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知友说了信阳事件，正好分享一下，最近翻阅的内容。在张树藩老书记遗作《我对河南信阳事件的回忆》里，曾谈到了一位除刘建勋、吴芝圃以外，大家都没有注意的河南地方要员——戴苏理。
先大致交代一下，戴苏理相关的履历
1952年12月，他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54年任省委常委、秘书长，翌年12月兼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参与领导全省的经济建设和各项政治运动，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1960年11月省委决定他兼任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实事求是地进行工作，竭尽全力带领地委一班人，领导全区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帮助群众重建家园，纠正了由于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以及违法乱纪所造成的生产力严重破坏、生产元气大伤、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严重错误，迅速扭转了信阳地区困难的局面，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人民生活得到妥善安排。他发现对有些犯错误干部的处分太重，及时予以纠正，最后达到弄通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1966年“CR”运动开始后，他受到冲击。1968年1月，Rev commission成立，他被结合为常委，但在同年4月省革委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被错误地扣上“右倾翻案风”总后台的大帽子，受到批判斗争。会后下放到安阳钢铁厂蹲点劳动，直到1971年3月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被选为常委，才恢复了工作。1973年2月任副书记、Rev commission副主任，分管政法、宣传工作。在 “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受到批判。一举粉碎后，他积极带头揭省委的盖子，向中央反映情况。1977年10月任省委书记，1979年9月兼任副省长，1981年1月任省长。他尽心竭力抓全省经济建设和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发展工农业生产与乡镇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成绩显著的工作，尤其是在农村积极稳妥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率先在安阳钢铁厂推行定额上交承包制。之后，在全省企业逐步推行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保证了企业改革的顺利发展。
1982年12月，中央决定调他到辽宁省委任常务书记，后任辽宁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他是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但按照张树藩老书记的回忆，情况确实
当时除原地委副书记留一人外，省委派的戴苏理、赵定远、纪涵星，还有中纪委调查信阳事件问题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和公安部办公室主任马健及其他常委10多人在场，就因为我没有服从戴苏理的决定，提出不要多整人，在运动初划在职的三种人即：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等三种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将省里来的对信阳事件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都说成是明白人。当时，我虽然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去划吧，我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无声的抗议。事后我也想通了，戴苏理把自己划为明白人，人家确实是“明白人”，对于造成信阳事件他负有重大领导责任，可是人家一句话承担责任、自我批评的话都不说，从来没有说过省委有责任的话，错误都是下边的，是明明白白的不认错，这即是他这个“明白人”的实质。
戴苏理对信阳事件的作法，大改组后的以刘建勋为首的省委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刘建勋曾严厉地批评过戴苏理。戴为此和刘建勋吵了一架，仍坚持已见，后被免掉常委、秘书长职务，下放数年，种下对刘建勋的刻骨仇恨，这就是后来戴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将自己的罪责也加在刘的身上，大整刘的根源。
戴苏理在河南省确确实实是省委书记兼省长吴芝圃的大红人和高参，吴对戴的信任超过了其他省委副书记。河南省57年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58年吴芝圃排外搞地方主义，戴都是得力助手。在全省开展批判潘杨王运动，到处抓小潘复生时，又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仅信阳被批斗的党员干部群众就有20万左右，这种脱离实际的作法造成了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强迫命令风等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在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书记在报告中讲到的一个历史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之粥等等，结果又进一步将完全脱离实际的五风错误推向高潮。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并非光信阳，全省饿死的人在300万左右，信阳地区占比重大一些，实际上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圃为首的省委应负主要责任的。戴苏理在每次运动中都是主要出谋划策者，首当其冲的急先锋，扣压血书的就是这位了解情况最多的秘书长。因此说，造成河南事件的大错误，戴苏理应负第二位重大责任，甚至在有些问题上他还应负主要责任，才是合理的。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参加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上个人主义。在本省地下党的人，易犯地方主义、排外错误，加上用人不当，重用听信戴苏理这样品质恶劣的人作高参，造成大错。本来吴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反潘杨王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实践证明，凡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人，最后然把自己搞的声败名裂，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树藩所做出的“戴苏理对信阳事件的作法，大改组后的以刘建勋为首的省委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刘建勋曾严厉地批评过戴苏理。戴为此和刘建勋吵了一架，仍坚持已见，后被免掉常委、秘书长职务，下放数年，种下对刘建勋的刻骨仇恨，这就是后来戴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将自己的罪责也加在刘的身上，大整刘的根源。”这一段描述
戴苏理自己的意见是……
“对，我对不起刘建勋”
王志（以下简称王）：清查运动省委为什么这样、连中央的文件精神都敢不执行？
戴：现在看来，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派性很大，依靠“十大总部”清查“二七公社”这一派。
王：河南省绝大多数的大型武斗和打砸抢，都是“十大总部”干的，后来全都强加到“二七公社”头上，造成“‘二七公社’坐监，‘十大总部’、‘河造总’升天”的局面。
戴：你说的不准确。我听到社会上的议论是：“二七公社”坐监，“十大总部”升天，“河道总”靠边。这应该比较客观。
接着，戴讲了“河造总”的两位骨干成员杜寅初和丁淑琴在“揭批查”中挨整的情况：杜寅初是省机械厅干部，“河造总”勤务组成员，后结合为河南省计委（同时行使经委的职能——编者注的党组成员兼调度室负责人。他也遭到清查，说他打过人，还有经济问题，最后下放到郑州市计委刘源担任副省长后，想帮助杜解决问题，把他调回省直工作，结果没有办成。丁淑琴为河南省中医学院学生，“河造总”勤务组主要负责人，后结合到三门峡，被免职后回到郑州，靠卖保健品自生计。
王：河南的“揭批查”究竟是谁负责的？
戴：开始是我抓的，赵文甫协助我。后来他管政法，就全力以赴地抓清查运动。当时，省委立清查领导小组，最初由我管。下设一个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王一鸣，副主任是陈平。当时的查工作，一是有派性，二是头脑热。段君毅（1981年1月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由刘杰接任南省委第一书记——编者注）对清查工作没有怎么管；刘杰一屁股坐在了赵文甫、李庆伟（二人1979年2月同时担任省委书记——编者注）一边。
王：改组省委时，你们把建勋书记当成敌人整，对吗？
戴：整刘建勋的材料，我也有责任，对建勋同志是不公平的，有违中央的指示。他主政河南多年，做了很多工作，是有功劳的。
你们老干部人均有个忏悔对象，燕京的是毛子任，你戴苏理就是刘建勋是吧？
而部分其他记载似乎也透露出，戴苏理并不像其人物志所写那般，根据《河南省反潘、杨、王事件的真相》的记载，我们也可以隐约得见戴苏理的部分举动。
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1959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8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用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那你要说，还有吗?还能像赵文甫那样写吗？
我的答案是不能，戴苏理其实记载很少，而且记载极其零碎，总体数量或许有足够多，但并不能像赵文甫那样串联起来。只能说，还有待研究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