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的说法是，为什么“神权”是最早的社会权力？
因为当时金属材料太少，武器只有石器和木矛，不存在以一当十的军队，所以就纯靠量取胜。日常的说服、教育决定实力对比，祭司集团占优势。
等到金属材料普及到武器层面，但还没有普及到日常工具层面，少量披青铜甲持青铜剑的贵族能压倒更多的乌合之众，军事贵族时代就到了。
再下一个层次是铁器时代，普通人也拥有金属工具，每个村子都有铁匠，贵族时代就逐渐落幕，主流制度是封建制大帝国和农民常备军。
圣经竭力宣扬神权至高无上。但很明显，撒母耳立王是一个神权向王权让步的故事。长老们逼迫祭司交权，理由是以色列需要军事统帅；祭司则告诉他们王权意味着缴纳永无休止的税赋，供养官僚机构。与虚无缥缈的上帝相比，这两个理由才真正无可抵抗。
最初的文明是“孤岛”式的农业城邦，生存和扩张的主要障碍是自然环境，以及周围保持游猎生活方式的“蛮族”。宗教文明发展了几千年后，在一些肥沃的冲积平原上，农业城邦开始变成“群岛”，进而边界相接，开始竞争土地、水源、矿产等稀缺资源。人类遇到了从未有过的的局面——现有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是另外的文明人类。军事活动第一次成为文明社会的必需品。
军队需要纪律，需要统一的指挥，必须有稳定的领导，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力团体。另外，军队不仅可以对外征伐，还可以用于对内镇压。所以新兴的军官团体有能力发动政变，把自己变成国王和贵族，强迫祭司和民众都服从自己。这个逻辑似乎很顺畅。
但石器时代还没有后世意义上的军事阶层，因为缺乏合适的武器。受材料限制，军队只能用木棒石块来制造兵器，比如骨制箭头的弓，或是精心磨制的石斧。这些装备杀伤力并不明显胜过农具、猎具，而且难以持续作战——最好的燧石刀，也很容易一击碎裂，变成普通的钝器。
这意味着无论是对外战争还是对内镇压，少量职业军队都没法压倒临时组织的民众。宗教的动员能力明显胜于刚刚出现的军官团，而全民动员往往能打败少量凶悍的入侵者，或是阻止军阀夺权的企图。所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祭司都是军事行动的主导者，神权的地位依然稳固。
渐渐地，祭司们努力搭建的贸易网带来了压制神权的新材料。大河流域周边的山区提供了铜、铅、锡的矿石，几种柔软的金属混合在一起，可以凝结成坚固且有韧性的合金——青铜。原本主要用于装饰的金属从此可以用来制造工具。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各个早期文明相继进入青铜时代。
在随后的五千年中，铜在大多数地区都是货币的重要材质，虽然比不上金银，但这也足以证明铜是一种准贵金属。早期文明大多处于大河冲积平原，远离矿区且缺乏冶炼的燃料，青铜的价格更是昂贵到平民难以承受。所以，青铜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农民和工匠换上了青铜工具，他们一般只在工具的关键部位使用一点点青铜，比如木犁的尖端，比如锯子的齿部。大多数工作依然使用纯粹木器和石器，效率没有明显改善。
但是，有限的金属完全可以改变战争的形态。青铜兵器，哪怕只装在矛头上，也足以把军队的杀伤力提高一个数量级。几百名精兵持剑、披铜甲，射出青铜箭簇，可以轻松打败上万名石器时代的民众，而且武器并不会因此出现明显损耗。
金属刀具的出现还给人类带来了精密加工硬木的能力。此前人类虽然已经使用陶轮来制作陶坯，但直到青铜工具出现，人类才能造出廉价的车轮和车轴，并在关键的受力点用金属部件来加固，交通因此进入了车辆时代。青铜时代的马还没有被驯化成后世的强壮马种，体型比驴大不了多少，没法背负一个骑兵作战，但体力恰好足以拉车。多匹马合力，双轮马车就能带着射手或粮食飞驰，赋予军队前所未有的机动性、冲击力和后勤能力。
对于大河流域的文明来说，青铜武器和马车（包括马）的价格都非常“合适”。既没有昂贵到无法批量生产，也没有廉价到人人拥有。这意味着职业军队可以不依赖祭司集团的支持，自行解决对外战争和对内镇压问题。神权社会因此遇到了两难境地——不组织新型军队，就会被外部压力消灭；组织了新型军队，就会被反噬。总之，祭司和他们控制的民众不是向其他城邦的军队投降，就是向本城邦的军队低头，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世俗政权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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