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暴力机构的社会里，权力其实是一种负担。

祭司之所以能站到统治者的位置，或许是因为他们长期承担了一件所有人都想回避、却又无法回避的事情。

那就是失败。

我们今天讨论早期社会，很容易高估「信仰」在其中的比重，却低估一种更直接的东西：恐惧。

这可是人类最原生的情绪。

收成失败之后，冬天能不能活下来是未知数。 迁徙方向判断错误，整个部落可能走进死地。 瘟疫出现，没有人知道是否会轮到自己。 战争失利，意味着接下来可能遭到报复和掠夺。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让群体濒临崩溃的，也许不只是灾难本身，更在其「无法解释」性。 一旦没有解释，恐惧就会在群体内部扩散，并迅速转化为指责、怀疑和暴力。

人类学研究反复证明，在缺乏统一解释框架的社会中，灾难之后出现的第一反应不是团结，而是内耗。

埃文斯-普理查德在阿赞德社会的调查中，记录过大量类似情形：即便所有人都清楚物理原因，事故仍然必须被赋予一个社会意义，否则矛盾无法停止。

「自然因果并不能满足社会对意义的需求，真正的问题并非事情如何发生，而是为何发生在此刻、此人身上。」——《Azande 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1]

Azande 人并非用巫术来解释“事情如何发生”（自然因果），而是用它来回答“为什么偏偏发生在这时、这人身上”

——即赋予事件社会-道德意义上的“为何”

所以说，解释是为了求真，更是为了止乱。

在这种背景下，祭司这个角色被推出来了。

注意这个顺序。 不是因为某个人宣称自己能通神，所以大家相信他。 而是因为群体在灾难面前需要一个承载解释的位置，于是某些人被反复推到这个位置上。

而一旦站上去，就意味着要接受检验。

两河流域的占卜传统对此有极其清晰的记录。占卜并非一次性行为，而是一个可被回溯、可被验证的过程。占卜结果错误，责任非常明确。

「祭司误判神意，致使决策失当，其责当究。」 ——《巴比伦占卜文献》^[2]

所以这是个很有风险的行当。

在商代，甲骨文中保留下来的大量卜辞，呈现出的并不是一个神秘主义世界，而是一个高度紧张的决策环境。卜问的内容几乎全部围绕战争、天气、疾病、收成、生育。这些都是一旦失败就会引发连锁后果的事情。

「贞不吉，其咎在卜。」 ——殷墟甲骨文

占卜失败，承担责任。

这意味着，祭司从一开始就不是安全位置。

为什么群体会接受这种结构？

当然是因为它有效了。

当灾难发生之后，如果失败被明确地集中在某个位置上，群体内部的张力就会被迅速释放。愤怒有了方向，恐惧有了出口，怀疑也就不再无差别扩散。

从社会运作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极其朴素、但非常有效的稳定方式。

在古埃及，尼罗河泛滥的高度不确定性，几乎决定了整个文明的生死。测量水位、判断祭祀是否得当、解释失败原因的责任，长期集中在祭司体系内部。

「尼罗河未至，仪式必受质疑，神庙需承担解释责任。」 ——Jan Assmann，《The Mind of Egypt》

这说明，祭司并不是在「解释自然」，而是在「承受后果」，就是个担保人。

玛雅文明更是这种极端。统治者本身就是最高祭司，战争失败或天象异常后，国王必须进行公开的自残、放血仪式。

很多关于「神权统治」的叙述，习惯从结果倒推原因，认为祭司渴望权力，所以发明神话。

但如果稍微观察一下，会发现也许是相反的。

祭司承担失败，是因为群体需要。 权力出现，是因为责任已经集中。

当某些人长期负责解释灾难、裁决禁忌、承受质疑，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影响决策本身。因为决策失败，最终还是会回到他们身上。

于是，他们开始决定祭祀时间。 开始建议迁徙方向。 开始判断战争是否「合适」。

早期统治的位置，并不令人向往

这是一个反直觉的事实。

在早期社会，统治者的位置并不安全，也不稳定，更谈不上舒适。

大量民族志资料显示，首领、巫师、祭司在灾难后被杀、被放逐、被献祭，是高度常见的现象。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中整理的材料就有提到，虽然理论解释存在争议。

换句话说，站得越高，越容易被推下去。

在这种结构下，统治不是一种向上攀爬的奖励机制，而是一种高风险岗位。 你站在那里，随时可能因为不可控的失败付出生命代价。

这也解释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现象：在很多社会中，祭司和首领身份带有禁欲、隔离、不得自由行动的特征。这正是对风险的制度化回应。

个人观点：统治的起点，是责任的集中

我认为，人类最早的统治，并不是出于对支配的渴望，而是出于对失败的恐惧。 当失败无法平均分担，就必须集中。 当集中完成，就必须有人长期站在那里。

这个人或这群人，一开始并不强大。 但他们不可或缺。

于是，权力出现了。

所以，祭司凭什么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统治者？

因为在灾难降临、解释崩溃、群体濒临瓦解的时候， 他们站了出来。 他们承担了失败。 他们接住了恐惧。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再去看早期历史，很多看似荒诞的制度，都会突然显得冷静而清醒了。

参考

1. ^ ——E.E. Evans-Pritchard，《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2. ^引自Francesca Rochberg

准确的说法是，为什么“神权”是最早的社会权力？

因为当时金属材料太少，武器只有石器和木矛，不存在以一当十的军队，所以就纯靠量取胜。日常的说服、教育决定实力对比，祭司集团占优势。

等到金属材料普及到武器层面，但还没有普及到日常工具层面，少量披青铜甲持青铜剑的贵族能压倒更多的乌合之众，军事贵族时代就到了。

再下一个层次是铁器时代，普通人也拥有金属工具，每个村子都有铁匠，贵族时代就逐渐落幕，主流制度是封建制大帝国和农民常备军。

圣经竭力宣扬神权至高无上。但很明显，撒母耳立王是一个神权向王权让步的故事。长老们逼迫祭司交权，理由是以色列需要军事统帅；祭司则告诉他们王权意味着缴纳永无休止的税赋，供养官僚机构。与虚无缥缈的上帝相比，这两个理由才真正无可抵抗。

最初的文明是“孤岛”式的农业城邦，生存和扩张的主要障碍是自然环境，以及周围保持游猎生活方式的“蛮族”。宗教文明发展了几千年后，在一些肥沃的冲积平原上，农业城邦开始变成“群岛”，进而边界相接，开始竞争土地、水源、矿产等稀缺资源。人类遇到了从未有过的的局面——现有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是另外的文明人类。军事活动第一次成为文明社会的必需品。

军队需要纪律，需要统一的指挥，必须有稳定的领导，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力团体。另外，军队不仅可以对外征伐，还可以用于对内镇压。所以新兴的军官团体有能力发动政变，把自己变成国王和贵族，强迫祭司和民众都服从自己。这个逻辑似乎很顺畅。

但石器时代还没有后世意义上的军事阶层，因为缺乏合适的武器。受材料限制，军队只能用木棒石块来制造兵器，比如骨制箭头的弓，或是精心磨制的石斧。这些装备杀伤力并不明显胜过农具、猎具，而且难以持续作战——最好的燧石刀，也很容易一击碎裂，变成普通的钝器。

这意味着无论是对外战争还是对内镇压，少量职业军队都没法压倒临时组织的民众。宗教的动员能力明显胜于刚刚出现的军官团，而全民动员往往能打败少量凶悍的入侵者，或是阻止军阀夺权的企图。所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祭司都是军事行动的主导者，神权的地位依然稳固。

渐渐地，祭司们努力搭建的贸易网带来了压制神权的新材料。大河流域周边的山区提供了铜、铅、锡的矿石，几种柔软的金属混合在一起，可以凝结成坚固且有韧性的合金——青铜。原本主要用于装饰的金属从此可以用来制造工具。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各个早期文明相继进入青铜时代。

在随后的五千年中，铜在大多数地区都是货币的重要材质，虽然比不上金银，但这也足以证明铜是一种准贵金属。早期文明大多处于大河冲积平原，远离矿区且缺乏冶炼的燃料，青铜的价格更是昂贵到平民难以承受。所以，青铜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农民和工匠换上了青铜工具，他们一般只在工具的关键部位使用一点点青铜，比如木犁的尖端，比如锯子的齿部。大多数工作依然使用纯粹木器和石器，效率没有明显改善。

但是，有限的金属完全可以改变战争的形态。青铜兵器，哪怕只装在矛头上，也足以把军队的杀伤力提高一个数量级。几百名精兵持剑、披铜甲，射出青铜箭簇，可以轻松打败上万名石器时代的民众，而且武器并不会因此出现明显损耗。

金属刀具的出现还给人类带来了精密加工硬木的能力。此前人类虽然已经使用陶轮来制作陶坯，但直到青铜工具出现，人类才能造出廉价的车轮和车轴，并在关键的受力点用金属部件来加固，交通因此进入了车辆时代。青铜时代的马还没有被驯化成后世的强壮马种，体型比驴大不了多少，没法背负一个骑兵作战，但体力恰好足以拉车。多匹马合力，双轮马车就能带着射手或粮食飞驰，赋予军队前所未有的机动性、冲击力和后勤能力。

对于大河流域的文明来说，青铜武器和马车（包括马）的价格都非常“合适”。既没有昂贵到无法批量生产，也没有廉价到人人拥有。这意味着职业军队可以不依赖祭司集团的支持，自行解决对外战争和对内镇压问题。神权社会因此遇到了两难境地——不组织新型军队，就会被外部压力消灭；组织了新型军队，就会被反噬。总之，祭司和他们控制的民众不是向其他城邦的军队投降，就是向本城邦的军队低头，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世俗政权的出现。

顺便推荐马前卒时代的内容目录：

马前卒的回答主要回答了神权为什么会衰落，至于祭司为什么成为人类最早的统治者回答的并不好。

祭司之所以能成为最早的统治者根本原因是人类获得智慧之后，面对未知的世界太多了，而未知会让人产生恐惧。

智人之所以能战胜其他人种，靠的是相信虚拟故事带来的组织动员能力的提升。

组织动员能力是结果，而相信虚拟的故事是原因。

什么叫相信虚拟故事的能力？说白了就是虽然没见过这个东西，但是通过抽象的方式赋予一件事或者人生的价值是什么？然后让其行动。

人类获得智慧后，做有利于生存之外的事情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而祭司的价值就是负责向民众解释未知、赋予意义。从而获得了组织力。

进而随着武器和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组织力被削弱了而已。

其实吧，祭司角色的存在远远早于完全社会，在原始部落社会时期，祭司就存在了，或者说，在人类走出非洲时，祭司阶层就存在了。不然人类面对大迁徙时必然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离开非洲，为什么又要去那个未知之地。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如何说服一帮人跟着你冒险？

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未意识到，就是即便是现代社会，依然是需要祭司阶层的，或者说祭司这个角色是必然伴随人类而存在。

甚至可以说，祭司权必然应该高于王权的，不然违背了人类的发展规律而遭到反噬的。

祭司权高于王权的地方，其王权行动的理由必然是先赋予行动的意义，通过意义说服民众。而王权高于祭司权的地方，行动会压制祭司阶层，强行让祭司给自己背书，在说服民众时会面临极大的阻力。

只不过有的地方，实现了政教分离，祭司改名叫神父了，有的地方没有实现政教分离，叫党校老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