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诡异的是，很多中国人都听说过《第二性》，却完全不知道1955年波伏娃访问中国后写的《长征》。
1955年波伏娃和萨特到中国各地访问了45天，受到毛和周的接见，并在北京城楼上观看了国庆典礼。回国后波伏娃出版了《长征》一书，高度评价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针对西方对新中国的各种批评进行了逐一反驳。
《长征》中写道：
中国人有了前所未有的东西：紧紧把握将来。他们不再是命运的玩偶；他们不再束手无策了。新北京崛起的郊区，东北的工厂，建设中的跨越长江两岸的大桥，治理淮河洪水的水坝——现在中国人正猛攻未来的壁垒。中国人不抱幻想，不沉溺乌托邦，中国的未来被实实在在勾勒了出来。
中国革命的发展，从未表现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照本宣科……毛从1927年起就致力于阐释“中国的共产主义”，其结果令人佩服的证明“中国的共产主义”适合这个民族的具体需要。
书中对那些反对新中国的西方人士进行了抨击和嘲讽：
他们很知趣，不作很快就要垮台的预言，但是他们却拼命贬低GCD的成就……有些人顽固的认为，财富的增长会让中国而非中国人受益。这种论断完全暴露出他们不了解这种制度是怎样运作的，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完全一致，这就是中国今天所拥有的财富。
诋毁政权的人没有一个能提出一条积极的批评建议。他们偷偷的笑，轻蔑的笑，他们气得冒烟，他们悲叹，他们发怒；但当我问法诺先生他们看来工人真正需要什么，他仅仅是把自己的愿望当作他们的，回答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是台湾和香港的疯子们所等待的，他们的消极态度暴露出他们的想象已经枯竭了。
在谈及“自由”问题时，波伏娃还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虚伪：
资产阶级报道者所持有的观点认为：中国被剥夺了自由，因而没有个性，因为——根据文明的西方人的信条——自由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做到不同。在我看来，法国上层社会中有种非常单调的东西，那些有着良好教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语言、词汇、行为举止，说话的腔调无不受到同样的雕琢，他们无一例外急切地要表面自己的个性，反而强调了这一精英阶层成员之间的相似性。
然而中国人却逃脱了这种雷同，他们一点也不在乎自己是否与他人一样；他的行为举止自然，因此，中国人的个性和生活一样丰实。如果谁回到家里说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他得去看看眼科医生了。
在《长征》的最后，波伏娃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期望：
如果人们把偏见搁置一旁，想想她从何而来，又向何方而去，那么，你也许会同我一样感到，这个新的中国体现了历史最令人激动一刻。在这一刻，长时期以来一直梦想着人性的人们，终于开始变成人。
由于本书中的这些观点，波伏娃也在西方文化界受到了强烈的攻击。
后来她还写过一篇短文回忆对中国的印象，其中写道：
仅仅几年之后，中国已赢得了与种种苦难作斗争的胜利，这些苦难包括脏、寄生虫、婴儿夭折、流行病、长期营养不良、饥饿；现在，人们有衣穿、有干净的房子住、有食品。由此，我理解到建设这一国家的按耐不住的力量有多么真实。
此外，波伏娃还曾经写过一本《美国纪行》，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和“平等”背后的虚伪。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近二三十年来我们的主流学术界、传媒界、思想界，却都不太谈《长征》和《美国纪行》，而只谈《第二性》和《最终清算》。
仿佛波伏娃只是个纯粹的女权主义者，而有意无意的忽略她同时还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
至于是什么原因，一方面当然是由于部分女权主义者要强化波伏娃的人设，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因素。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
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再看一下波伏娃在《长征》中对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大建设的描述，以及西方左翼对分配问题的观点，结合改开以来的政治经济思想变迁，我觉得这个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事实上不只是对波伏娃和西方左翼叙事的评价问题，包括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代初期公共知识分子的兴起、海外基金会与国内高校的广泛合作、以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导演为代表的文化思潮，以及对莫言的评价等等，都能看出这样一条脉络。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国内女权力量能够发展迅速，并且与大象合流，共同将对手打得节节败退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