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陈独秀因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被开除。

他明确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认为不应为了国际主义而牺牲民国的民族利益。对于苏联的侵略行动（中东铁路事件），他直言不讳：“苏联所谓的‘保卫’，实则是赤裸裸的侵略。作为民国的革命者，我们首先要保卫的是民国的领土与尊严。”

陈独秀的反对，不仅出于民族立场，更源于他对共产国际干预中共事务的不满。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将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强行撤销了他的职务。

1938年，在武汉期间，董必武探望陈独秀，争取他到延安，并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书面检讨，但遭陈拒绝：“我不知道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

1942年5月27日，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结束了这段充满斗争与孤独的人生，享年63岁。

据《陈独秀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记载：“蒋介石一万元，朱家骅五千元，段锡鹏、王星拱、陈立夫各两千元，许静仁一万五千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竟吾、高语罕等学界名流也有捐款。收支相抵之后，尚欠五千零三元，由邓氏叔侄承担”。

陈独秀曾表示蒋介石是他“不共戴天”的死敌，但在陈去世安葬时，蒋介石竟出手一万元帛金，表达悼念之意，这是朝野上下都颇感意外的。

除此之外，没有听说过去他曾帮助、器重、提携过的人，对他的去世有一分钱、一个字、一句话的表示。

陈独秀反对清王朝，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一切形式的虚伪与压迫。他与敌人斗，与朋友斗，与自己斗。他的思想总是超越时代，但也因此显得格格不入。

他曾对苏维埃模式寄予厚望。当陈独秀身陷国民党监狱，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苏联发生的一切时，他看到的，是血淋淋的真相：斯大林残酷的“大清洗”，曾经的革命战友在莫斯科审判中被诬陷、被处决，数百万人被逮捕、流放、甚至直接消失……

更让他震惊的是，1939年，苏联竟然和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随后按密约瓜分了波兰！曾经口口声声反法西斯的“理想国”，竟然和法西斯勾结，分食他国领土。

陈独秀，彻底清醒了。他振聋发聩地警告全人类：“莫斯科、柏林、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人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机器牛马的命运。”

他晚年那首自励的诗，便是最好的注脚：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

他因为不完全倒向苏，拒绝完全服从于苏，被开除了d籍，还被污蔑为日本境外势力，拿日元干活

有时候他们干的事是真的滑稽

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明确表示，在他对苏联革命的反思之后，他对中国共产党是否能继续维持其革命性产生了疑虑。他认为，苏联的极权主义和党内的腐败已经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致命缺陷，而中国如果继续模仿苏联，就可能导致革命失败。

如今来看。确实是失败了 。

他是想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理念救中国，但是当时党内的大多数人只把自己当最苏联的下级单位。

理念不同，自然要淡化他的存在了。

自己以为是为全人类牺牲奋斗，实际不过苏联情报部门眼中的小棋子。

国民党、革命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革命组织’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革命组织’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 ……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革命组织’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革命组织’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革命组织’，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在‘革命组织’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问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省自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这里我们可以引述一下，王若飞曾经对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组织提到过一个有趣地方，

此时革命组织的领导有三个中心： 上海——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CY的（任）弼时、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维经斯基）。 北京——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国际代表加拉罕。 广东——陈延年、（周）恩来、（张）国焘、国际代表鲍罗廷、军事加伦。 形式上各地都受中央领导，中央当时还作了一些工作，但许多问题是独立作主的。许多意见中央主张是不能到各地的，如陈独秀反对北伐，但并未影响到广东。北方大钊同志的意见是主要的。

我们经过上文王若飞的提醒，已经知道“此时革命组织的领导有三个中心：上海——陈独秀……广东——（周）恩来”，可是早在3月30日，长久从事广东工作的周公就已经提到，甚至是预言了未来的情形，而长期处于上海工作的陈独秀反而极度盲目。

恩来：我还未见着老蒋，昨因他到一师训话去了。 正〔整]个的情形，他们对付我们已有预备，但无所谓步骤，将来或许是借扰乱治安等名目来干，对党部将来是挑拨错处，我的推测是如此。 白有密电致右派军官，要对抗武汉。将来他们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佣流氓。在安徽已联合大资产阶级，流氓群众联合，召集大会，蒋有代表出席。

我们总结一下，当时的情形。

反动派已经磨刀霍霍，下决心准备组织反革命屠杀。对革命者来说，最重要的是百倍警觉，做好应对的准备。而革命组织的最高领导却同另一个反革命分子，发布一份充斥退让与甜言蜜语的《联合宣言》，这份宣言不会使反动派改变主意，放下屠刀，相反，只会使革命队伍中人沉醉在“弟兄般亲密”的虚幻迷梦中，放弃警觉和戒备。

更无语的是，《联合宣言》发表不久，汪精卫、陈独秀两人在4月上旬先后离开上海，来到武汉。

……你到底是知道上海有危险，所以先跑了？还是确实有事？你为什么不听周恩来的话？

蒋介石的计划真的天衣无缝吗？说笑了朋友，蒋介石这个蠢货的计划，从后世来看，甚至是当时来看都属于半透明状态。日本人所办的《盛京时报》在4月10日，就报道“蔣介石等對于共產派之苦的打計劃似已充分成熟，如東路總指揮白崇禧，自本日起閉鎻一切交通機關以防共產派屆時脫走”

蔣介石等對于共產派之苦的打計劃似已充分成熟，如東路總指揮白崇禧，自本日起閉鎻一切交通機關以防共產派屆時脫走，蔣介石决意亦頗强硬殆將宣言國民系各省之獨立

还有两天、48小时，连日本人都洞若观火的事实，能被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早期的‘革命组织’一再忽略。为什么？反正，我是想不明白，很多朋友不理解，我之前对李大钊的指责，但实际上，在我看来，我多少已经因为他牺牲，笔下留情了。

而陈独秀没死，还苟且偷生得比万千革命烈士更多的年岁，所以，我也不打算留情。陈独秀其人，才不足以进取，德不足以服众，真要我从历史上给他找个同类……我想就是苏铸罢。两个被历史短暂推上不匹配之位的……好吧，苏铸是小丑，陈独秀不是，他只是无能。

对陈独秀最好的历史评价，我不赞同1942年之后任何一年的评价，因为毛子任他们真的太顾及颜面了。相反，我反倒倾向于李立三在1930年写的《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

所以当时广东与中央的争论是极明显的两条路线：中央主张向资产阶级让步来保持联合战线，广东却主张以进攻政策不断的排斥右派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 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就发生了三月二十号的事变。这一事变的意义，很明显的是当时资产阶级要先打击无产阶级的力量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然后再行北伐，使北伐的结果完全合于他一个阶级的利益。在这一事变中，广东与中央又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第一，讨论这一事变发生的原因，广东党认为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中央的主张又确实相反，认为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自然假如共产党在国民党——联合战线内，始终不企图争夺领导权，始终很驯服的服从资产阶级，并且还要极力领导无产阶级去拥护他，自然不会有三月二十号的事变，不过这只是极可耻的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吧！ ……当时中央的主张却是第三种意见：陈独秀在当时提出来的有名的一句话可以完全表现出当时中央的意见，就是“办而不包，退而不出”，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三月二十号的事变是共产党的急进政策，是想包办国民党的事所逼出来的，所以“以后只应办而不要包”；马上退出国民党是错误的，但是一定要向右派退让，所以“只要退而不要出”。当时主张退出国民党的固然是错误的；可是陈独秀的名言“办而不包，退而不出”不是十足的表现了专一奴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精神吗？ ……北伐开始的时候，曾向中央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北伐过程中，到底准备推翻蒋介石呢还是拥护蒋介石”：广东的路线是主张在北伐过程中要同时积极准备推翻蒋介石的。可是当时陈独秀的中央答复得异常奇妙：“不是推翻蒋介石，也不是拥护蒋介石”。这无异于说：“现在是北伐的时候，为什么想到推翻蒋介石去”。这不是帮助资产阶级的最妙的理论吗？可见当时中央始终没有想到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回事。 ……对于与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一句也没有提到，马上说革命的主要成分是无产阶级···，所以革命的前途要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的，无产阶级是天然的领导者，自然用不着争呵！ 资产阶级的离开革命有“天然”来战胜他，自然用不着共产党来注意呵！这真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的理论了！ 尤其严重的，国际决议案上指出许多当前的迫切的问题与战略，如帝国主义压迫革命的问题，农民运动与土地问题，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银行问题，国民党问题，共产党加入政府问题，职工运动的策略问题，工人政纲与农村政纲问题，这些都是当前迫切摆在议事日程上马上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央的解释上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或许都是让“天然”来解决罢！以“天然”来解决问题，真是中国老子“无为而治”的学说。不是的，机会主义者本来只预备在这一革命中做资产阶级的助手，一切问题都有资产阶级来解决，又何劳共产党来干预呢？这真是“双料的机会主义”！ ……号召第三次暴动时，的确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已经提出了革命的政纲，并且提出了建立“市民政府”的口号，在暴动开始的时候，已实际的建立各区市民政府，可是在这当中仍然犯了一个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抛开一般急进的小资产阶级，而极力与资产阶级妥协。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叛变，蒋介石已经从南昌开刀，经过九江、安庆、芜湖一直杀来（杀工人）上海；武汉已经提出“打倒蒋介石”，“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中央的路线仍然是联合资产阶级，仍然提出“欢迎蒋总司令”的口号。结果市民政府因资产阶级的背叛，因蒋介石一纸禁止的命令，遂至无声无息的消灭了。到“四一二”的一天，上海工人阶级遂遭受了空前的大屠杀；革命的上海，一瞬间遂变成了反革命的上海！ ……国际决议案说：“如果不去勇敢地接近土地问题，以拥护农民一切客观的政治与经济的要求，这才是革命的大危机。如果因为犹豫，且误给资本家一阶级合作，而怕把革命的土地问题放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位上，那便是错误。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共产党必须免去这个错误”。当时中央正犯着这样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当时——北伐军到武汉的初期——湖北省委的政策，还是能相当的执行国际的路线，一方面极力发展工农运动，同时极力反对资产阶级阻碍革命的企图，积极准备推翻蒋介石的领导。可是中央——当时中央还在上海——却批评武汉太急进了，批评武汉的工人斗争的要求提得太高，行动太激烈了。尤其最奇怪的——不是，机会主义表现得最明显的——批评武汉“一三”事变（一月三号广大群众各自动起来收回英租界），说：“这样胡干（群众是胡干呵！）将会断送革命”。这还不够证明当时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如何的严重吗？ “资产阶级叛变的胜利，是党的机会主义帮助了他”，一点也不是过分的批评呵！

而且，很多答主认为陈独秀是什么民族主义转变，可是晚年的陈独秀甚至直接出现了，按我们今天的话，神友化的倾向。按陈独秀的意思，往前几十年各类高唱“『本位文化』『東方文化』”的民族主义宣传都害人的论调，而中国之未来，如果能帮美国人胜利，努努力，中国还能做美国的半殖民地。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巳經害了我們半個世紀没有長進，我們不要高唱『本位文化』『東方文化』再來害後人吧！
或者有人認爲此次大戰是軸心和非軸心兩派帝國主義各自擴大其勢力圈之鬥爭，非民族解放之門争，弱小民族之參加豪無意義。這一見解是由於他們不明白民族解放自然不能够依賴帝國主義幫助而成功，也不是弱小民族自己力量可以解决的問題：而且「中立』這一名詞，現作戰争史上將不會再見了。細甸人如果說：寗可和認識的魔鬼結交，而不能和不認識的天使來往；我們應該告訴他們；我們並不知道現世界有甚麼天使，只知道你們所謂認識的魔鬼，比你們不認識的魔鬼，還要兇惡十倍！中國如果有人說；帮美國打日本，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我們應該告訴他：美國勝利了，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汚，有可能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勝利屬於德義日，我們必然淪陷爲殖民地，連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會滾蛋！
以上的說話，或者有人認爲是低調，那只好讓將來的事實敎訓他。
（一九四二）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美國勝利了，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汚，有可能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喔，努力是为了坐稳奴隶的地位，好好当半殖民地国，甚至还得“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汚”，才有“可能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

这种话得是什么？都不是广义的神友了，而是原教旨神友的论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