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厂区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氛围，没有欢声笑语，只有行尸走肉。下岗工人们打麻将，每次的输赢只有几块钱。困顿的生活以及极端的贫困，一年之内竟然有好几个人去世，而我们厂总人口也不过一千。

寒假的时候我回家，看到一群叔叔阿姨坐在墙根晒太阳。他们也不说话，半咪着眼睛，看到我只是点点头，说声回来啦。随后眼睛又咪上了。我小时候他们经常逗我玩，他们中间有车工焊工选纸工。我还记得八十年代，有一年国庆的时候每个车间都要表演节目，有个阿姨唱歌特别好听，她带领车间的几个女工唱歌，唱的是《歌唱祖国》。现在她也已经花白了头发，仿佛祥林嫂一般坐在墙角木讷的晒太阳。再也看不到她当年唱歌时候的样貌。

春节联欢晚会，黄宏说咱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电视广播到处都是刘欢唱的《从头再来》。新闻里总是日新月异，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和我们厂没有任何关系。

王星

泰国警察那个霸气的眼神，我是真忘不了。

而且当时王星自述那屋子还有几十个，只有他一人被领走，剩下的人明明已经被外界知晓却依旧困在那里，给我一种及其荒诞的不真实感。

我知道后续那些人大多回来了——以店闸贩的身份。

小小的震撼，震碎了我所有的宏大叙事，自此再没唱过赞歌。

整个八十年代官方都在搞思想解放运动,民间都在搞新启蒙运动,在此期间我看了大量官方和民间的书籍报刊,知道了大量以前不敢想象的有关他们的事情

要是有过这种经历还会有什么宏大叙事的观点,那就是我脑子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