年2月4日报道：一贯道害人，三姊弟入迷，老父伤心提出检举。

《大众日报》

1970年11月28日报道：啥子一贯道，根本瞎胡闹，集集分局查获一起，男男女女分处拘留。

1971年5月30日报道：男女老少脱得精光，跳呀闹呀员警赶到，旗山一贯道昨朝统落网。

《台湾日报》

1979年5月2日报道：一贯道害人不浅，多少人妻离子散。秘密传歪道，夫妻禁同床，信徒入歧途，家庭遭破坏。

1980年3月2日报道：邪教披神秘外衣，素食成连络标帜，蛊惑年轻男女值得警方重视。

一贯道在台湾解禁20年后，蒋经国当年的秘书马英九甚至在公开场合，以“总统”的名义，向一贯道过去遭受的“委屈”，说了声“抱歉”。

在这20多年里台湾的各种新兴宗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街上随处可见各种洗脑的广告。

邪教这东西，政府不去严禁的话，最后只会出现山上君、陈桂林这类勇士自己去主持正义。

话说回来，其实，高默波老爷子的论述里最初的八十年代宗教复辟浪潮中存在一个有趣的因素。农村医疗系统作为毛子任的遗产被废除后，“缺乏有組織的醫療體系意味著那些看不起病的人往往求助于其它的方式，例如乞求菩薩的保佑。一小部分人決定選擇信仰基督教，尋求教友之間的相互幫助。”

總的來說，1949年以來，農村醫療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由政府引進的醫療技術，如疫苗接種，大大地降低了高家村兒童的死亡率。衛生教育也幫助高家村人預防了許多以前困擾他們的常見病，政府的各種措施控制了致命的“血吸蟲病”瘟疫。在毛澤東時期，醫療改善最顯著的特徵是，那些最貧困和社會地位最低下的人受到了政府的優待。然而，80年代以來的改革政策無視那些最沒有地位的人。盡管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赤腳警生”體制似乎對高家村人來說還算運作得比較好。現在，這種體制已被抛棄了。缺乏有組織的醫療體系意味著那些看不起病的人往往求助于其它的方式，例如乞求菩薩的保佑。一小部分人決定選擇信仰基督教，尋求教友之間的相互幫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上层建筑变动导致医疗政策变迁，又反作用到基层的医患矛盾上

……1980年以來，縣政府還沒為農民做過什么事，用來預防和治療血吸蟲病的所有地區防疫站都被拆除了，縣防疫站也管理得很差，並且嚴重缺乏資金。1992年，當我重返我以前接受過血吸蟲病治療的醫院時，幾乎看不到病人，這個地方看上去像被遺棄了一樣。因為現在不再是免費治療血吸蟲病，只有少數人才能承擔得起在醫院治療的費用。因此，血吸蟲病的發病率從1979年的5.6%上升到了1985年的13.63%。對此，我們並不感到驚訝。1996年，高家村有十人患上了血吸蟲病。鄉裏的診所給他們開了藥叫他們自己回家服用，並且每個療程花費了20多元錢。當地政府對瘟疫再現的危險早有預料。1994年，我就在江家村的牆上看到了一行大字標語，寫著“再送瘟神”，這裏套用的是1958年毛澤東寫的那首詩《送瘟神》。
因為母親逝世，1997年初我又去了一趟高家村。當時，那裏有一位醫生正在為村民們巡回檢查血吸蟲病。我的弟弟和姐姐都被診斷為患有血吸蟲病。我催促他們盡早治療。然而，他們的回答使我大吃一驚。他們想到波陽縣醫院再去檢查一遍，因為他們不相信當地的醫生。他們說，那個醫生很有可能是故意把他們診斷為患有血吸蟲病，好讓他們到他那兒去買藥。不管我的姐姐和弟弟是的確患有這種病，還是醫生故意錯診，這都意味著要么血吸蟲病可能再次肆虐，或者醫生確實是出于個人謀利的考慮而有意錯診。這兩種情況都不是什么好的跡象。
1981年，“赤腳醫生”合作醫療體系被廢除。原來大隊的三個醫生都建立了各自的診所。同時，村民們越來越不願意去看病，因為他們每次去看病都要自己付錢，並且不知道看一次病要花多少錢。按照當地的生活水準，這三個醫生都變得非常富裕。高時華在80年代又建了一棟房子，這次是用磚頭建的，而不是用泥土。不幸的是，他在房子完工後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一個遺孀和三個孩子。江醫生建了一棟有十個房間的混凝土房子，房子後院有個池塘，前院的大小如同一個汽車停車場，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單獨的廚房。江醫生是這個地區少數幾個擁有摩托車的人。徐醫生也建了一棟像城堡的房子，大廚房裹還挖了一口井。這口井裝有一個電動水泵，只要一按按鈕，水就會自動出來。徐醫生家是青林地區唯一採用電動水泵抽水的人家，這種方式比用壓水機壓水方便多了。他自己的土地出租給了別人，村民們還不斷地把他們可以得到的東西送給他，作為對他的醫療服務的回報。他曾經吹噓說，別人給了他太多的西瓜，多得讓他的家人只好拿來喂豬。

在这种背景下，宗教复兴开始重新出现，

同時，求菩薩保佑身體健康和求神問藥，在這裏再次變得流行起來。70年代後期，燒香拜佛差不多已經銷聲匿跡了。而現在，像中國許多的古老傳統一樣，人們又開始熱衷于拜菩薩。離高家村一里遠的寺廟重新修復了。1994年，當我去那參觀時，有三個奇形怪狀的塑像立于供桌上，塑像前面燃燒的香火發出的煙氣裊裊上升。寺廟裏有兩個人，他們負責照看這個寺廟，並靠香客們的捐贈物為生。捐贈物可以是大米、面包、布料和錢。窮苦無助無望的村民節省下錢財，拿去廟裏向菩薩還願，就像我的母親在60年代以前那樣。這究竟是宗教還是迷信取決于每個人看問題的角度。1995年，我帶了兩個同事拜訪高家村，那個寺廟已被一場大火燒毀了。然而，塑像卻沒有被燒毀，他們被擱置在外供村民們祭拜。我們參觀那個地方時，被要求捐贈20元善款來重新修建那個寺廟。
在這個地區，我還發現有基督徒。對此，我也感到很驚訝。村民改而信奉基督教，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1949年以前，這裏沒有一位記錄在案的基督教信仰者，1949年之後到80年代後期，也不可能有人在這個地區傳教。在我上大學之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基督教。現在據說在這個地區將近3，500的人口中，有50多名基督徒，他們大約一個月聚一次；在農閒季節，他們聚得更頻繁。他們用漢語唱基督贊歌，並向基督耶穌祈禱。1992年，當我在他們經常聚會的地方——鄰村汪家村的一所房子裏拜訪他們時，我看到在聖壇後面的牆上用大筆畫書寫著的中國漢字“愛”，每一個筆畫都是由表示基督教教義的很小的一些漢字組成，包括“愛是恒久忍耐”，“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夸”，“不張狂”，“只喜歡真理”，“不計算人的惡”，“不求自己的益處”，“不作害羞的事”。聖壇上擺放著兩個熱水瓶，一個大茶缸，兩本中文版的《聖經》，還有一本基督教雜誌《天風》，封面上畫著聖母瑪麗亞、聖嬰基督和一群天使。
現在住在高家村的村民還沒有一個是真的基督徒。我遇到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婦女，她在高家村出生，但現在住在江家村。我問她是如何成為一名基督徒的，她回答說，那些人很善良，他們在很多方面都互相幫助。在困難時期，比如生病和欠債的時候，他們會互相幫助，像到地裹幫別人干活，互相借錢和其它的東西。至于他們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基督教徒，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很顯然，由于沒有政府機構的支持，他們形成了一個合作團體來互相幫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论述里往昔的基层组织崩溃，然后才出现宗教复辟，二者处在对立状态。但是，在高默波先生的阐释中指出部分宗教的组织人士就是毛子任时期的积极分子。

我訪問過一群自稱是信仰基督教的教徒，發現他們是自發信仰基督教的，當地政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進行干涉。那裏沒有任何意義上的教堂，村民們在他們自己家的房子裏舉行宗教集會。教會裏沒有教父或牧師，只有一個協調者，他叫汪彪貴，是我的一個熟人。在毛澤東時代，他曾經在政治上表現得非常積極。我很想知道是不是有人從外面來到這裹傳播過基督教。汪彪貴說，並沒有任何外在因素的介入，而是他在廣東聽說了基督教後，就產生了這個想法。
在離高家村大約60公裏遠的波陽縣城，過去有一座由外國傳教士建造起來的基督教堂，這個教堂是在1890年中國戰敗後用中國給外國列強的賠款建造的。傳教士們在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勝利之前的40年代就離開了波陽縣。在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期間，教堂被用作了波陽縣黨校的辦公和教學場所，來自全縣的共產黨官員都在這裏學習共產主義理論。80年代以來，這棟樓就被荒廢了，到處是碎玻璃和碎磚頭。波陽縣城裏的人在精神上並沒有像銀寶湖鄉的農民那樣饑渴絕望，至少現在還不是這樣。如果甘地說的“對于饑餓的人來說，上帝就是面包”是正確的，也許可以看到波陽縣城教堂的復蘇。

这“无生老母”真是“东方撒旦”啊

几百年来一直被打击，结果居然还是一路传到当代。

不过，结社这种东西竟然还能死灰复燃，属于情理之中，可竟然是会道门，那就有点意料之外了

要知道这玩意儿都死了几十年了

这也

好吧，我不是山东人，我实在不懂一个死了几十年的还能复活

十年前，大家对于沙漠教派喊打喊杀，现在？十年前，大家对于华北基层的地下宗教也是喊打喊杀，现在呢？不过是从2015-2025，才十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心思变，非一日之寒

评论区一上来就扣帽子的我直接删了，多的我懒得说，懂得人自然懂

别说山东了，我在北京的路边都能看到公开挂一贯道信仰的儿童音乐培训机构，正在犹豫要不要报警

ps:虽然牌子上只有天元太保阿弥陀佛，但下面的图上儒释道基督伊斯兰神灵都有，这是一贯道传统的“五教合一”，算传统版本。台湾那边的一贯道也是有新神的，比如说网传的《佛本是道》里的主角周青。跟越南高台教一个路数，突出一个宗教超市，信仰百货。

春风吹过以后基层治理全部放弃了

00年前后农村自杀率非常高

权力不会允许真空，要么政府，要么宗教，要么黑社会。

说到底大家都是要吃饭的，至于吃谁的饭没人关心。

黄巾太平道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他给老百姓看病，替人出头，山东人受不了这个的。

白莲教，义和团，就好这口是有原因的。

尤其是现在乡村地区，相个亲男的就得交200，如果有个组织，强力打击一切骗彩礼行为，诬告的行为，内部甚至介绍对象，发老婆，那战斗力如何呢？

天天挨欺负，突然有个组织替你出头，鬼知道会咋样。

有亲爹，谁会认个野爹呢？还不是过得不好，被钻了空子。

人啊，总要给点希望，要不他们就只能不顾一切的抓住一个稻草了，稻草后面连的啥就不知道了。

山东老铁说就是“最顺的民”，然后实际战绩就是白莲教，捻军，义和团，白莲教整的鞑清半死不活，捻军击溃了鞑清最后的希望僧格林沁军团，义和团让八国联军放弃全面侵华。抗日战争时期靠自己的民兵全省90%的区域解放，赶跑了侵略者。解放战争日期国共两党都是山东基层军官最多。所以说我感觉网上“山东人逆来顺受，惧怕官员”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舆论战。从山东民间战绩来看，完全不支持山东人顺民的说法。

国泰民安，山东是个保守主义大本营，不要让山东乱起来，抓邪教的同时，也要分析邪教存在的土壤，人民的诉求是啥？

图为辽宁沈阳市城管正在驱赶一摊贩，三轮车上摊着的是书是《圣经》，书云：“人间的弃子，天国的基石”，这个社会上的弃子不知道还有多少，但是眼看其中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

能抓到的应该都是露头了的，没露头，一直隐藏活动的这类ZJ组织，我主观预测，已经遍地开花了。

口罩前，我那里有当街拉人的，专找看起来生活不太好的老头老太太，看见这类老头老太太，低头就问，入教么，入教能互相报团取暖。

基层是有任务排查这种地下交汇的，但是基层目前工作方式太原始，就靠上面一张嘴，地下全都行动爬楼，敲门问，找邻里打听。这种原始的方式是根本无法发现这类交汇的，然后这类排查工作就流于形式，基层本身收入低，工作热情就不高，工作方法再落后的话，基层根本不想去真排查，都是假装楼里转一圈，拍个照片，然后就说没有，就这么交差完事了。所以一边是这类交汇在居民楼里玩的飞起，一边是基层对上汇报没发现地下交汇。

这类XJ组织容易在民生凋敝，信仰缺失的地方出现。因为主流的思想和ZJ，都是教老百姓要遵守秩序，拥护世俗。但老百姓也都不傻，我拥护你这么久，我还活的这么困窘，那我还支持你个毛。这时候，XJ就出现了，XJ通常最初打的旗号是互助和救人，而且本身他们最初也会做一些所谓的好事，帮助困顿中的信徒，然后就秘密地发展壮大，再往后就开始有自己的诉求，最后完全失控。

能否全面监控这类组织，看的是财政和基层行动能力，这两个因素，就我目前观察到的情况，都不太乐观。所以，基本盘省份的一些穷困地区，要加大排查力度，改进排查手段，否则怕是很麻烦。

我说话不好听，现在不觉得相比邪教，女拳，饭圈，宠保这些才是危害更大的吗？

太平到底是不是邪教？

没有什么能防住邪教，除了进攻。群众的思想阵地，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不铲除土壤，必然会春风吹又生。

宗教，不过是一种非常原始和落后的基层组织，但再原始和落后，也总比没组织强。

翻到我以前写的一个心得随笔，打败基层宗教的不是警察，而是基层的干部和居民组织，群众如果遇到了难题知道去找谁，谁去找宗教呢？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54002791/answer/2681507241?share_code=146ibwVensv4v&utm_psn=1949439317341601812

当生活在沼泽中的北德意志人发现自己贫穷的根源就是自己所信的天主教——主教贪婪不休，动辄绝罚交不上稅的教众，强奸农民的儿童，他们发现主所宣扬的在教宗的精神领导下赎罪从而过上富裕的生活，灵魂升上天堂，恩庇子孙后代是极其虚伪的事情。

马丁路德一张纸，就能摧毁千年天主教在北德意志的信仰。

那么伊斯兰人在埃及多发一个鸡蛋，都能让东罗马东正教的粮仓瞬间反叛

当你发现你所相信的正是你苦难的来源，任何其他宗教价值观都很容易趁虚而入。

也正因为如此，韩国在生育率下跌，农民被财阀城市化压榨的今天，各种邪教丛生。要以此为戒。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却不在此列，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能够解决大家的贫困问题的。即使如此，从这次的事件看来，百密一疏，还是偶尔有部分宗教思想死灰复燃渗透进入了我们的思想阵地，不管怎样，我们万万不可重蹈韩国和新教北德意志地区的覆辙，在本来就经济压力巨大的今天，思想不统一，更没法建设下去了。

因为防止出现李自成，不停给体制内好处。

结果万万没想到，玩出来了洪秀全。

不对，不觉得这个被抓的是本次历史中的洪秀全。

太平天国还没出来呢。

这玩意可有年头了，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听过这个名字。当年这也是赫赫有名的一教（骂名），抗战期间勾结日伪，国民党都忍不了了对它重拳出击，可以想象是什么成色。另外，可以确定的是，现在确实不入流影响力小，为啥？因为是公安机关侦破，要真跟各位说的一样早上国安了。针对邪教这块，其实执行的一直是放长线钓大鱼，扔块糖吸引蚂蚁，然后两拖鞋拍死，省的满世界找。你那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法力有我加特林菩萨高？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