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锦大战中洪承畴的下场不是很好的答案么

松锦大战，洪承畴的策略就是用自身体量和清兵打消耗战，看谁最后熬不下去，结果最后就是两边都快熬不住时，崇祯先松口了，逼洪承畴梭哈出战，导致惨败。

《豫变纪略》的统计，河南遭受灾情如下：
崇祯三年旱，四年旱，五年大旱，六年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七年夏旱蝗，八年夏旱蝗，怀庆黄河冰，九年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十年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里，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十四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十五年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

陕西

《汉南续郡志》记载：
“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

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
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

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据《明史》记载：
崇祯元年，陕西饥。

二年，山西、陕西饥。
五年，淮、扬诸府饥。

六年，陕西、山西大饥。
七年，京师饥。太原大饥，人相食。

九年，南阳大饥，母烹女。江西亦饥。
十年，浙江大饥，父子、兄弟、夫妻相食。

十二年，两畿、山东、山西、陕西、江西饥。河南大饥，人相食。

《备陈大饥疏》：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崇祯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
崇祯四年五月，大同襄垣等县雨雹大如卧牛、犬石，小如拳。
崇祯八年，七月己酉，山西临县大冰雹持续三日，冰雹堆积达二尺多厚，大如鹅卵。
崇祯十年，四月乙亥有大雨雹，闰四月癸丑，山西武乡、沁源大雨雹，最大的如象，次如牛。

天气异常导致严重的病虫害，蝗灾遍地，跳蚤、老鼠没了食物来源，就只能往人群聚集的城市迁徙，然后就造成了堪比欧洲黑死病的明末北京鼠疫。

因为腺鼠疫会造成淋巴结肿大，所以人们又把鼠疫称为“疙瘩瘟”，50%的致死率。

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明季北略》
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康熙年间地方志《通州志》

明朝等于一个85岁的老人 各种慢性疾病 器官衰老

结果查出癌症 要不要动手术开刀

不动保守治疗还能多活几年 连续大手术 结果一下子并发症发作，彻底崩了。

崇祯年间整个北方遇到两千年以来史无前例的天灾，社会全面性崩坏。

历史上崇祯就是知乎所说的这样 拼命在内地搜刮资源 一波波把野战部队在辽西送光

明朝和其他王朝不一样 直到1642年 明朝对整个局势还有高度控制力，崇祯连续赌博搞战略决战。短短两年时间把近五十万野战兵团全部败光 这个损失 谁也承担不起

1642年四月 杏山陷落 松锦之战战败 辽东十三万野战兵团损失殆尽
1642年五月 李自成闯军在朱仙镇击败丁启睿 杨文岳 左良玉十八万大军
1643年五月 汝州之战 孙传庭率十万明军出潼关 李自成阵斩孙传庭明军四万余 战败
此役过后 明廷在黄河以北只剩吴三桂一万多野战兵力 彻底崩溃

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崇祯帝不从。孙传庭不欲仓促出战，可是在朝廷的催逼下，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整个北方连续大旱五年 河南大旱七年。

崇祯加税又不停 导致关内农民军越来越恶劣。李自成张献忠滚雪球滚起来了

松锦十三万部队的资源在内地可以维持四十万部队。把钱在北方赈灾 救济西北边军可以维持更久

明末就是被这种动不动应该战略决战办法给害死了。 不止松锦 萨尔浒都不应该打。

一 关外只守宁远 其他全部放弃。

二 皇太极绕道入关的话 花钱去澳门请工匠 在整个华北大大小小修几万个堡垒，让皇太极掠夺不到粮食和人口。想办法拖

三 平息不了农民军 也尽量让洪承畴把农民军堵在陕西，不要让农民军冲入河南滚雪球

撑到崇祯20-22年灾害减少，气候开始好转。把皇太极这一代满清战斗力最强的给拖过去

我觉得明朝实际撑到崇祯儿子正常死亡 名义撑到崇祯孙子问题不大。而且也落不到满清头上，到时候也是新兴汉人势力接手。

明末有个重大问题。从1619年到1627年 明朝十年死了四个皇帝。最后上台两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年轻人都比较激进想要建功立业。

如果崇祯他爹没一个月就死 正常继位 一个40岁继位中年皇帝反而有可能选择比较保守的方案

举个例子，明末万历三大征历时二十年，战场分别在西北、西南、朝鲜，动员兵力数十万。其中，万历援朝战争，明朝投入军费八百万两（第二次。第一次是五百八十多万两），为当时岁入两倍。朝鲜方面称之为耗尽国力，认为明朝灭亡正是与此有关：

神宗皇帝竭天下之力，东救朝鲜，国势日蹙，驯至沦胥
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于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
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

万里援朝战争历时八年，军费开支达岁入两倍，这就已经引起了耗尽国力的评价了。

那么，明清战争时期，明朝的军费开支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天启初年，明熹宗年少即位，帝师、兵部尚书孙承宗亲自赴辽东前线了解局势，最后确定了修筑宁锦防线、屯驻大军准备反攻的军事策略，并且亲自到辽西地区担任统帅。

一般来说，看到这里，大家会觉得是十分安心。对于年仅十几岁的皇帝来说，有帝师亲自坐镇，自然可保无虞。但是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就会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孙承宗到达前线后，当年仅宁锦方面的军费开支就达到了惊人的五百六十万两。

我们对比壬辰战役，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天启二年的岁入是八九百万两，其中包括了五百万两的辽饷加派。明朝自洪武中后期以后永不加赋，所以岁入是很固定的。

孙承宗这个打法，基本上将明朝通过辽饷新增的收入全部吃光了。

要知道，明朝长城防线是九边，不是只有辽东一镇的。

孙承宗宁锦战略确定后，明朝就开始陷入了财政危机的死循环。一方面，无论多少收入都会消耗到宁锦防线。一方面，持续的三饷加派抽空了民间储备，引发了社会危机。

我们很多人都谈到过明军不满饷的问题。从天启初年的情况来说，明军并不是不满饷，而是明朝通过加派辽饷的方式满足了军事需求。但是这种加派是透支全社会财政的情况下实现的。

而这一透支财政的战略，正是明熹宗的帝师孙承宗提出并执行的。

天启五年，由于孙承宗长期在辽西地区修筑堡垒并屯驻十五六万大军（孙承宗说只有十二万），严重透支国力，明朝催促孙承宗出兵进攻。几乎每个月都上书要求辞职的孙承宗于是部署进攻。前锋一千余人渡三岔河进攻耀州，被清军数千击败。然后孙承宗十几万大军就闻风崩溃，收拢后只有五万八千多人，一半都跑了。

你看，明朝这个时候不是没有人力优势，甚至辽饷加派时间也不算很长，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尚且还处于可控状态。但是只是一个千人规模的前哨战，十几万大军就崩溃了。

这个时候，危机的主要性质，还是类似于孙承宗这些人没有练兵的能力、无力编训野战大军的颟顸无能。而挽救的方法也比较简单清楚。前线将领王象乾与兵部侍郎王在晋讨论提出的方案，是在明军一败再败、缺乏战意的情况下，在山海关设置重城，迫使养成逃溃习惯的辽东败兵在山海关外死战。据此，也可以节约经费，在关内后勤良好的环境下编训军队，并充实河北各地的防御，避免面后来清军入寇时缺乏防御的危机。

说到底，就是在辽西筑垒，还是在河北筑垒。显然，加强河北防御要更加稳妥。

在后勤保障上，辽西地区只有沿海滩涂属于平原地带可以提供后勤，属于狭长的带状地形。后勤起始点位于两端，距离十分遥远，消耗极大。

在军事态势上 ，这一地形就像天然的一字长蛇阵，一旦被侧击就会被敌人随时切断。

后来的历史上，清军就不断袭击明军后勤，并在这一长蛇阵的东端围攻明军据点，然后诱骗明军从西端来援，在中间择要点打援。并且屡试不爽。

但是明朝最终坚持采用了辽西筑垒战略，形成了以山海关、宁远、锦州三点为核心的一字长蛇阵，并旷日持久地向这一地带投入军费。为此甚至挪用了九边其他地段的军费，导致防御工事年久失修被清军轻易突破。最要命的是，导致九边延绥等军镇士卒铤而走险，加入农民起义军，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内耗。

财政上的左支右绌，进一步加大了财政开支。而财政开支的进一步加大，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的左支右绌。

这一切的起点，固然是后金的叛乱，更是由于明朝应对失当，选择了孙承宗辽西战略这一开支巨大的战略。

最要命的是，辽西并不能屏障内地。清军在1644年全面入关之前，先后五次入关，其中多次就直接在河北行军，如入无人之境。明人记录中，清军带着从各地掠夺来的财货、人口、牲畜返回辽东，甚至在京畿行军月余。而明军对此毫无办法，只能坐视。

明军在财政窘迫的情况下甚至在袁崇焕的建议下降低了河北的防御水平。袁崇焕固然在清军第一次入关的时候就被杀了，但是后来四次入关的时候，明军依旧没能加强河北防御。最后，辽西战略的始作俑者孙承宗，在清军进攻其河北老家的时候被击毙。

有一说一，孙承宗一个河北人，竟然不加强河北防御。他一个人死也就算了，还带着全中国一起死，真是祸国殃民。

明朝一直到崇祯十五年春松锦之战大败以后，锦州丢失，才主动放弃了宁远，退守山海关。

从天启二年孙承宗提出并坚持辽西筑垒战略，到崇祯十五年彻底失败，这一错误战略明朝一共坚持了二十年。

你回头再想想这个军费开支。

明朝客观上确实在用人力优势拼消耗，只不过这个拼消耗的对象不仅仅是八旗，还有明朝内部的力量。

很多人将主要目标对准了东林党。但是他们的批评重点是抗税。这其实是被东林党避重就轻的骗术给骗了。东林党所代表的江南士绅，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抗税。他们一直都在抗税。享受发展红利不承担发展义务，这是东林党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那就是东林党所代表江南士绅在拒不承担义务的同时还在拼命挖墙脚。

明末有两大集团与敌人进行走私贸易。一个是以晋商为核心的满清八大皇商。他们通过西北地区蒙古部落，走河北长城防线以外的路线向敌人走私物资。比如说武器、粮食。一个是以东林党为核心的江南士绅集团。他们通过海上贸易路线，经过辽西防线和东江镇向敌人走私物资，比如说粮食、武器。其中，宁远和皮岛是两大核心要点。坐镇东江的毛文龙就利用走私贸易养活了大批抗清军民，也因此获得了大量敌军情报。但是坐镇宁远的袁崇焕执掌大权以后，说服崇祯将贸易路线全部合并到宁远，由他全部掌握。为此袁崇焕还进一步矫诏杀死了毛文龙，并拆散了东江镇。最后东江镇无法维持下去，彻底崩溃。像父母皆被金兵所杀、与清军仇深似海的尚可喜，就被迫降清。而袁崇焕对局势的把握十分有限，不但不能像毛文龙一样探查清军情报，还屡屡为清军所骗。其能力素质之低下，而无知者无畏，都酿成了辽东局面败坏的惨剧。

东林党代表的江南士绅，就像袁崇焕一样，能力和贪心不匹配，而又嫉恨对手，轻易就敢痛下杀手，于是特别容易败坏局面。有一段时间社会流行“投资不过山海关”舆论黑东北的时候，人们就注意到东北的工业园区聚集了大量江浙企业，其他企业往往就会遭到莫名其妙的反复举报投诉无法立足。你以为只是正常竞争，他们就已经起了杀心。东林党量小心黑、轻于杀戮这一点在明宫三大案里就有典型体现，以前在杨涟案中专题讨论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既然不能驾驭东南士绅，自然就会面临内外两方面的内耗。

在清朝入关后，晋商八大皇商与清朝延续了同盟关系，但是东南士绅在争取同盟的过程中却遭到满清的深度防范。原因是由于东林党的残酷压榨，东南民众无法忍受东南士绅的残酷统治（比如说浙江采茶工在最忙的时候只能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住集装箱吃白水面。我们看很多网友讨论，都说旧社会的地主在种地收获最农忙的时候还能做到让长工吃白面自己吃窝头，结果21世纪了浙江茶园在采茶这么暴利的行业居然还是让采茶工像旧社会一样吃白面），在明末爆发了大规模起义。清军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取得了压制江南士绅的优势地位。而南明到了这个时候还在用“以下犯上”的罪名处决刺杀满清高官投奔明军的义士。这种吝啬与狠毒并存的局面简直超出想象。

最终能够驾驭江南士绅的清朝站稳了脚跟。

从历史角度说，由于唐代以后经济中心南移到长江流域，特别是江东地区。能够控制江东士绅才能控制住经济中心，形成稳定的国家政权，否则就会遭到反噬。

比如说宋徽宗。在其鼎盛时期，西则以陇右都护府稳定西北局面，形成对西夏的碾压优势。北则与金朝形成海上之盟，夹击辽朝。而这建立在他有效控制江南的基础上。花石纲在字面上固然是宋廷对江南的掠夺，但是仔细想想，不就是宋廷掌握了自己统治区当中局部地区的财富吗？宋廷不掌握江南财富才对吗？

东林党是明朝才有的吗？

但是在其失去对江南的控制之后，宋廷连满足河北地区的军事后勤供应都做不到了。这里有一个背景，由于北宋三易回河，河北山东地区屡次遭到黄河冲击，经济受到致命打击。因此在宋徽宗末年，宋廷恰好失去了北方地区的经济支持，需要江南地区提供经济支持。而事实就是江南地区没有支援，宋廷就直接没了。真巧，宋军当时也遇到了没有军饷的问题。

金兵南下追逐宋高宗赵构的时候，江宁等地直接投了，最后宋高宗被迫乘船出海逃亡。

观察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在南方地区，一方面王朝兴盛的时候，江东地区会有大量的读书人通过科举当官，人称文教鼎盛。一方面王朝危难的时候，江东投敌也是有传统的，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建广东反而不怎么投敌。像南宋末年的鄂州之战，今年考古发现一名南宋将领的墓志铭，里面主要部分都在痛斥宋军统帅在两军对峙的关键时刻投了。可能真的和孔夫子有关系，山东这里的孔夫子投敌也很快。看样子孔夫子这个文教可千万不能鼎盛了。

东南民众长期受东南士绅的压榨，经常将东南的繁华误以为是自己的繁华，误以为自己也是繁华的一部分，错误的认为他们遭受的极其刻薄的待遇放在其他地区已经算非常好了，主观上的认知错误导致他们形成了非常谨小慎微忍气吞声的性格传统，不敢逃离这样高度内卷令人窒息的地方，最终遭到了更加严酷的压榨。这种压榨传统下形成的社会文化，在内部斗争时十分犀利，但是对于全局的破坏也十分突出。由于高度内卷，任何利益都会彻底分配，自己得不到就必然会为别人得到，那么就形成了残酷的、不留一丝利益空间的竞争传统，最后出现的典型博弈手段就是得不到就会毁掉。在商业竞争中，对自己地盘的看护极其敏感，而又随时尝试介入别人的利益。比如说经常会用入股的方式介入别人的产业，如果别人没有足够的防备，那最后偷梁换柱就是常事。不是说不能入股，而是你想的入股和他们的入股不是一回事。这个圈子真的能搞到尔虞我诈随时翻脸的地步。

当然了，如果实在攻不下，他们最终还是会利益为重搞合作的。只不过你得保证他们合作以后还是攻不下，不然还是会被吃掉。穷尽一切利益，这是已经成了风俗了。

在资本增殖的诸多特点中，极度渴望增殖以至于毫无顾忌的这个特点，在这个圈子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意思的是，现在谈得上驯化他们的其实是美帝。这也导致他们可以做美帝的刀，而不能做我们的刀。上海封控就是典型案例。辽宁援助的物资被他们说是坏的，然而这样的事情竟然还需要辽宁省政府自证，而不是上海直接抓人。最后上海人花高价买到了辽宁援助的物资。当时上海有一个女人托外卖小哥给父亲送饭，结果被网暴致死。这样的事情似乎直接从上海人的记忆里删除了。然后上海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网友“将东南的繁华误以为是自己的繁华，误以为自己也是繁华的一部分，错误的认为他们遭受的极其刻薄的待遇放在其他地区已经算非常好了”。

江东这块神奇的土地啊……

我国如果抓不住江东，不能让江东民众从江东士绅手里解放出来，那么必然也会遇到深远的危机的。

从比拼消耗的角度看，你会对明军的无能有全新的认识，双方的交换比至少在1：20以上，大概20个明军才能换一个清军，在冷兵器时代足够令人匪夷所思。

试想一下，在冷兵器条件下，甚至明朝技术水平远胜于后金的优势条件下，有什么理由不能跟后金拼消耗呢？

明朝的人口数是后金的几十到一百倍，如果交换比能达到2：1，5：1甚至是10：1，明朝拿出100万人换掉后金10万人，就解决了后金问题，哪怕明朝拿出10万人换掉后金1万人，后金就会陷入严重危机。从这个角度结合明军五次大败仗的史料反推，明清战争的交换比一定是非常夸张的。

而大明军队的吃饭问题一直延伸到了南明和各路义军的头上，由于地盘越来越少，大帅和军队越来越多，总会出现一个大帅撤退其他大帅争相撤退的情况，防的就是老家被其他友军抢了导致自己吃不上饭。

哪怕朱成功运气不好吃了败仗，账面上的粮食马上要吃完了，逼不得已也得火并友军，也搜刮地皮，晋王殿下饿红眼了也纵兵劫掠。李过高一功这样的老好人，逼急了也杀徐彪，抢南宁。但又因为只有一个南宁而军队又太多，没过多久李过和一批南下忠贞营的将领就病死了，等到高一功出兵的时候，偌大的南下忠贞营军团就只能出5000人。

这年头动不动张嘴人力优势的往往都会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后勤，能把人海战术玩出花的后勤保障能力其实并不弱，只是被爆了太多兵给摊平了。真正后勤崩溃总要为吃饭发愁的情况下，压根没法爆兵，并且会陷入一个吊诡的死循环：越吃不上饭，越没有战斗力，对清军的杀伤越忽略不计，被清军夺走的土地越多，最后越吃不上饭。

而明末的另一个黑色幽默在于：窖藏粮食和藏粮于民的也没守住粮食，最后都进了清军的嘴里。

后金缺粮，袁嘟嘟主张把城往前修然后送物资。

后金缺粮缺布，袁嘟嘟高台堡卖粮卖布给蒙古然后转卖后金。

后金缺粮，袁嘟嘟把毛文龙砍了以后鞑子突然就有粮然后绕路俩月入寇抢掠。

明朝除了袁嘟嘟没有人能守住城，左应选靠乡勇守住昌黎，抚宁靠游击带几百人也没丢，这俩县官怕不是神将

没毛病

然后就是著名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为了陈圆圆开关放鞑子入关，合兵一处打败了李自成。

你们总不能连这个也想改吧。

如果没两京十三省，明清战争会更短，比如第一次皇太极入关，如果大明只有北方或者南方，没广阔战略纵深，皇太极就不是抢劫了，大概就在中原建立据点了。

崇祯朝前期仰赖毕自严的改革，经济有好暖回转迹象，此君一方面节流撤裁亢余兵役（包括李自成哈哈）、一方面开源成功收到了商盐税，另外解决了一些土地兼并现象，实打实提高了财政收入，属实是把好手。

吃空饷嫌疑很大的里面有个叫毛文龙的，本应是毕自严改革的重点打击对象，但是他驻军位置太关键能捅后金的老家所以没人敢动他，直到他被袁崇焕砍了。

然后没半年后金军入关进来烧杀抢，毕自严改革成果毁了个精光。

1629年以后的各种史料你就翻吧，完全是恶性循环，本来就不好、被抢完了更坏、为了平辽还继续加饷，毕自严和崇祯都知道加了人民受不了但没办法。李自成就是这一年造反的。

这是明末后金第一次入关霍霍，既加重了明朝的经济危机、又缓解了后金的经济危机，看看皇太极的履历就知道他刚继位那会后金困难得很，然后自己打袁崇焕又磕一脸血，正急需业绩和进项呢，结果真就让他抓着了，这是明朝在末期吃亏最惨重的单一事件。

至于这次入关为啥这么成功，袁崇焕本来稳吃皇太极，被委了大任再过来膨胀了，一通整肃换人，还把最不听话刺头毛文龙砍了（这里面甚至可能有朝廷打击吃空饷行动的暗中授意），本来他以为把毛文龙换上自己的安排能继续牵制后金，但结果显然不是。

400年前的今天，本来被皇帝倚重、外敌打不进来、坐在自己大堡垒里悠哉悠哉的袁崇焕，听到敌人绕过自己的大堡垒拖家带口一波流已经要打到皇帝门口了，一拍大腿坏菜了！详情见下↓（侵删）

总结一下，袁都督和皇太极各自一个灵机一动，历史的车轮就轰隆隆的把大明碾碎了。

所以天启崇祯都不是，他们只是十七八岁喜欢冒险的年轻人。

崇祯1642年还有赢的希望。结果当年梭哈逼洪承畴出战，赔光了边军精锐。1643年隔年又忘记了疼，梭哈逼孙传庭出战，赔光了最后的主力部队。1644年除了吴三桂的一两万精兵，明朝竟然没有野战部队了，轻松就丢了国都，身死国灭。

所以他们拼不了消耗，因为能拼消耗拖时间的都是合格的政治家，善于在不利的情况下苟活于世，必要时候称臣叫爸爸都没关系，想想1936日本还没全面侵华，就能放弃名号加入血海深仇的国民党军队？还不得气自爆啊。

比如汉武帝征伐匈奴，现实就是一个士兵，要50个以上的人才能做到后勤供养。让一个士兵安心作战。

汉武帝征伐匈奴，前边士兵才几十万人，但是后面，整个帝国输血才能来供养这些士兵作战。

比如，按你说的有100万对八旗作战士兵，共计需要100*50=5000万人口，才能支撑作战需要。

关键这5000万人口凭什么支持你作战？富商凭什么把我自己的钱给你朝廷挥霍？官员凭什么把贪污的钱交给朝廷让他来打战？

那就只能剥削农民了。

现实就是，汉武帝剥削天下，叠加自然灾害，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大面积的“人相食”。这还是汉武帝也对同时也对富人动手的情况下。连富人都不能幸免。

但是，明末的皇帝压根就没有这个能力，去剥削富人和官僚。富人和官僚压根不买账。

所以，明末的皇帝只能拼命去在剥削农民，最后，就是农民起义军四起，大规模武装叛乱，农民军。

李自成攻克北京，明朝灭亡。

大片良田被荒废，这种事在明朝各路文献中屡见不鲜，老百姓为啥要投李闯，因为闯王承诺3年免征，天灾那么多，为啥李闯的人马越打越多？

清朝也一样，好多人下意识觉得清朝是野蛮土匪，只会劫掠，实际上清朝接管的华北和北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

多尔衮打下北京以后就发现，这里断粮了，还在闹瘟疫。

为了维持统治只能从辽东府库中征集军粮，还好皇太极时代奖励农耕，建立了六部和仓储系统，还从朝鲜抢到了粮食。

整个4月到8月，多尔衮都在为北京政权的运转和粮食调度忙碌

直到华北地方秋粮收了上来，才勉强维持了政局，随后开始了一系列追击。

整个明末真正有恢复生产想法的，只有李自成和满清，其他人例如张献忠和南明的官军还有其他各路武装，都像蝗虫一样，走到哪里毁到哪里。

所以其他人越打越穷，清朝李自成越打越富，因为人家不光抢劫，打下底盘后，还在招揽流民农耕，只要几年时间就能恢复税收。

所以等李自成死后，下一个真正能对抗清朝的，也就剩下孙可望了。

8：172，1：21，这还是现代，拿刀，还不是正规军。

按明末老百姓的情况，就按六万八旗算，战损不得翻个五倍，1：100以上。

哪个朝廷能让这六百万百姓心甘情愿赴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