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档案馆一份村级土改报告1947年底崔格庄土改复查对象的基本情况。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李勤思一家在改变历史大事件中的遭遇。

1950年土改时期，在湘西思蒙和尚坪，一位拥有800亩田产、100亩果园的地主 #雷继喜 被捕后，被人用铁丝穿透鼻子，风风火火地牵着游街。1950年9月2日在思蒙一次批斗后，他全家20多口人全部被枪毙。雷继喜家最小的儿子才八岁，也一同被枪毙。

阎锡山抵台后被常凯申挂了起来坐冷板凳，他住在国军参谋总长桂永清家附近。彼时桂永清在常凯申和陈辞修之间两不讨好，常倾向于陈，最终下决心办桂永清，由严家淦执行。

是夜严处来人奉命把桂永清“请”到阳明山，但动静太大，阎锡山的秘书误以为他们是来抓阎的，就和阎宅内部的安保人员迅速控制了阎宅和机密文件，准备配合外面的行动，后来才发现是误会。

看到一个知友说了信阳事件，正好分享一下，最近翻阅的内容。在张树藩老书记遗作《我对河南信阳事件的回忆》里，曾谈到了一位除刘建勋、吴芝圃以外，大家都没有注意的河南地方要员——戴苏理。

先大致交代一下，戴苏理相关的履历

1952年12月，他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54年任省委常委、秘书长，翌年12月兼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参与领导全省的经济建设和各项政治运动，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1960年11月省委决定他兼任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实事求是地进行工作，竭尽全力带领地委一班人，领导全区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帮助群众重建家园，纠正了由于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以及违法乱纪所造成的生产力严重破坏、生产元气大伤、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严重错误，迅速扭转了信阳地区困难的局面，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人民生活得到妥善安排。他发现对有些犯错误干部的处分太重，及时予以纠正，最后达到弄通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1966年“CR”运动开始后，他受到冲击。1968年1月，Rev commission成立，他被结合为常委，但在同年4月省革委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被错误地扣上“右倾翻案风”总后台的大帽子，受到批判斗争。会后下放到安阳钢铁厂蹲点劳动，直到1971年3月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被选为常委，才恢复了工作。1973年2月任副书记、Rev commission副主任，分管政法、宣传工作。在 “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受到批判。一举粉碎后，他积极带头揭省委的盖子，向中央反映情况。1977年10月任省委书记，1979年9月兼任副省长，1981年1月任省长。他尽心竭力抓全省经济建设和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发展工农业生产与乡镇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成绩显著的工作，尤其是在农村积极稳妥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率先在安阳钢铁厂推行定额上交承包制。之后，在全省企业逐步推行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保证了企业改革的顺利发展。
1982年12月，中央决定调他到辽宁省委任常务书记，后任辽宁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他是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但按照张树藩老书记的回忆，情况确实

当时除原地委副书记留一人外，省委派的戴苏理、赵定远、纪涵星，还有中纪委调查信阳事件问题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和公安部办公室主任马健及其他常委10多人在场，就因为我没有服从戴苏理的决定，提出不要多整人，在运动初划在职的三种人即：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等三种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将省里来的对信阳事件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都说成是明白人。当时，我虽然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去划吧，我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无声的抗议。事后我也想通了，戴苏理把自己划为明白人，人家确实是“明白人”，对于造成信阳事件他负有重大领导责任，可是人家一句话承担责任、自我批评的话都不说，从来没有说过省委有责任的话，错误都是下边的，是明明白白的不认错，这即是他这个“明白人”的实质。
戴苏理对信阳事件的作法，大改组后的以刘建勋为首的省委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刘建勋曾严厉地批评过戴苏理。戴为此和刘建勋吵了一架，仍坚持已见，后被免掉常委、秘书长职务，下放数年，种下对刘建勋的刻骨仇恨，这就是后来戴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将自己的罪责也加在刘的身上，大整刘的根源。
戴苏理在河南省确确实实是省委书记兼省长吴芝圃的大红人和高参，吴对戴的信任超过了其他省委副书记。河南省57年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58年吴芝圃排外搞地方主义，戴都是得力助手。在全省开展批判潘杨王运动，到处抓小潘复生时，又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仅信阳被批斗的党员干部群众就有20万左右，这种脱离实际的作法造成了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强迫命令风等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在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书记在报告中讲到的一个历史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之粥等等，结果又进一步将完全脱离实际的五风错误推向高潮。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并非光信阳，全省饿死的人在300万左右，信阳地区占比重大一些，实际上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圃为首的省委应负主要责任的。戴苏理在每次运动中都是主要出谋划策者，首当其冲的急先锋，扣压血书的就是这位了解情况最多的秘书长。因此说，造成河南事件的大错误，戴苏理应负第二位重大责任，甚至在有些问题上他还应负主要责任，才是合理的。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参加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上个人主义。在本省地下党的人，易犯地方主义、排外错误，加上用人不当，重用听信戴苏理这样品质恶劣的人作高参，造成大错。本来吴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反潘杨王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实践证明，凡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人，最后然把自己搞的声败名裂，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树藩所做出的“戴苏理对信阳事件的作法，大改组后的以刘建勋为首的省委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刘建勋曾严厉地批评过戴苏理。戴为此和刘建勋吵了一架，仍坚持已见，后被免掉常委、秘书长职务，下放数年，种下对刘建勋的刻骨仇恨，这就是后来戴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将自己的罪责也加在刘的身上，大整刘的根源。”这一段描述

戴苏理自己的意见是……

“对，我对不起刘建勋”

王志（以下简称王）：清查运动省委为什么这样、连中央的文件精神都敢不执行？
戴：现在看来，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派性很大，依靠“十大总部”清查“二七公社”这一派。
王：河南省绝大多数的大型武斗和打砸抢，都是“十大总部”干的，后来全都强加到“二七公社”头上，造成“‘二七公社’坐监，‘十大总部’、‘河造总’升天”的局面。
戴：你说的不准确。我听到社会上的议论是：“二七公社”坐监，“十大总部”升天，“河道总”靠边。这应该比较客观。
接着，戴讲了“河造总”的两位骨干成员杜寅初和丁淑琴在“揭批查”中挨整的情况：杜寅初是省机械厅干部，“河造总”勤务组成员，后结合为河南省计委（同时行使经委的职能——编者注的党组成员兼调度室负责人。他也遭到清查，说他打过人，还有经济问题，最后下放到郑州市计委刘源担任副省长后，想帮助杜解决问题，把他调回省直工作，结果没有办成。丁淑琴为河南省中医学院学生，“河造总”勤务组主要负责人，后结合到三门峡，被免职后回到郑州，靠卖保健品自生计。
王：河南的“揭批查”究竟是谁负责的？
戴：开始是我抓的，赵文甫协助我。后来他管政法，就全力以赴地抓清查运动。当时，省委立清查领导小组，最初由我管。下设一个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王一鸣，副主任是陈平。当时的查工作，一是有派性，二是头脑热。段君毅（1981年1月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由刘杰接任南省委第一书记——编者注）对清查工作没有怎么管；刘杰一屁股坐在了赵文甫、李庆伟（二人1979年2月同时担任省委书记——编者注）一边。
王：改组省委时，你们把建勋书记当成敌人整，对吗？
戴：整刘建勋的材料，我也有责任，对建勋同志是不公平的，有违中央的指示。他主政河南多年，做了很多工作，是有功劳的。

你们老干部人均有个忏悔对象，燕京的是毛子任，你戴苏理就是刘建勋是吧？

而部分其他记载似乎也透露出，戴苏理并不像其人物志所写那般，根据《河南省反潘、杨、王事件的真相》的记载，我们也可以隐约得见戴苏理的部分举动。

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1959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8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用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那你要说，还有吗?还能像赵文甫那样写吗？

我的答案是不能，戴苏理其实记载很少，而且记载极其零碎，总体数量或许有足够多，但并不能像赵文甫那样串联起来。只能说，还有待研究罢。

@吕旻园

他码的69年繁体字早被破四旧了，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节目人员不专业，我给你补个全图。

最早是赵牧博客流传出来的。赵牧，男，原名张抒，老家安徽，江苏南京人，1957年生，1969级初中生，但未毕业，后来做装卸运输工人、汽车司机，1978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并于1983年毕业。张抒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在8 9年暴乱中积极参与，因涉及打砸抢、参与“号外”事件，被收容审查进看守所一年。当时《人民日报》潜藏了六大反共分子，被人称作“大三剑客”和“小三剑客”。“大三剑客”指胡绩伟、王若水、刘宾雁，“小三剑客”就是指因“号外”事件而先后入狱的张抒、吴学灿、宋斌三人。后来其在昆明事件中抨击中国虐待少数民族，2007年，默克尔访华召见李大同、贺严光、展江、赵牧在内的4名所谓“异见”人士，借此攻击中国人权状况。后来在16年被北京警方逮捕。

此图为2005年影视城创作，不用再意淫人家谈二苟是怎么按照农村的说法起名字了。

邓子龙战死于露梁海战。

其实邓将军可以避免牺牲的，主要就是朝鲜猪队友们的“神辅助”。

一般明朝相关资料，以及后世记载，都认为邓子龙冲锋在前，被倭寇战船围住；李舜臣赶去搭救，结果双双殒命云云。

搞得好像李舜臣战死，是被邓子龙拖累一样，

实则邓子龙确实冲锋在前，结果跟在后面的朝鲜战船，混乱中将邓子龙的坐船认错，还以为是倭寇战船。

然后对邓子龙的坐船集火，导致邓子龙的战船起火受到重创。

还高兴的说：“贼船又火矣。”

然后还更来劲了：

“遂励气争先，益增欢呼。”

持续不断的进行火力输出。

视网膜不要，是可以捐掉的。

就真无语。

邓子龙战船受到重创，又被倭寇战船围困，最终力战殉国于海外。

根据其家人旺八的记录，邓将军以身殉国之后，死状极其惨烈。

不仅首级被倭寇割走，其身体、手臂、腿脚等皆遭伤残，几近于肢解之态。

无语。

就这还要背上“坑了”李舜臣的锅。

大无语。

广西game MVP老颜的民兵号称1万多人，同时美食家敞开仓库让老颜洗劫枪炮武装队伍，老颜又得到美食家补充7个连，兵强马壮之后，老颜分7个战区攻打四二二据点，横扫多条大街，造成5万多平民流离失所，最后留下21个工人烧了27天的尸体，可统计的尸首1680人，随洪水冲走的无法统计，抓获俘虏9845人，其中不少是平民，老颜设置15种酷刑拷问俘虏，有女红卫兵俘虏被先…再…，俘虏中有2324人被各县民兵领回，但半道被屠杀

战斗中，老颜下令向四二二下属的“航工总”船队开炮，击沉钢制船60艘，木船102艘，烧毁货物共计3600吨，损失1000多万

战帅打了一辈子战，原来搞的是唯心思想。

这个回答我不吐槽西西皮了，忍不住来贴一段摸鱼时间意外翻阅到的《东史郎日记》，豆瓣读书的简介如下：

读罢我觉得他在战时未必有时间精力把心理活动和每个人逻辑观点的分析得这么细，可能集结出版时候，也就是晚年根据反思做了加工润色了。但正因为如此，当事人的记述又多了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毕竟就我所知，近代还有很多没头没脑马虎过去的惨痛故事，没有人来认领，永远缺失犯罪现场的细节了……这个可以照猫画虎给很多人“凡人为何变成可怕的魔鬼”的疑惑做个样本

三月二十四日。
这一天风和日丽，碧空万里。我们为这万物复苏的春天而欢歌。
防卫工程已经完成了。工程结束之时，就是这些一直顺从劳作的十六个苦力上西天之日。
小队长村下少尉就是否杀他们一事，召集我们讨论。我认为不该杀这群可怜的老年人，当然里面也有壮年男子。他们都是农民，不是敌人。他们一直很驯服地劳动，没有半点反抗之意，把我们的意志当成他们自己的意志，我主张应该释放这些人。
“但是，东君，”小队长停顿了一下，继续道，“万一他们去敌人那儿告密可怎么办？他们建造了我们的阵地呀！”
“那就只有决战到底了。我可不会退却。我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凭他们那群残兵败将，成不了大气候的。”
“我可不能这样干。我是队长，我得保住大家的命，也不能让任何一个部下负伤。”
“他们都是些善良的农民，而且干活很卖力，很听话，他们可没有半点反抗。我认为不能杀这些人。这样做不人道。”
“难道战争中还有人道可言？”“战争中果真没有人道吗？”“心里想着人道，还能去打仗吗？”
“我认为即使在战争期间，有的时候也还是必须讲人道的，当然并不是指任何时候。”
“你说的人道就是同情心吗？”
“不，讲人道不仅仅就是有同情心，我只知道字典上写的定义是：人所应遵循的道义。我不了解其他的哲学含义。我通过战争，尝试考虑人道这个问题，但怎么都弄不懂。我现在正为虐杀和人道这两个定义而烦恼。我认为自己还是能分清人道之外的、战争期间士兵所应遵循的军之道。我挥刀砍杀敌人时不会有半点犹豫。但去杀这些农民，这些安分干活的人时，还是应该考虑考虑。我无法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明人道这个问题，但我感到不应该杀他们。”
“你能证明他们都是些善良的农民吗？”
“没有什么‘但是’，我们是不会去爱敌人的。爱敌人就是恨自己的部队。作为小队长，我不能让自己手下的任何人受伤。”
我心中很不同意，甚至反感小队长的作为。我真心地希望他们能获得释放，几次为他们求情。要是我也是他们其中一员的话，那该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啊！无辜的家人被虐杀，自己的房子也被毁坏了，现在被强制押来做苦役，到头来还是要被砍头。我跟你们的敌人和你们的军队没有半点关系。我只是挥动铁锹、终生以士地为生的农民。我与战争没有任何关系，靠天吃饭，一直与土地打交道。为什么我要面临这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灾难，还要搭上自己的老命呢？这也太残酷了，这不是一种罪恶吗？
我只是一个农民，没有学识，什么都不懂。这块土地仁慈地养育了我。但同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现在要把我这条老命也索去。我没做过任何坏事。我的老婆、儿子、孙子也都是无辜的。为什么要让我们惨遭这种厄运呢？这实在是太不人道了，总会遭报应的！
他们一定会在心中这样默默念叨，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一种由衷的同情。
十六个人被从地下室带出来，他们的脖子都被套在一根绳子上。往他们脖子上系绳子时，荒山上等兵满怀恶意地又踢又打。
“喂！都要死的人了，不要这么粗暴对待他们嘛！我说道。
“他们不老实！”他说完打得更带劲了。他好像觉得在众人面前采取这样的举动会显得更勇敢。
这些苦力中除了两三个四士岁左右的壮年之外，几乎全是年过五十的老年人。最后带出来的一个是看上去已年过七十，步履瞒珊的矮小老人。
我又禁不住想，为什么一定要杀他们呢？他们身上有哪一点看起来像个敌兵呢？
“小队长，能不能只杀年轻的，留下这些老头子呢？”我说道。但小队长却答道：“这些支那人杀了我们的士兵，没有必要救他们。”
我望着被排成一列的支那人的脸。他们的脸上满是紧张与痛苦。他们没有哼一声，也没说半句话，只是高昂着脖子，怒瞪的双眼像猛兽的獠牙一般锐利。他们从没想到会被砍头，直到脖子上套起了绳子，才意识到死神离他们不远了。
不知为什么，从左边数第四个老人总让我想起我的父亲。
他脸颊下凹，有些秃顶，几条皱纹分成左右两边长长地延伸。嘴巴不大，下巴有点翘，上面长满了胡子。颧骨向外凸，但脸部很瘦，他的面容有点像我年迈的父亲。这样一想，就越发觉得他可怜。两天前，我给了这个老人两盒烟。今天我本想在他临终前再给他一支，谁知他从怀里取出了前几天我给他的烟。我擦了火柴想给他点着，他却满脸愤怒，把烟给扔了出去。只要是日本兵给的，哪怕一支烟，他都不愿。
我看看自己手中燃灭的火柴梗，又看看他的脸，没有作声。我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我不会因他采取这种态度而恨他。虽然平时奴役他干苦力活，但因为他与我父亲很像，让我恨不起他来。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从刀下救出这个老人。
我叫了起来：“不要杀这个老人！”
这时，川士、木下、竹间、荒山这群混蛋——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一群混蛋——齐声反对。
无奈之下，我沮丧地回到了房间，但当我从窗口看到十六个人像被拉往屠宰场的羔羊一般慢慢向前挪步时，又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就冲出房间追了上去。川土、竹间、木下、荒山这些士兵就像赶着小羊的狼一般，得意非凡。他们就像耐不住饥饿的恶狼会时不时去舔舔小羊的腿一般，一会儿甩着鞭子抽，一会儿抡起棍子用力往他们背上打去，一会儿用脚踢，一会几又像训一条狗一般大声斥责。
那些可怜的老人，时而被踢得滚在地上，时而被打得弯下腰，时而被推得东倒西歪。他们四个士兵好像在炫耀谁更凶狠，谁更毒辣。我对他们没有半点好感。他们觉得恶狼扑向小羊是天经地义的事，从他们的态度里看不出一丝罪恶感和良心的谴责。
在残酷的战场上，良心和道德应该以什么形式出现呢？
越过铁路后，被绳子绑在一起的老人们跪伏在地上，悲痛地哭了起来，不断地叩头请求饶命。
我心中暗想：这就对了，哀求他们饶命，只要能勾起他们一点恻隐之心就好办了。
没想到荒山用坚硬的鞋尖踢这些跪在地上的人，还举起棒子，像打一条狗抡了过去。
他们的脸被打肿了，鲜血渗了出来：衣服被打裂了，从破衣裳中，只见他们的腿上也流着血。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拼命地叫着：“大人！大人！”一边哀求一边跪拜。
他们被踢得滚在地上，又被拉着脖子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向前迈步。
我愤怒地吼叫起来：“荒山！”就动手去解套在那个长相酷似我父亲的老人脖子上的绳子。竹间厉声制止，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解绳子，这时，荒山、川土、木下等一齐大声叫起来：“东君！快住手！快住手！”
我也不甘示弱：“不能杀这样的人，他们太可怜了。”“这也可怜，那也可怜，那就一个都不杀了。”他们四人叫道。
“那就把他们全放了，不就完了吗！我看你们是害怕敌人的夜袭吧！混蛋！”我回答道。
但我没有坚持下去，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最终一个人也没能救成。我被一种寂寥的感觉紧紧包围。我开始试着反省：“难道像我这样的人是一个胆小鬼吗？”
我重新回顾了一下自己的战斗经历，我想我能堂堂正正地申明，自己从来没有胆怯过、退缩过，也从没有干过愧对良心的事。
不管是什么战斗，我从未从后面偷袭过别人，？从未从战场上开溜过，我是不怕打仗的。我想我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敌人来侵袭，我是绝不会有半点胆怯之意的。这并不是盲目自信，也不是自吹自擂。
再看看那四个士兵吧！
木下是一听到有战斗就留在后方，到现在还没有打过一次仗的胆小鬼。有个晚上，他在南楼下村放哨时，听到马用前蹄刨地的声响，就大叫：“敌人进攻了！”吓得魂不附体。
在第一线上时，也没看出川上和竹间有多勇敢。他们四人之中，只有荒山上等兵是勇敢的。对他的勇猛，大家是有口皆碑的。他不论什么战役都打得很顽强。他是一个爱自我陶醉的人，但同时又是一名勇敢而残酷的士兵。
没一会儿，十六个苦力都被处决了。野口目击了整个过程，他这样说道：“他们被带到半山腰。在那儿有一条倾斜度不大的小路。他们就是在路边被杀的。他们已经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了，个个都很镇静。他们从容地坐下，把脖子向前伸，那种泰然的态度真让人叹服。人们经常说古日本的武士个个视死如归，他们从容的态度，绝不亚于日本的武士。他们里面只有两个人试图逃命。
“担任战车队队长的中尉砍了四个人头。他的动作熟练而利落，大家看了都很佩服。中尉在砍第五个人的头时，说要留一点皮肉。他的刀功实在是到家了，遭砍的头垂挂下来，只有一点点皮肉与身体连着。
“那些人眼看着同伴一个个被杀，没有露出一丝反抗与恐惧，轮到自己时，还向前迈出一步，那样子不像是将被砍头的人，倒像去天堂似的
“荒山用刺刀挑了一个、两个、三个，当他准备挑第四个时，只见那个四十出头、人高马大的汉子一下子站起身，完全是一副敞开胸膛刺的气势。他的眼睛狠狠地瞪着荒山。
荒山‘嘿’地刺了一刀。他应声倒了下去，但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隘的一声，睁大眼睛，又站了起来。任凭胸口的血汩汩地往外流，他用日语叫了一句‘上等兵’，然后叉开双腿稳稳地站住，还举起右手微笑了一下，似乎在等着第二刀。
他的样子非常壮烈，我们个个都给惊呆了。
荒山嘴里叫着‘妈的’上去又是一刀。这个汉子总算咽气了。
“一路上对苦力们又踢又打的川土和竹间，却一个人也没杀。木下呢，用刺刀在别人杀死的尸体上虚张声势地做做样子，只刺进去一两寸深，遭到众人的嘲笑。我们的小队长一个人也没杀。”
我听了他的话后，觉得自己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看来他们里面果然混有残敌，就是那个壮年汉子。
小队长回来后说道：“东君，真有敌人混在里面呢！荒山刺的那个汉子说不定还是敌军的首领呢！”我开始在心里反省起自己的行为和感觉来。
那个据推测是敌军首领的汉子，他胆识过人，知道日本兵的等级，而且居然知道上等兵的日语说法。要是放了他，虽说我们不怕敌人袭击，但带来的损失将是巨大的。作为一个小队长，为了尽可能减少手下人员的损伤，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即使从个人感情出发很同情其他农民，但从大局出发还是决定把他们全杀掉，现在我总算理解小队长的意思了。
战争就是无限制地行使暴力。战场上没有比宋襄公之仁更可怕的了，我的浅薄的人道观，就好比宋襄公之仁。我的脑子里定格了一个放大的镜头，就是那个汉子叉着腿，挺起胸，举起右手，浑身是血的身姿。我觉得他好像就在嘲笑我的宋襄公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