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限于知乎文章上限，分两部分发布，并且主要节选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部分，pdf置于文末。此书虽然是一个自由派所著，但作者迈克尔·维克里利用其在柬埔寨的个人经历和高棉语知识，通过大量难民证词进行研究，批判了主流的“标准整体观点（STV）”，认为其夸大了民主柬埔寨的恐怖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压迫 。他通过对比不同难民叙述、分析儿童绘画和实地核查，揭示了STV中的不准确和夸大之处，强调暴行并非普遍存在，且死亡人数被夸大。例如，关于大规模处决知识分子的说法。作者估计，民主柬埔寨时期超额死亡人数约为74万，其中约30万为处决所致，其余死于饥饿和疾病 。中详细分析了民主柬埔寨时期的城市疏散和社会重组，指出疏散行动在金边粮食短缺、全民生产和清除政治反对派的背景下，有其理性考量。

柬埔寨: 1975-1982

Michael Vickery

前言与致谢

本书旨在为1975年4月至1982年间的柬埔寨历史研究做出贡献——这一时期包括从1975年4月至1979年1月的民主柬埔寨（即所谓的“波尔布特政权”），以及其后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韩桑林政权”）的头三年。

我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为柬埔寨历史研究做出贡献”这样的表述。我不敢声称自己写就了《柬埔寨史》，甚至不敢说是关于所述时期的《柬埔寨史》，主要原因如第二章所述，即所使用的资料来源过于不完整，无法代表全体柬埔寨人民。这些资料来源固然值得关注，但撰写《柬埔寨史》所必需的整个信息领域，它们并未触及，也尚无法从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研究。

如果说本书的形式和重点部分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料，那么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于我自1960年以来在柬埔寨的个人经历。

我于1960年7月首次抵达柬埔寨，在美国政府对该国的援助项目下，开始在当地高中担任英语教师。以此身份，我在柬埔寨度过了近四年时光，头两年在磅同，接着一年在暹粒，第四个学年在金边，但因西哈努克终止所有美国援助项目，于1964年3月中断。

在那段时间里，我熟练掌握了高棉语，通过查阅旧报纸档案和与朋友交谈，开始研究1945年后柬埔寨的政治史，并决定将这个国家作为我打算进行的学术研究的主要焦点。

1964年3月，我被调往老挝万象担任类似职位，并在那里又待了三年，期间我得以定期对柬埔寨进行长时间的访问。

之后，在耶鲁大学度过三年（1967-70年）后，我于1970年末返回柬埔寨，在那里和泰国进行了近两年的博士论文研究；除了1974年再次短暂访问外，我便与该国失去了直接联系，直到1981年，我才得以在那里旅行三周。

虽然我最初对柬埔寨的兴趣在于当代，但我不断向该国的历史深处探寻，最终完成了一篇关于14至16世纪的博士论文及其他著述，这占据了我从1970年到1977年的大部分研究时间；1973年后，我几乎停止了收集或整理关于当代局势的材料。

1975年4月后革命的转向令我惊讶，就像它令几乎所有人惊讶一样，但我发现接下来一年里第一波关于暴行的报道是可疑的，并且觉得，鉴于我们自己国家在印度支那的不光彩记录，那些不能以至少是有限的乐观态度看待新发展的美国人应该闭嘴。

直到1980年初，我才开始系统地关注关于民主柬埔寨的信息。除了在槟城（我从1973年到1979年在那里工作）、曼谷以及从1979年末起在堪培拉可以轻易获得的报纸外，我只读了弗朗索瓦·蓬乔的《柬埔寨：零年》、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赫尔曼的《灾难之后：战后印度支那与帝国意识形态的重建》（我为该书贡献了1976年访问一个难民营的印象），以及本·基尔南的《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冲突》的出版前草稿。

1980年2月，我收到了一个我曾熟识的家庭的消息，他们全家（20人）都幸存下来，并且在泰国的考伊当难民中心。因为这个消息，我于4月前往泰国，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直到9月底，大部分时间都在国际救援委员会在考伊当和沙缴难民营的教育项目中工作，在那里我试图收集关于1975年以来柬埔寨生活的信息。

很快就变得明显，难民们有各种各样的经历要报告，1975-79年间柬埔寨的状况因地因时而有显著不同，并且我之前对标准媒体关于柬埔寨报道的一些疑虑是有根据的。这是收集此处所呈现信息的主要动力。

直到1980年10月返回堪培拉后，我才试图将信息系统化，如第三章和第四章所呈现的那样；也只有在那时，我才阅读了一些早先出版的关于1975年后柬埔寨命运的材料。我在考伊当期间中途才开始阅读斯蒂芬·海德的著作，而直到1980年11月，我才看了巴伦和保罗的《温柔土地上的谋杀》以及肯尼思·奎因的著作。因此，本书材料的收集和组织方式，几乎未受先前关于革命柬埔寨著作的影响，它几乎完全源于一位对战前柬埔寨相当了解且能熟练使用该国语言的外国历史学家与难民的最初随机接触。就接触并非随机而言，那是因为我在寻找那些生活在考伊当难民营中代表性不足地区的人，即除西北地区或1975年前的金边以外的任何地方，这两个地方的居民占了考伊当人口的80%以上。

我没有试图计算我交谈过的人数，甚至没有计算那些其故事直接促成本书的人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做。这里不声称具有统计有效性，鉴于当时的情况，任何具有统计有效性的研究也无法进行。我承认，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其经历与国际媒体所突出报道的故事不同的人，并且我发现我最有价值的资料来源是那些其经历、教育或智慧的多样性使他们不仅能报告自己的经历，还能对柬埔寨的状况做出更广泛观察的人。我的目的主要不是记录个人经历，而是在一个更高的抽象层面上，处理相当广泛地区的一般情况。研究结果可能没有因信息提供者数量在统计上不足而被扭曲，这一点可以从本·基尔南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提供者群体中获得的信息与我推断的地区和时间模式相符这一情况得到印证，而且其他人进行的访谈，只要是以可比较的方式呈现，也支持那些相对结论，即使在苦难的绝对程度上存在意见分歧。

虽然有一个学术性的注释体系来标明每条信息的来源，但其目的与大多数此类体系相反，是为了防止而非便利读者直接接触到资料来源。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要求匿名，并且由于许多信息提供者向我提供了与公认的柬埔寨观点相反的信息，他们自己也可能会后悔看到这些信息在我所使用的语境中出现，我认为最好保护他们所有人免受可能随之而来的骚扰。因此，大多数资料来源的匿名性通过仅使用首字母或化名来保护，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名字已在别处公开发表的人。相同的首字母总是指同一个人，并且没有通过改变他们故事的细节来进一步掩饰他们的身份。

一些先前出版的关于柬埔寨的著作已被讨论，其信息也被整合到我自己的建构中。然而，并未试图对1975-82年间关于柬埔寨的文献进行全面综述。我主要关注那些代表个人经历（平·亚泰、平林）或直接询问高棉人（巴伦和保罗、卡尼、海德、本田、基尔南、蓬乔、奎因）的著作，这些著作要么补充了我所呈现的图景，要么在我看来需要批判。除非它们有助于说明某个特定观点，否则我忽略了那些二手、三手的著作，即那些对处理第一手资料的著作的评论，或是对注释的注释。因此，可能有人先前已经说过我在这里说或暗示的一些事情，我对他们著作的忽略不应被理解为不赞成或无知。这仅仅是因为我选择将我的讨论主要限制在我自己和其他人收集的第一手材料上，并且在我自己的材料被组织起来之前，我没有阅读其他二手汇编。

柬埔寨近代史的几个重要领域被忽略了。除了与越南的冲突，外交关系完全没有被讨论，即使与中国的关系错综复杂很有趣，我认为外交关系和影响对于理解本书的主题——国内局势——几乎是无关紧要的。

这里也几乎没有关于民主柬埔寨政府机构的结构和功能的内容——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产品的分配是如何组织的，政策是如何确定的，以及执行指令是如何传达的。除了所记录的印象之外，这些信息在我的资料来源中找不到，而且可能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大多数有条件了解情况的民主柬埔寨官员要么已经死亡，要么仍然是民主柬埔寨部队的一部分，而且在柬埔寨境内几乎没有保存下关于此类事项的文献证据。

关于柬埔寨共产主义及其代表组织的历史，本可以多说一些，但该问题的专家本·基尔南即将就此主题完成一篇博士论文，我在这里只包含了为澄清1975-1982年事件所必需的内容。

除了那些其故事构成本书材料的人，我还要感谢一些人，他们从1960年开始，首先帮助我了解柬埔寨，或者自1979年以来，援助和鼓励了我的工作。

我的妻子安琪娜和她的家人，来自马德望，是我了解普通柬埔寨人生活的宝贵向导，这个家庭在安排我在考伊当的一些最有趣的接触中起了重要作用。

我1980年的泰国之行，得益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和旅行资助，当时我在该大学太平洋与东南亚历史系、太平洋研究院担任研究员；该机构提供的广泛自由为完成这项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时间。

国际救援委员会，在其当时的泰国负责人皮尔斯·格雷蒂的领导下，通过接纳我参与他们的教育项目，使我得以自由进出泰国的各个高棉难民中心，没有这些，这项研究就无法进行。由于国际救援委员会获得了推行某种政治路线的声誉，我希望声明，其参与高棉难民工作的人员并未表现出任何此类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他们真诚地致力于改善难民的状况和促进柬埔寨最终的恢复。

其他一些援助组织的人员以各种方式帮助我找到了有趣的资料来源和收集材料，如果我不逐一提及他们的名字，那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需要匿名。

蒂莫西·卡尼、斯蒂芬·海德、本·基尔南和塞尔日·蒂翁都向我提供了他们自己研究的信息，并分享了他们对柬埔寨问题的见解；诺姆·乔姆斯基给予了很多鼓励，并经常寄来我可能错过的已出版材料；戴维·钱德勒从项目一开始就对此抱有浓厚兴趣，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并搜寻了相关的历史材料。

约翰·巴伯莱特、戴维·钱德勒、诺姆·乔姆斯基、乙女·胡特辛、本·基尔南、戴维·马尔、格伦·梅、阿尔弗雷德·麦科伊、安萨里·纳瓦维、威廉·奥马利、桑德拉·鲍尔、安德鲁·沃森和格汉·维杰耶瓦德纳阅读了初稿或最终手稿的部分或全部，并提出了有益的批评。如果我并不总是采纳他们的建议，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仔细考虑或欣赏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最终成品的许多部分都通过他们建议的修订得到了极大的改进。

第一章 温柔的土地

从主干道向北的头三十公里路况还不太差，我们花了半小时走完。接下来的三十公里是崎岖不平的土路，我们花了大约两倍的时间。在那段路的尽头，我们看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景象——一些看起来很野的孩子，独自一人或三三两两地，用棍子串着死蜥蜴，就像刚捕获的鱼一样。他们显然是在捕猎这些蜥蜴，准备带回家当晚餐——在我见过的这个国家其他任何地方，人们都不吃这种动物。到村庄的最后三十公里路程花了大约两个小时，因为道路已经变成了穿越干涸的旧稻田的小径，每隔几码就会在曾经是方形田地田埂的地方颠簸一下。

抵达村庄后，我们在“萨拉”（sala）停了下来，这是一种在所有村庄都能看到的开放式亭子，用于开会或临时避难。实际上，我们本以为会有人像柬埔寨村庄里常见的那样，邀请我们去他家吃住，但村民们似乎异常地不友好。他们勉强同意我们可以在萨拉里过夜，但希望我们自备食物，因为他们没有大米——由于干旱，已经三年没能种地了。我们还听到一些抱怨，大意是他们本来就不喜欢城里人，因为城里人的到来通常意味着麻烦。

以上记述的并非1975年4月后，“新人”——前城市居民——抵达革命村庄的情景，也不是某位记者在1979-80年间在柬埔寨的报道，而是我1962年为参观吴哥时期的班迭奇马寺（Banteay Chhmar）而进行的一次旅行的印象。¹ 然而，有三个细节在城市难民的回忆中不断出现：吃蜥蜴和其他奇异动物、没有大米、村民对城里人的敌意；正是这一点，使得这则轶事作为一本关于1975-81年间柬埔寨的书的开篇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民主柬埔寨（DK）最典型的恐怖故事之一，就是城市家庭被送到原始村庄或森林地区，那里几乎没有大米，他们不得不四处觅食各种不熟悉的食物——蜥蜴、蛇、田蟹、昆虫、树根；那里的当地人（如果有的话）充满敌意；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被处决，也死于饥饿和疾病。

我自己的故事的后续则要愉快一些。班迭奇马的村民确实没有大米，但他们并不缺吃的，因为他们可以在森林里找到野生块茎和其他蔬菜，而蛋白质则由鸡、猪、不远处池塘里捕获的鱼提供，当然还有路上孩子们抓的蜥蜴。事实上，这似乎是我见过的最健康的偏远村庄之一，家家户户都有许多快乐、健壮的孩子。

村里还有一种有趣且有潜在价值的家庭手工业。村民们制作精美的丝绸，从养蚕到染色织布，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起初我以为，这或许是他们的秘密。他们把丝绸带到25公里外的特马普克（Thmar Puok）市场，换取大米、糖和其他商品。但我提出要买一些时，却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丝绸是他们自用的；他们从未卖过，也不想卖；当我试图说服他们，我会给一个好价钱，他们以后可以在市场上花时，他们说市场上没有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我最终也没能买到任何丝绸。

这个村庄的另一个有趣之处是，人们对来自柬埔寨城镇的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心存厌恶。他们见过官员，有些官阶很高，来参观寺庙或视察边境地区。村民们憎恨他们的矫揉造作和关于援助与发展的虚假承诺。他们最不喜欢的是官员的妻子们，她们穿着高跟鞋在小路上扭捏作态，用手帕捂着鼻子。这样的人只意味着麻烦，最好避开他们，并希望他们永远不要来村里。

因此，由于气候、交通不便和性格不合的原因，班迭奇马村形成了一种近乎自主、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只求不被打扰。这样的村庄在中央稻米平原之外为数众多，其居民可能觉得他们已经成功地适应了命运。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看起来健康快乐，但无法获得现代医疗或除基本知识外的学校教育，而且常常像在班迭奇马一样，甚至没有佛寺或僧侣。

用一则关于1962年远足的轶事来开启一本关于当代柬埔寨的书，或许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但大多数关于近期事件的著述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其非历史性，忽略了1970年、1975年甚至1979年之前发生的一切；我在此的目的是强调，这是一本历史研究著作，并将1975-81年的事件置于对早期柬埔寨社会的审视之中。

在1970年前的柬埔寨，这类村庄的确切数量或其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无法精确估算；但至少可以公允地说，传统观念中那个幸福、信佛、种植水稻的柬埔寨农民区域，大致局限于地图2所示的洪泛区。在该区域之外，生活则大相径庭，即使不像班迭奇马那样极端。这另一个柬埔寨几乎未受任何民族志或社会学研究的触及，但从我们获得的少数一瞥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任何基于对中央稻米种植和园艺区观察而得出的关于柬埔寨生活、态度、习俗和信仰的假设，都不太可能适用于外部地区。

在该国某些地方，这些外部地区距离省会中心不到8公里。磅同省（Kompong Thom）就是这种情况，在该镇的西北方向紧邻着一片森林，那是库伊人（Kuy）的家园，他们说的语言与高棉语有关，但高棉语使用者听不懂，其生活方式也与该省最贫穷的高棉农民截然不同。

后者尽管看起来更“文明”，但有时肯定也希望自己的相对隔绝能更绝对一些。官员们在周末野餐或招待客人时，常常会突然造访某个村庄，要求一位主妇杀只鸡做顿饭——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就等同于命令。如果有外国客人在场，官员们会借机发表一番小小的说教，大意是柬埔寨农民如此富裕，突然征用食物并非负担，而且他们如此好客，这项任务也不会被视为强加。确实，在那些日子里——20世纪60年代初——没有哪个农民家庭会因为送出几只鸡和几碗米而饿死；但在我亲眼目睹的一次场合中，他们所感到的怨恨是毫无疑问的。

这种怨恨有时会转变为公然的敌意。从磅同顺流而下几英里，在一个“文明”稻农区的村落里，陌生人被警告切勿前往，否则有被殴打的风险。具体原因从未被弄清，但这是某个官方行动的结果，可能是在法国殖民时期，被村民视为暴行，他们威胁说一旦有机会就要报复。

在暹粒（Siemreap），“另一个”柬埔寨始于西池（West Baray）人工湖和吴哥公园的北侧，并横跨北部各省，直至扁担山脉（Dangrek mountains）。至少在暹粒和库楞山（Phnom Kulen）之间的人口是高棉族，他们以森林采集和狩猎为生，其程度不亚于耕种，并且信奉奇怪的仪式而非官方佛教。在我为探寻该地区古庙而与他们相遇的几次中，他们并不敌对，只是在陌生人面前显得 apprehensive，但显然属于一个与暹粒这样的省会城镇，更不用说金边，完全不同的世界。

从金边的视角来看，奇异的习俗也可能在稻米区深处，在那些可算作普通、甚至相当富裕的柬埔寨农民中找到。1966年，我从马德望（Battambang）顺流而下前往洞里萨湖（Tonle Sap）内陆海，遇到了一个社区，那里最重要的仪式中心不是佛教寺庙，而是一个神庙，据称在其奠基时——显然是在人们的记忆中——活埋了一位孕妇；那里的男人——前“自由高棉”（Issaraks）成员——喜欢在享用新鲜的乌龟晚餐时，开玩笑说那动物的肝脏与人肝的味道相似；而一位妇女因生吞刚杀死的黑狗的胆囊作为补品，仅被认为有些轻微的古怪。²

在某些地方，两种农民之间的分界线显然相当清晰。我在考伊当（KID）难民营³最有用的线人之一，谈到他在贡布省（Kampot）的家乡时告诉我，在连接白马（Chhouk）和贡布的公路以北，人口与世隔绝，对一切城市事物充满敌意，并且顺便说一句，早在1970年之前就已是革命的；而公路以南的农民则与市场互动，熟悉城市生活方式，并认为自己是更广泛的柬埔寨社会的一部分。我的线人自己来自公路以北，但他读完了高中并进入金边的大学，1975年朗诺政权垮台时他被困在那里，作为“新人”被送回贡布，并被迫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农民。在这种身份下，虽然他起初去探望了父母和从前的邻居，但他发现最好还是在另一个他不太为人所知的村落定居，因为人们普遍对城里人怀有敌意，即使是那些原本是本地人的人。

我还遇到了他的一个朋友，他有着相同的经历，但他的家乡在公路以南。这两个人在对战前社会的感受、1975-79年的经历、在难民营管理中的合作以及一般的生产性工作方面的对比，生动地说明了这两种村民，而且这种对比并不为“南方人”增光。特别是，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在他们对民主柬埔寨时期的叙述中，这两个经济、地域和教育背景相同，1975-79年经历也相同的人，他们组织事实的方式如此不同，并用如此不同的价值判断来加以修饰，以至于人们不可能意识到，他们讲述的，在本质上，是同一个故事。

柬埔寨，远在1975年被强行划分为“旧人”和“新人”之前，就已深度分裂。一个重要的分裂是城乡之间。但一个更深刻的分裂存在于城镇加上与城镇相关的稻米和园艺农民，与那些因距离、贫困、根深蒂固的敌意或自觉选择自给自足而仍然处于人所共知的、金边认为是唯一重要的柬埔寨社会之外的农村群体之间。

这个外部社会不一定更贫穷。食物可能很丰富，班迭奇马的人们看起来很健康。事实上，他们对环境的了解和应对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一个男人只需一把锋利的刀就能走进森林，搭建住所并找到食物；这种知识在许多真正的稻农中也仍然被保留着。

既然他们在那些条件下成功地生活，他们很可能认为没有理由其他人，例如1975年4月的城市疏散者，不能适应；他们可能很容易想象，无法适应是懒惰、腐败或派系纷争的结果。当然，看到那些自命不凡的城里人被拉到与他们同等的水平，也必定有一些幸灾乐祸的成分，因为像班迭奇马这样的村庄，即使没有产生过共产主义士兵或干部，至少也是“旧人”的一部分，是根据地的一部分，他们长期被压抑的怨恨偶尔会以暴力形式爆发，无论多么不合理。

我特别记得他们抓到的一个间谍。他非常强硬，一点也不怕死。他拒绝招供，只有当他们把他带到埋葬坑边时，他才似乎表现出一些恐惧。在坑边，行刑者用他们的棍棒（用克兰洪硬木制成，约一米长，用来节省子弹）在他的后颈上打了好几下，他掉进坑里，抽搐了几下，然后就不动了。就残忍而言，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处决，因为行刑者们很匆忙。还有其他真正令人作呕的观察方法。其中一种有一个特别的名字，srangae pen，字面意思是“一只在圈子里爬行的田蟹”。

首先，受害者被打得不省人事。然后他的双臂被反绑在背后，手肘被拉到一起，他被迫跪在自己的坟墓旁。士兵们围成一圈，行刑者开始用一把剑进行一种仪式性的舞蹈。跳舞时，他会突然靠近囚犯，在他的脖子上割一小刀，刚好能让血流出来。然后他弯下腰，舔食伤口流出的血，再吐在剑刃上。这个仪式重复几次，直到最后剑被刺入囚犯的喉咙，他倒进坟墓里。⁴ 在另一次，一个被认为是敌方特工的人被抓获并审问。他否认了指控，并受到死亡威胁。他继续否认自己的罪行，其中一个审讯者用手枪托击中他的前额。血从他的头部和嘴里涌出，但他仍然抗议自己的清白。然后他们轮流踢他的肚子，他在地上痛苦地打滚。他仍然拒绝招供，小组的政治领导人决定他们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他被告知可以站起来离开，但在离小组约20米远的地方，他们从背后开枪打死了他。最终发现这个人是无辜的，但干部们因为他保护妹妹免受他们的引诱企图而对他感到愤怒，并捏造了他是叛徒的证据。

这些故事并非来自波尔布特的柬埔寨，而是来自Bun Chan Mol于1973年出版的一本书，讲述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在柬埔寨“自由高棉”中的亲身经历。⁵ 他本人就是执行处决的小组的政治领导人，囚犯被指控为之工作的敌人是法国殖民政府，而书名是《Charit Khmer》，即“高棉习俗”。⁶

Bun Chan Mol于1949年放弃了“自由高棉”活动；他在书中告诉我们，原因之一是他无法容忍或压制他手下人的无端残暴，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是处理敌人的正常方式，并对此明显感到愉悦。除了他们对非人道酷刑的喜好外，他还抱怨他们的纪律涣散，行动前不进行彻底调查，任意行使权力，有时是出于琐碎的个人原因，以及对任何反对者，包括他自己这个政治首领的怀疑。他称这些做法是“高棉习俗”的一部分，这是他书的标题，该书大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高棉政治的衰落。

迅速而任意的死刑，对于那些纪律严明、拥有巨大民众追随、并在此后多年里被非共产主义进步人士理想化的早期柬埔寨反叛者来说，也并非陌生。

山玉成（Son Ngoc Thanh）在1945年短暂担任总理期间，被指责处决政治对手，后来，在他位于柬埔寨北部的游击区，对违反规则的严厉惩罚是一种公认的常态。在1952年的一份法国情报报告中，他的副手Ea Sichau，当时和后来都被认为是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道德标准很高，据说曾以敌特为由，处决了一组8名发现丛林生活太艰难并希望回家的学生和教师。⁷

在这方面，山玉成和Ea Sichau与早期的“自由高棉”或后来的民主柬埔寨干部之间的一个区别在于，前者的规定是一致的，平等公正地适用，并且事先为加入他们的人们所知晓。

“自由高棉”的暴力并非马德望和暹粒政治不稳定的边境地区的特产。就在金边西南方向，在一个半城市化的稻农区，“自由高棉是他们自己的法律……想杀谁就杀谁……有时兄弟姐妹之间不能说话，因为一个是自由高棉，另一个在金边为政府工作”；一些家庭为了躲避这种自由高棉的极端主义威胁，暂时逃往金边。⁸

通常，“自由高棉”的职业不过是为土匪行为提供爱国主义掩护的手段，土匪行为在柬埔寨部分农村地区早已是地方病；而“土匪魅力”可能与民族主义一样，是吸引人们加入“自由高棉”生活的强大动机。⁹

对被定义为敌人的人，无论多么任意，采取极端暴力的模式，在柬埔寨有着非常悠久的根源。正如一位专攻19世纪柬埔寨的学者所言：“很难过分强调编年史中，以及显然在这一时期柬埔寨大部分生活中，所贯穿的人身危险的氛围以及不安全和随机暴力的潮流。编年史中充满了关于公开处决、伏击、酷刑、焚烧村庄和强迫迁徙的记载。”虽然战斗是局部性的，兵力很小，“但入侵者和防御者都摧毁了他们为之战斗的村庄和他们穿过的地貌。”“囚犯被酷刑和杀害……是理所当然的事。”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没有制度性的约束来限制‘okya’[一个高级官衔]或其他动员了追随者的柬埔寨人。”¹⁰

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突然的任意暴力仍然是许多柬埔寨农村居民的经历。一位女性熟人告诉我，她的父亲，在Bun Chan Mol所写的那个时期是马德望的“自由高棉”领袖，过去常常把他的囚犯锁在屋子下面，不给食物和水，然后在后院几百码外的自己的射击场上处决他们。他也不是一个病态的虐待狂，而是一个好家庭男人，被他的遗孀和孩子们深情地怀念。后来，在西哈努克时代，同一个女人被警察诬告参与Dap Chhuon的运动，并受到酷刑威胁。她之所以获救，不是因为她无辜，而是因为她一个在金边当上校的叔叔发现了她的被捕并进行了干预。

可能很少有柬埔寨人怀疑叛徒，甚至敌人，应该被处死。1961年，我在磅同的一位教师朋友，一个受政治动机诬告的受害者，被指控与一个“美国特工”（即我本人）密谋，他不得不求助于一位身居高位的叔叔来保护。后者进行了干预，但告诉他的侄子，如果他真的犯了所指控的罪行——实际上不过是与一个外国人进行政治对话——他罪该万死。同样，一位1976年从朝鲜回国的柬埔寨学生，平静地接受了“叛徒”在50年代的朝鲜和1975年后的柬埔寨被处死的事实。像所有左翼资产阶级一样，他曾期望在革命政权中占据一个特权地位，只有当他发现自己也落入政治敌人的范畴时，他才对清算感到震惊。另一个人，他自己的兄弟，我1975年前的熟人，被处决了，他说，“他们杀人并不可怕，那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选择使用如此残忍的方法。”¹² 也不应忘记，直到1972年，朗诺政府才在对其自身暴行不利的媒体关注压力下，宣布将按照国际公约对待越南囚犯。¹³

然而，尽管前述故事带有偏向性，我并不认为讨论“高棉人格”或高棉心理学对解释民主柬埔寨现象非常有帮助。正如柬埔寨革命研究学者斯蒂芬·海德（Stephen Heder）所指出的，反共难民倾向于“以非常清晰的阶级术语来理解和解释民主柬埔寨政权的暴行”；¹⁴ 而在客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寻找此类解释，总是比模糊的心理学分析更可取。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海德的线人是基于他们自己对农民文化和心理的主观印象来分析他们的敌人——农民阶级的。此外，即使一场革命的起源是通过严格的客观阶级分析来解释的，胜利的农民或工人，或其他曾受压迫的人们的具体行为，至少在部分上，将由他们文化的旧习惯所决定。因此，艾比哈拉（Ebihara）的线人，以及我遇到的一些柬埔寨人，特别是Bun Chan Mol，作为参与观察者是无价的，他们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将现在被认为是波尔布特极端主义的一些迹象视为“高棉习俗”的一部分；如果说1975年后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用客观环境和高层政策决定来解释，那么其细节则要归功于那些古老的“高棉习俗”。

前文大部分内容涉及暴力传统，但著名的以其“戒律和实践渗透到真诚虔诚地接受这种宗教的民众的价值观和行为中”并被认为是“宽容的真正学徒”的高棉佛教又如何呢？它难道不应该是所有观察者都相信他们在柬埔寨看到的、并赋予了“内心宁静和对一切仁慈的习惯”¹⁵的温柔的源泉和保证吗？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高棉”和70年代的民主柬埔寨干部不是佛教徒吗？（起初他们的敌人，首先是法国人，其次是朗诺政府，试图声称他们不是高棉人，而是越南人。）既然他们必定曾经是佛教徒——即他们是高棉人，而所有高棉人都是佛教徒——那么是什么导致他们轻易地摒弃佛教习俗而转向（更纯粹的？）高棉习俗呢？

可能西方关于佛教的胡言乱语比关于东南亚生活任何其他方面的都多。像所有其他主要宗教一样，在其有古老根源的国家里实践的佛教，是某些令人钦佩的哲学和道德原则与可追溯到前佛教时代的信仰和实践、社会特有的偏见、与统治阶级的特殊关系，以及为追求物质利益以及许多其他与其原则相悖的行为进行合理化的能力的具体化。佛教徒可能进行酷刑和屠杀，这并不比宗教裁判所烧死人或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加入纳粹党卫军更令人惊讶。

艾比哈拉非常接近柬埔寨佛教的真谛：“村民自己很少想到要遵守独立的宗教传统[佛教、印度教、民间信仰]……相反，对普通高棉人来说，佛陀和鬼魂，在寺庙祈祷和向神灵祈求，僧侣和灵媒都是本质上单一宗教系统的一部分。”同样具有启发性的是一位18岁女孩的宗教追求，她说：“我想今年要去三四个Kathun节，这样我来世就能投胎成一个富有的美国人。”¹⁶

柬埔寨大众佛教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它提供了积功德的机会——通过参加某些节日，通过向僧侣布施食物，或者，对男性而言，通过自己出家为僧。渴望积功德源于柬埔寨人将佛教理解为一种宿命论学说，认为我们今生的状况是我们过去行为的结果，而我们此生的行为，无论好坏，将决定我们未来轮回的命运。

此外，积功德的机会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一点在人类学文献中几乎没有被触及。几乎所有形式的积功德都依赖于将自己经济剩余的一部分奉献给寺庙和僧侣。柬埔寨人不相信穷人的一点奉献等于富人的一大笔钱。恰恰相反，花费越多，积累的功德就越大；因此，那些因据称在前世积累了功德而已经富有的人，有更大的潜力积累更多的功德，作为对宇宙未来的保险。

艾比哈拉在她对柬埔寨中部稻米村民的研究中触及了柬埔寨佛教的这一方面。她指出，超过17岁的男性中约有四分之三曾在某个时候当过僧侣。但最贫穷的家庭并不总能让他们的年轻人从田间工作中脱身去当僧侣；所有成年男性中约有17%属于这一类。¹⁷ 那么，这些最贫穷的农民，因其贫困而被剥夺了他们社会宗教的主要积功德和宇宙保险功能。我们可以推测，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必定感到怨恨，或许还因为在传统柬埔寨社会中，当过一段时间的僧侣是成为一个拥有自己妻子和家庭的完全成年人的必要条件。

人们会预期这些人有一种倾向，即拒绝佛教，至少是拒绝接受命运的观念，事实上，艾比哈拉早在1959年就发现了这种倾向，不仅在穷人中，在富人中也是如此。现代生活和世俗教育促使他们为现在而工作，并对宗教失去兴趣。在她的村庄里，当过僧侣的男性数量与年龄成反比，在10-19岁年龄组中，没有人有任何计划遵循这一古老传统。¹⁸ 我在1960-61年间的教师同事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态度。在大约二十名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的教师中，比艾比哈拉最年轻的群体年长半代，只有一人曾服过僧侣的任期，而其他大多数人则公开嘲笑宗教传统，认为僧侣是社会寄生虫。那么，这种最后的态度，并非波尔布特狂热分子的专属，而是在战争前十年就已经存在于农民和中产阶级青年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在1975年发现自己站错了队。

甚至更早，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某些后来与民主柬埔寨联系在一起的反教权倾向就已经显现。1949年6月至7月的法国情报报告对一个由“阿查·伊”（Achar Yi）领导的反叛团伙给予了一些关注，他们在干丹省（Kandal）和波萝勉省（Prey Veng）活动。他们显然是非共产主义者，因为有一次他们宣布打算“屠杀当地的越南人，无论是否是越盟”，但他们也因焚烧他们怀疑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寺庙中的神圣经文而闻名。¹⁹

因此，沙文主义，以一种可以容忍破坏宗教用具的形式与农民传统主义相联系，早已在柬埔寨农村扎根。

在一些非革命的、守法的人们中，包括僧侣，也存在一种偶像破坏的倾向。1971年，我拜访了一位在马德望省认识多年的僧侣，我注意到他对寺庙里的佛像似乎几乎不敬。他解释说，佛像实际上只是无用的偶像，对真正理解和实践宗教并不重要。无法确定这种僧侣亚文化的普遍程度；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即这个人和他所有的亲戚熟人都曾是Bun Chan Mol在西北地区描述的早期“自由高棉”团伙的一部分，该地区在那些日子里和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都以暴力著称。²⁰

对于那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贫穷或现代主义——希望拒绝宗教的人来说，做佛教徒总比做基督徒好，因为前者为变节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逃生条款”。正如Pin Yathay所说，“你要对自己负责；你是自己的主人……佛陀不是神……只是一个向导。他为你指明道路……是否相信他所指的道路是好的，取决于你自己。”²¹ 因此，对于那些拒绝它的人来说，没有更高的道德力量来指责或惩罚他们。如果他们在拒绝宗教的同时也犯了罪，他们不会受到神的惩罚。他们可能会在来世面临宇宙级的降级，但也可以计算出后来的善行可以在宇宙的资产负债表上抵消恶行。此外，作为每个柬埔寨人宗教遗产一部分的非佛教民间习俗，提供了许多其他来源的保护，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面对艾比哈拉注意到的对传统佛教的逐渐疏远，柬埔寨精英试图重新强调宗教作为一种压制社会流动新欲望的技术。1955年，当革命力量构成威胁时，一份代表西哈努克新右翼联盟的报纸在社论中坚持认为，国家应由其天生的领导者，即富人和有权势的人来统治。不幸的人不应嫉妒他们并试图取代他们的位置，因为每个人在今生的处境是由他过去的行为决定的。穷人应该接受他们的命运，过有德行的生活，并努力积累功德以改善他们在另一世的地位。²²

与此同时，或许是为了对抗青年人对僧侣的反感，有人试图将僧侣与国家建设联系起来。因此，在西哈努克的一本光鲜杂志中，一张僧侣在道路或堤坝工地上工作的照片配上了这样的标题：“在我们的佛教社会主义框架内，僧侣参与国家建设工作。”²³ 这当然预示了民主柬埔寨对僧侣的处理方式，对传统主义者来说，这可能代表着亵渎。

即使是暴力，如果是在保卫维护官方宗教的既定秩序，也可以与佛教实践联系起来。朗诺最喜欢的主题之一，他为此撰写了一系列小册子，是“宗教战争”，他试图将越南和高棉共产主义者等同于“thmil”，即古老佛教传说中真正信仰的敌人。²⁴ 为真正信仰服务的暴力，可以用来联系高棉佛教徒和占族穆斯林，后者是柬埔寨最大的土著少数民族。在战争的头两年里，一位名叫Les Kasem的占族上校因其占族营而声名鹊起，据报道该营系统地摧毁和消灭了他们占领的“红色高棉”村庄。他们的恶名最终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意识到他们起到了反作用，该营被拆分到其他单位中。亲宗教的暴力对一些基督徒也很有吸引力，比如Ponchaud，他自豪地讲述了一个占族父亲因儿子接受共产主义纪律而谋杀他们的故事。²⁵

难怪贫穷的农民青年从短暂的共产主义研讨会回来后，充满了反宗教的热情。²⁶ 柬埔寨佛教，早在民主柬埔寨政权关闭寺庙之前，就已被西哈努克的“人民社会同盟”（Sangkum）统治下公然的阶级操纵信仰所亵渎，随后在朗诺的共和国时期，寺庙被指定为征兵站。²⁷

远在战争之前，最贫穷的人就有理由对宗教结构感到一些怨恨，而中产阶级则出于物质主义的原因正在失去兴趣。对两者来说，归根结底，构成柬埔寨宗教的佛教原则、古老的印度教仪式和古老的民间信仰的混合体，代表了改善物质生活的技术，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如果宗教在这方面被视为失败，就会出现疏远。

这种疏远在泰国的难民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80年那里登记的高棉基督徒比1970年前整个柬埔寨的都多。指责传教士制造“大米基督徒”是不得要领的。正如我在金边认识的一个特别有教养的家庭所说：“看看佛教统治下的柬埔寨发生了什么；佛教失败了，我们必须寻找其他信仰。”²⁸

大约五十多年前，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的大规模疏远。大约在1927年，在一个经济和政治困难时期，成千上万的柬埔寨农民对高台教——一个“世仇”越南人的信仰——产生了兴趣，他们前往西宁（Tay-Ninh）附近的高台教总部朝拜和参加仪式。这至少“反映了一个迷失方向的农民阶层的反应，他们准备转向新提供的救赎，他们相信这将涉及柬埔寨国家的复兴。”²⁹

因此，拒绝传统宗教和非佛教暴力的扩散，在高棉文化遗产中根深蒂固，无论具体表现是暂时对高台教的兴趣、自由高棉的野蛮、现代主义的嘲讽，还是民主柬埔寨的官方无神论。³⁰

如果说佛教被证明并非阶级对立或暴力的障碍，那么该国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许多因素则倾向于鼓励这两者。³¹

传统柬埔寨社会基本上由三个阶级组成——农民、官员和皇室。很少有高棉人成为商人，就城市人口而言，除了宫廷和官员，主要由非高棉人，通常是中国人组成。这种社会划分可能可以追溯到吴哥时期，当时国家财富由土地产生，由官员征收，他们将其输送到宫廷和宗教机构，在那里主要用于建造寺庙和支持附属于它们的专业人口。官员征收的部分财富留在他们手中，作为他们代替薪水的支持，但这被接受为系统自然运作的方式。每个阶级都有一个被认为对社会福祉至关重要的功能，其中国王的角色是准宗教和仪式性的。³²

尽管吴哥王朝衰落并消失，但旧的社会划分依然存在。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地位是固定的，想象自己能超越出生的阶级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偶尔，或许在战争时期，或因对有权势的庇护人有特殊贡献，某个农民出身的人可能会晋升到官僚阶层，从而改变其直系亲属的地位；聪明的孩子也可能在官宦人家或宫廷受教育成为官员；但这种情况发生得太少，以至于社会流动的期望并未成为公众意识的一部分。

财富积累的可能性也有限。土地并非私有财产，理论上属于国王。因此，一个精力充沛的农民无法通过辛勤工作和节俭来积累土地和财富，并晋升为富农、企业家或其他。财富积累的唯一可能性在于仕途。即使在那里，生活也是危险的。官员当然或多或少是富有的，一个家庭的官宦地位可能会持续几代；但他们的地位并没有任何正式的法律保障，可能会因皇室的不悦而突然终结——例如，如果一个官员表现出积累过多财富或权力的迹象。即使一个职业生涯没有以耻辱告终，以黄金、珠宝、其他贵重物品或家属形式积累的财富，也可能在官员去世时归还给国家，而不是传给他的家人。因此，没有动力，也没有可能，将财富用于长期的建设性目的或企业投资。

与中国、越南或印度相比，村庄和家庭组织极其薄弱。高棉村庄不像越南那样是与官员集体打交道的凝聚单位；而且，超出核心家庭之外，家庭很容易解体。不存在姓氏，不保存前几代人的记录，祖先也不是宗教崇拜的对象。大家庭或村庄组织对个人的团体纪律很弱，一旦一个人履行了他对国家的义务——作为税收或徭役——他的活动就几乎没有约束。因此，很可能在一个完全没有正式自由的社会里，普遍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无政府主义个人自由的矛盾情况。

皇室、官员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直到1884年后才在殖民影响下开始改变，是以依附的形式组织的。国王以下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依附地位，这决定了他对上一级的义务，同时也提供了保护。王国的各省被分封给首都的最高官员，他们在各省的代理人征收税收和组织徭役，这是该体系存在的理由。理论上，每个农民，在中央农业省份实际上也是如此，都是一个他知道身份的官员的依附客户。

除了国家内部各级社会存在的这种依附关系外，柬埔寨统治阶级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依附于外国霸主和保护者，通常是暹罗和越南，但在16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期是欧洲人；³³ 而在19世纪，甚至在法国准备强加保护之前，柬埔寨就已寻求法国对越南的保护。

因此，在柬埔寨社会的任何层面上，都没有严肃的自力更生的概念，在危机中，每个人都指望一个来自上方或外部的强大救世主，而不是寻求一个地方性的解决方案。

国王们指望越来越强大的保护者，既是为了对抗他们的邻居，也是为了对抗他们自己的人民，这种做法即使是西哈努克，尽管他口头上说得相反，也没有放弃。他的“独立运动”是被左派的挑战强加给他的，而1953年授予的独立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国-西哈努克为阻止一场柬埔寨革命而进行的勾结。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形式上反美的岁月里，他从未放弃过希望美国提供保护盾以对抗共产主义越南人的愿望。

精英阶层的次要成员也以类似的方式行事。1901年，尤坎托尔亲王（Prince Yukanthor）对法国保护国的抗议，常常被视为一种反殖民的表现，而事实上，尤坎托尔是在斥责法国未能为传统精英提供足够的保护，以对抗那些利用不断扩张的殖民官僚机构来提升自己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新贵平民。

在社会的较低阶层，感到受压迫的农民会寻求更换庇护人，或者如果被逼到暴力，他们会转向无政府主义的土匪行为，这对他们的同胞造成的痛苦比对压迫的官员更多。与中国或越南偶尔夺取国家政权并开启新朝代循环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相比，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柬埔寨没有一场农民或其他下层阶级的起义曾滚雪球般地发展成危及整个体系的运动。

这无疑部分是由于缺乏家庭以上的团体单位所导致的个人无政府状态。潜在的反叛者希望被收买，而不是改变制度。这一点可以从现代民族主义反抗法国的最初萌芽情况中看出，这与越南更早、更彻底的组织形成对比。在20世纪唯一一位因执行公务而被高棉族杀害的法国官员被谋杀后不久，有罪的村民“羞愧地回到了村庄，不久就开始互相向警察告密”；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富路共多尔岛法国政治监狱里，告密者、警察间谍和施刑者都是为求个人特殊待遇而讨好的高棉人，而越南人则保持着政治团结的精神，并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班。

同样的依附心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至少在部分人口中是这样。不仅朗诺和他的小集团依赖外国保护，所有那些看到政府处境无望的革命阵营之外的人也是如此。当到1972年清楚地看到朗诺政府无法获胜时，那些本可以挽回局面的将军和文职官员，非但没有简单地夺取权力，反而一直徒劳地希望美国人能为他们采取行动。我想当时在金边的每个美国人都和我一样，有过朋友和熟人绝望地问：“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不做点什么？”的经历。

最终，他们的依附性导致他们默许，甚至鼓励，用现代战争中最恶劣的侵略性猛攻来蹂躏自己的国家，因此，在一个已经打破了旧的庇护-依附关系并被自觉地组织和灌输了个人、团体和国家自力更生思想的胜利的农民军队面前，他们显得像是叛徒。⁴⁰

如果说传统体系在回想起来显得压迫，我们必须记住，在20世纪之前，柬埔寨人，像大多数亚洲人一样，不知道有其他体系，而且精英们对财富的需求通常仅限于在国内可以消费或花费的范围内。

尽管法国人改变了许多正式的制度，但态度和价值观并没有相应地改变。官员们继续将他们的职位视为目的本身，视为积累财富以供消费的场合，这些财富是从农民那里榨取并向上传递给统治者的。在他们被法国人发薪水后，这种额外的积累是非法的，但作为一种传统做法，它并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后来成为一个严重问题的腐败，就是这样作为一种公认的传统做法的延续而开始的。因此，殖民主义的剥削性质很容易与传统社会的剥削性质融合，并加剧了它；对许多柬埔寨精英来说，殖民主义的邪恶可能不在于其剥削性质，而在于他们不是最终的控制者。

我无意争辩说柬埔寨革命仅仅是由对农民的经济压力引起的。那将是不正确的。如果不是先有越南的革命运动，然后是外国的军事干预及其带来的破坏，柬埔寨很可能还会持续多年，其叛乱水平对政府来说过于强大以至于无法镇压，但又不够强大以至于无法夺取国家政权。⁴¹

然而，强调农民受到的剥削在整个20世纪都在增加，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说它本身没有推动他们走向革命，那么它也对严重的城乡对立负有责任。

法国人增加了税收，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印度支那最高的，部分资金被输送到联邦的其他地方，而不是用于柬埔寨。特别是，就……返回给农民的任何利益而言，税收是“沉重的”；而1925年一名法国官员被谋杀，就是因为他试图征收拖欠的税款。还有繁重的公共工程徭役，首先是道路；在一个臭名昭著的项目中，即波哥（Bokor）度假村的建设，九个月内损失了900名工人的生命，这个统计数据堪比波尔布特水坝工地的生命代价。⁴²

法国在1945年短暂的日本支持的“独立”时期后，试图重新强加其保护国政权，这导致了代表各种政治派别的“自由高棉”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游击行动，总体上是针对法国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王国政府。1946-52年间暴力日益加剧，反叛力量最终控制了大片地区。

1953年的独立也没有带来长久的缓解，即使税收没有像以前那样积极地征收。柬埔寨被描绘成一个富饶的粮食过剩地区，但其土壤普遍过于贫瘠，自然水源不足以实现其主要作物水稻的最佳产量。柬埔寨的水稻产量一直是世界上最低的之一，二战后，对出口大米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实际上被用来资助日益奢侈的城市生活方式，开始挤压几乎恒定的供应量，而这些供应量还必须养活迅速增长的人口。

统计数据很差，而且总是有可能声称大多数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至少地主制和大型庄园不是柬埔寨农民的主要问题。确保他们继续供应市场的技术，无论市场是否为他们提供了多少回报，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债务循环，伴随着高利贷，其收取最终由警察权力支持。这种迫使一个抗拒的农民阶层挤出更多大米的压力，是1967-68年第一次真正革命性起义的因素之一。

关于1975年后发生的事情，金边附近一个中央农业区的一些农民状况的例子很有启发性。在西斯韦村，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土地但没有牛，或只有一头牛，他们采取各种合作安排来完成犁地工作。合作对于确保水源也是必要的，因为降雨常常不足，或时间不对；而将水从一块田地移动到另一块田地的原始灌溉技术需要所有所有者的许可，并导致频繁的争吵。

当犁地和耙地是合作进行时，被耕作的田地的主人会提供一顿小餐和香烟。传统上，这样的餐食包括米粥、汤和各种配菜；但到1959年，“西斯韦村的村民们已经自行商定，只需提供米粥和干鱼……因为额外食物的成本对许多家庭来说是太大的开销。”

因此，对那个地区的柬埔寨农民来说，生存条件强加了合作劳动，但又使家庭间的暴力爆发不可避免，并且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迫使他们接受一种自1975年以来已成为民主柬埔寨共产主义压迫象征的饮食。

继续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4月城市人口的强制迁出并非柬埔寨的第一次此类破坏；这只是第一次涉及城镇舒适阶层。如果金边的人口，据估计，从1970年的约60万增加到1975年的超过200万，那么至少一半的增长，以及比1970年整个城市人口还要多的人数，是由因轰炸和炮击而被赶出自己土地的农民组成的。将那次人口流离失所视为某种程度上不那么可憎或更“正常”，而1975年的反向运动则不然，这是一种奇怪的历史观。

在柬埔寨历史上更早的时候，但并非遥远到仍然活着的人们不会记得，有数十万到或许一百万的农村居民，主要在茶胶省（Takeo）、柴桢省（Svay Rieng）和磅清扬省（Kompong Chhnang），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在1946-54年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被强行“重新集结”。⁴⁸

此外，如果最近的战争和革命没有打断它，另一个涉及五十万到七十五万农民的强制迁出正在被规划，并被柬埔寨行政精英及其国际顾问们平静地看待。那是据估计，其村庄将被湄公河项目大坝淹没而消失的柬埔寨东北部和老挝南部的人口数量，这些大坝对他们，甚至对整个柬埔寨，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替代性利益。⁴⁹

因此，对占柬埔寨人口80-90%的农村人民来说，任意的司法、突然的暴力死亡、政治压迫、对宗教的剥削性利用以及暴力和默许的反宗教反应，远在20世纪70年代的战争和革命之前就已是普遍的生活事实。波尔布特主义的创造物都已在萌芽状态。

当它们在1975年后完全成长起来时，它们首先指向了城市人口，而城市人口，就其曾参与上述早期暴力而言，一直与施暴的机器联系在一起。

对城镇一定程度的怨恨，甚至是仇恨，本应是意料之中的。威尔弗雷德·伯切特（Wilfred Burchett）在他最近的反民主柬埔寨化身中，曾暗指这一点。他写道，在波尔布特统治下，“只要翻开手掌——粗糙的就得救——否则就是死。”⁵⁰

我不会争辩说，在1975年，这种方法偶尔被用来区分城市疏散者，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很容易被认出，而无需看他们的手，而且，正如以下章节将显示的，从未有过一场运动来识别和处理普遍的城市居民。我发现伯切特的评论有趣之处在于，我在1962年从一个朋友，一位城市学校教师那里，听到过同样的故事，他十年前曾在一辆被“自由高棉”拦下的公共汽车上，他们表面上是为了柬埔寨从法国独立而战。他们从前面进入公共汽车，沿着过道走下去，翻看手掌。如果手是软的，乘客就被带走。幸运的是，我的朋友坐在后面，政府安全部队在他轮到之前赶到了现场。

这些手软的城市居民，他们的生命可能在一代人之前，在任何人听说过波尔布特之前，就已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是谁？

1945年以前，几乎没有高棉城市人口。金边（1948年人口11.1万）和各省会城镇主要是华人贸易和商业中心，还有规模较小但重要的越南商人和工匠群体，所有这些在最高层都被法国行政和商业网络以及首都受“保护”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和省及以下级别的高棉行政骨干所覆盖。由于商业牢固地掌握在外国人或非高棉人手中，高棉人的向上流动需要进入行政部门，而这只有在官僚机构扩张时期，当并非所有向高棉人开放的职位都能由传统精英的年轻成员填补时才有可能。行政部门作为向上流动渠道所提供的可能性，可以从1940年（1.3万）和1967年（9.38万）政府行政人员估计数的比较中粗略看出，这是一个七倍的扩张，而同期总人口还不到翻一番。可能那个时期内的主要增长是在1953年独立后和1954年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及法国完全撤出后。

另一个衡量高棉城市精英成长及其问题的指标是教育的扩张。诚然，这是殖民地忽视的一个领域。1931年，七名学生获得了第一个本地高中毕业文凭，即法国的高中毕业会考证书，他们后来都担任了重要职位；而在1936年，小学只有5万到6万名儿童。到1954年，小学有27.1万名学生，中学有3300名，144名学生获得了完整的高中毕业会考证书。

此后，直到1970年，数字迅速增加。小学入学人数扩大到一百万，中学超过十万，高等教育从350人增加到一万。仅大学生的百分比增长就比总人口的百分比增长多出许多倍。

这种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国家的需求？教育确实被忽视了，独立后一定程度的快速发展是可取和值得称赞的。然而，柬埔寨人的态度似乎是，任何领域为尽可能多的儿童提供最大限度的现代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绝对的好事，而从未考虑社会的吸收能力。相比之下，殖民当局以及独立的泰国，曾试图限制教育机会，以免造成一个无法就业的半知识分子阶层。

教育扩张的速度不仅远大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这部分代表了一种追赶，而且它也超出了政府、商业或工业利用毕业生的能力。高中教育，即传统的法国公立中学教育加上一些高棉语混合，提供了一种几乎没有实际价值的通识文科教育，或许“适合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孩子（而对今天的法国孩子已不再适合）[但]不适应柬埔寨的需求。”大学生的绝大多数也注册在文科课程中，这些课程除了为政府官员的职业生涯做准备外，几乎没有为其他职业做准备。⁵⁵ 1964年成立的技术大学每年招生人数在1300到1700人之间，这可能正好代表了所需的人数，具体取决于所遵循的特定职业方向，但在像农学这样柬埔寨需要专家的领域，1970-71年只有117名学生。⁵⁶

在最初几年里，大多数来自公立中学和大学的文科毕业生可以在迅速增长的小学和中学里找到教师的职业。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小学教师的数量稳定在2万人左右，其中大多数可能来自前十年里获得执照、高中毕业会考证书和初中毕业文凭的近乎相同数量的人。

对于其余的毕业生以及完成了学业但未能通过考试的多出五倍的人来说，政府服务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对于任何拥有高中甚至初中教育水平的人，无论有无文凭，回到农民生活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官僚机构并非可以无限扩张，即使为了尽可能多地接纳人员而超负荷办公，到1961年，西哈努克也不得不宣布，行政部门已经满员，不可能容纳当时在校的约60万名学生。⁵⁷ 他建议他们回到农场，但那时已经太晚了。他的人民社会同盟已经唤醒了无法突然被切断的愿望，即使城市上层和中产阶级对国家的依赖是传统的，也从未有过像这样让来自较不特权群体的人们有如此多的机会进入那个部门。

也没有不断扩张的商业和工业部门来吸收新受教育的人。商业仍然主要掌握在中国人、越南人和少数一直占主导地位的高棉家庭手中。他们的孩子也上了新学校，然后回来填补那个部门的空缺。工业几乎不存在，一个疲软的国内市场使发展困难，而发展起来的也无法特别利用公立中学毕业生或拥有法语或高棉语文学大学学位的人。在顶层，它需要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而在底层，则需要几乎不识字（甚至不识字）的、有2-3年小学教育并直接来自农村的工人。因此，教育系统正在产生一个日益增多的无用之人阶级。

此外，柬埔寨社会的阶级结构意味着，即使是受过有用教育的人也可能被剥夺合适的工作。1972年3月，高棉共和国军队的陈上尉告诉我，他在一所美国大学获得农业学位后回国，希望在政府农业部门工作，但尽管有西哈努克的推荐，他还是被拒绝了，因为“那个部门被资产阶级控制，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也付不起贿赂来得到一份工作。”然后他在1970年3月之前作为一名士兵加入了军队，并在战争开始后被授予了军官军衔。

柬埔寨的教育，与第三世界许多地方一样，并非像西方或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发展，后者从19世纪开始，各级教育的发展都是为了供应工业社会所需的技能。在柬埔寨，教育的增长是作为那些相信自己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地位和财富的人们的需求而发展的。这种需求首先是柬埔寨人集体地反对法国人，然后是下层柬埔寨人作为逃离农民生活并加入他们所认为的城镇中更富裕、更轻松的生活的渠道。即使西哈努克和他的顾问们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个困境，政治原因也会阻止他们限制教育或试图将其转向更有用的渠道。他们的统治岌岌可危，他们不能冒着被对手指责他们像法国人那样让人民愚昧的风险。

因此，教育，至少在初小以上，首先代表着一种地位，无论是社会上的，还是在有工作的情况下，经济上的。它不是为了获得有用的培训，甚至主要不是为了通过运用急需的技能来赚钱，而是为了获得一张证明获得了一种地位的纸，通过这种地位，通常，一个人应该能够进入一个服务部门，那里的薪水和额外津贴将提供舒适的生活和指挥地位较低的人的特权。因此，那些故事，部分是杜撰的但基于观察到的情况，即柬埔寨人会完成荣誉的大学课程，然后拿着他们的文凭，卖掉他们的书，或者至少再也不看它们。柬埔寨过去不是，现在也没有成为一个阅读的民族；而且，既定的精英阶层总是对学问和知识分子有一种含蓄的贬低。事实上，到20世纪60年代，当西哈努克公开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几乎是一个贬义词。

拥有地位职位的人，即官僚，包括教师，领取的薪水与农民、工匠或工厂工人的货币收入相比，甚至与泰国类似职位的收入相比，都堪称丰厚。例如，在1960-62年，一名初中教师的薪水相当于约30美元。这是因为在柬埔寨，与许多前殖民地一样，独立后的第一批薪水被设定为与殖民地（欧洲）相同职位的薪水有某种关系，而在泰国，薪水最初是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和阶级等级设定的。

因此，官僚、教师，甚至是一些受过教育的失业者，都拥有一个特权地位，他们嫉妒自己的地位和假定的特权，特别是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最近才从农村逃离，因此鄙视农民生活，并决心留在城市环境中。通常，只有小学教育的男孩也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而由此产生的文凭势利主义延伸到了意想不到的角落。1971年，《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公报》（FUNK Bulletin）在巴黎批评金边的英丹将军“在所有领域都体现了文盲”，并说另一位官员侯亨辛“无法准备一份没有拼写错误的报告”。⁶⁰ 编辑们，革命的支持者，几乎没有意识到，几年之内，他们自己可能会因为知识分子的势利而面临苦役甚至死亡，或者至少会为一个正规教育水平远低于英丹的人服务。

另一个说明性的案例是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她于1973年离开柬埔寨，并在1979年有机会见到并批评了民主柬埔寨高级官员乔森潘（Thiounn Mum），后者毕业于法国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在其他事情中，她斥责他同意在波尔布特手下工作，“他根本没有大学学位。”⁶¹ 她也鄙视民主柬埔寨缩短某些教育课程，如基础医学和技术培训的努力，这些努力得到了乔森潘的辩护，当我指出西方医疗队在难民营中用类似的项目取得了成功，教人们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完成传统学校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任务时，她似乎感到震惊。由于其对教育地位功能的含蓄攻击，缩短传统教育项目、将农民变成护理人员或基础技工、或培养“赤脚”医生的概念，对非农民柬埔寨人来说，甚至比对资产阶级西方人更令人震惊。值得注意的是，在考伊当，一些被国际援助组织认为可取或必要的紧急项目，被难民们所不喜欢，因为它们与在民主柬埔寨实施的项目过于相似。

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很明显，柬埔寨的城镇正在被那些通过教育获得了新地位但无法在现有体系中得到利用的人们所填满，而城市经济部门也没有扩大以接纳他们（撇开他们的教育对那些部门几乎无用这一事实不谈）。学校系统本身的扩张是官僚机构增长的最后一波浪潮，并在1964年后因大学的激增而达到了其荒谬的极端。后者为数千名“知识分子”提供了几年的“就业”，无论是作为学生还是教师，但在此过程中却创造了更多受过教育的失业者。⁶²

与此同时，如上所述，城镇对国家经济，即对农民的要求，在稳步增加。

在传统柬埔寨，在法国保护国之前，有地位的人得到的报酬不是薪水，而是他们为王室征收的费用、税收或产品的一部分，以及使用地位较低的人为个人服务或直接生产消费品的特权。尽管那个制度在近100年前就已正式结束，但伴随它的心态依然存在，所有国家雇佣，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对高棉人开放的村庄之外的雇佣，仍然根据其提供私人利益的机会，现在称为贪污，来划分其可取性等级。

即使整个产业是作为外国援助项目建立起来的，就像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所做的那样，这些产业的价值也主要在于其中蕴含的个人致富的可能性。柬埔寨人发现，即使是“社会主义”也可以被整合到他们的传统中。这个词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价值到20世纪50年代已显而易见，为了对外宣传，西哈努克的新政党名称被译为“人民社会主义共同体”。当然，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是一种保皇-佛教社会主义，没有阶级冲突——在柬埔寨被宣布为不存在——并依赖于君主为其人民谋福利的“古老”柬埔寨实践。既然君主按定义总是为人民谋福利，任何形式的批评都被视为颠覆性或反君主制的。

在保皇-佛教社会主义下，1964年后的国有工业和国有化企业实际上成了西哈努克宠臣们的采邑，他们在账本显示赤字的同时变得富有。定期的丑闻起到了分散财富的作用，使一些人暂时失势，而另一些人则轮流得利。这是官员们从国家征收的款项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传统做法的延续；精英中没有人曾因此受到严厉的追究或被迫偿还他们从国库中收取的款项。

在现代世界冲击柬埔寨生活之前，旧制度尚能过得去。官员和宫廷——即国家机器——从农民那里榨取的财富，总体上并不代表国民经济的损失，因为其中很少一部分花费在国外。它将通过国内经济中的炫耀性消费重新分配，用于建造寺庙和住宅，支持每个富裕和有权势人物所聚集的大量服务随从，以及赞助本地工匠。其中大部分又回到了它来的地方，精英们积累财富的倾向必定受到国内消费或使用极限的限制。

然而，在20世纪中叶，这样的体系要脆弱得多，也更具压迫性。精英们沉迷的炫耀性消费不再是在经济内部，而是涉及购买昂贵的外国产品、频繁的国外旅行、硬通货银行账户，以及仿照巴黎和纽约建造的便利设施；而曾经用来重新分配财富的大量依附客户群体，已不再需要或被期望。对这样一个以消费为导向的精英来说，发展意味着豪华住宅、西式餐厅和酒吧、进口汽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贡和曼谷所经历的那种增长，前者于1975年结束，大多数西方人会认为这是悲剧性的，但柬埔寨人却对此充满羡慕；那些反对西哈努克在1963-64年拒绝美国援助的人认为，这种增长将在金边受到阻碍。

这种新习惯开始于上层阶级，为所有下层阶级定下了基调。精英们去过法国，也常常去过其他国家，在国外有投资，并认为模仿富裕的巴黎或纽约的生活方式不过是他们应得的。为此，金边将被变成一个拥有所有西方精致设施的城市，奢侈品将被自由进口。一方面，这使金边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像西哈努克赞助的“汽车选美大赛”这样的荒谬之事。⁶⁷ 然而，美丽的城市必须充满私人别墅，而很少有人能合法地负担得起，以及与之相配的所有奢侈品。从最高层开始，示范效应向下传播，直到每个人都渴望那些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都无法负担的奢侈品，结果是普遍的腐败和财富流入非生产性投资。

在示范效应的易感接受者中，有所有蜂拥至城镇，特别是金边的多余的年轻半知识分子。自1961年以来，行政部门几乎不再扩张，只有迅速扩张的经济才能为他们提供他们所期望的水平的岗位。但柬埔寨在1963年后进入了衰退期。水稻产量下降，与之相关的产业，如碾米、运输、商业和酒精生产也随之下降。建筑和机械工业也可能下降，无论如何也没有扩张。⁶⁸

城市移民唯一的就业机会是在个人服务部门。他们中的许多人找到了作为富人的客户、食客和准仆人的位置，从而延续了柬埔寨的古老传统。其他人则被酒店、餐馆、酒吧、裁缝店、理发店和美发店所吸收，这个部门似乎未受衰退或紧缩的影响。（这里的矛盾不是逻辑上的，而是在制度本身。在生产活动停滞的同时，财富，如上文所述的国有工业案例，正被抽走到经济的后门渠道，并花费在轻浮的消费上。）当战争开始，外国援助和外交界开始新一轮扩张时，又有了作为翻译、秘书、家仆、司机、园丁、警卫等的新工作。

因此，柬埔寨的城市人口，特别是金边的人口，不断扩大。早在1968年，大金边就已占全国总人口的近10%，加上其他城镇，则超过12%，而城市和半城市（非农民）人口则占21%。

尽管这些百分比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可能不算高，但必须记住，被视为正常发展一部分的从农村到城镇的流动，意味着进入为城市和发展中的农村生产商品的工业。然而，在柬埔寨，从未重要的工业，在城市人口扩张的同时正在衰落；而且，城市部门非但没有为农业提供设备，反而意图从中榨取越来越多的财富。在构成真正城市人口的88万人，或构成城市加半城市群体的100万人中，只有约11万名工业雇员，其中许多在金边之外，9.3万人在行政部门，4.8万人在运输业，1.3万人在建筑业——最重要的生产性城市部门；但有6万人在“个人服务”业，还有6.45万名僧侣。

这种情况与传统的地位观念相吻合，并加剧了这种观念。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体面的工作传统上意味着作为正式的自由农民、工匠、国家官员，或某个高地位人物随从或家仆的生活。雇佣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低贱的，而服务性工作则不是；而且没有一个价值中立，甚至非贬义的词来形容“为……工作”。

随着城市变得更富裕、更西化，城乡差别加剧，并且对农民变得更具歧视性。最终，城里人开始把农民不仅仅看作是更穷、更不文雅的人，而且，由于农业的农闲季节，看作是不够勤劳的人。

那么，早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有数十万，或许近百万的柬埔寨人逃离了农民和乡村生活，还有更多的人希望如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一个外国理想的。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即使在小学教育中也有很强的法国元素，高中里也有许多法国教师。从教科书开始，一直到报刊、流行文学和电影，所有至少分享了一点城市文化的柬埔寨人，都意识到了西方生活的吸引力，特别是舒适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当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那些渴望它们的人中很少有人能在柬埔寨获得那些西方的外衣，并且国家在1970年前经济衰退，之后又在物质上恶化时，繁荣的西方成了一个所有人都希望前往的黄金天堂。然而，这是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目标，作为次优选择，他们回归到自己文化中的旧模式，将救赎寄托于对一个强大的西方国家的依附，最好是美国。

战争加剧了向城市移民和城乡矛盾的趋势；而战争本身，无论它可能是什么，也是一场城乡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城镇越来越多地为维护特权而战，而农村地区则遭受苦难。虽然没有足够的统计数据，但参与战争的任何派别都没有试图否认有五十万到一百万的战争死亡人数，这些数字与1975年至1979年间非正常死亡的更严肃的估计——数十万到超过一百万——相当。此外，1970-75年间，该国农村地区遭受的人员和物质损失远大于城市。⁷² 同样，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印象证据绰绰有余。对农村的轰炸和炮击，特别是在1972-73年，及其带来的人员伤亡，是众所周知的。除此之外，朗诺军队的普通士兵，与几乎完全是城市的军官队伍形成对比，是农村男孩，他们至少从1972年起，常常发现军队，即使腐败如斯，是获得有保障的口粮的唯一途径。真正的城市人口几乎没有遭受战争创伤或暴力死亡；他们中唯一直接暴露于战争的部分是军官，而军官的伤亡，像所有地方一样，远低于士兵。

柬埔寨社会现有的阶级差别在军队中得以维持和夸大，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军官们每天从前线回来，在金边的餐馆里饮酒作乐，如果付账的话，也是用通过幽灵部队的手段或克扣士兵津贴勒索来的钱。随着城市生产功能的萎缩，其大部分经济开始依赖于这种最终由美国援助资助的开支，而军队则变成了自己国家内部的一支雇佣军。这种阶级最糟糕的一个例证是1980年在考伊当难民中心的一位上校遗孀，她抱怨那里的生活条件，说在1975年之前的美好时光里，她丈夫的勤务兵每天两次给她带来几袋钱。她抱怨的对象，另一位难民，反驳说，正是因为有像她这样的人，他们才都难受地坐在难民营里。

在我从1960年起认识的所有城市居民中，到1975年，我只听说过一个熟人在战斗中阵亡，还有一个朋友的兄弟被杀的案例。一位在柬埔寨居住时间更长的法国朋友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只有两个熟人因战争而死。当然，我们早先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熟人可能加入了共产党或留在了农村并在那里被杀，但这只会证明我的观点。⁷³

城市，或者至少是其较贫穷的阶层，以及确实任何试图靠政府薪水诚实生活的人，至少到1972年确实开始遭受饥饿——首先是因为通货膨胀，然后是直接的食物短缺；但任何认为因此它在与农村地区相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就必须承认，共产党人，尽管有战争损失和破坏，却正在进行非常成功的农业生产组织。

尽管某些新闻报道生动地描述了对金边的炮击，特别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但那些事件，尽管对受害者来说很糟糕，却无法与对农村的炮击和空袭相比，其中一些早在1971年就已在金边河对岸清晰可见，成为城市居民下午散步或在阳台上小酌时的有趣烟火表演。

正是这些人——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娇生惯养、矫揉造作、好争辩、注重地位，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软弱、爱搞阴谋、沉迷于城市舒适生活并鄙视农民生活——在1975年4月17日面临共产党的迁徙命令。⁷⁴ 对他们来说，仅仅是离开一个有着外国导向和不切实际期望的城市生活，回到土地上，就已经是一种恐怖，而这种恐怖又因他们处于文盲农民发布的命令的接收端而加剧。总的来说，他们对他们同胞中“另一半”的问题几乎或根本不关心，并且会很乐意让所有的农村反叛者都被美国飞机炸掉。即使在战争期间看到了国家遭受的破坏，他们似乎也将其排除在思想之外，除非被问到，否则几乎从不提及，然后似乎对任何人在1975年他们到达那里之前对农村地区发生的事情感兴趣感到惊讶。

正是这些人，由于情况的性质，已成为大多数1975年后关于当代柬埔寨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且直到1980年末也是关于该国内部情况信息的主要来源。即使没有有意识的错误信息或夸大，他们对那五年的描绘也不可避免地会非常片面；而直接报道他们想说的话，将不可避免地给出一个歪曲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画面，对理解革命政权或将其恰当地置于更广泛的当代历史中几乎没有用处。如果他们再次从事他们旧的职业，或其他一些有用的任务，在后民主柬埔寨时期，他们故事中的偏见就已经足够严重了；但它又因难民营生活的挫折和紧张而加剧，并被许多调查者以不够敏锐的方式对待，这些是我们现在将要转向的主题。⁷⁵

第二章 史源与证据问题

1975年战争结束前夕，沙洛特绍（Saloth Sar）被描述为“已渗透回来”的“河内6000人”之一。这“6000人”是一群于1954年前往越南的柬埔寨共产党人，据信在“红色高棉”中占据主导地位。¹

民主柬埔寨（民柬）新政府成立，其领导人名单为外界所知后，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向“红色高棉内部亲河内派系的无疑的实力，该派系由……英萨利（Ieng Sary）领导”。一个月后，又有报道重申英萨利“倾向河内”，而乔森潘（Khieu Samphan）则“被视为亲华派”，沙洛特绍则被认为是人民派（Pracheachon）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人民派是一个由前高棉-越盟（Khmer-Vietminh）战士组成的柬埔寨左翼政党，他们也领导了1970-75年的战争。²

另一消息来源将英萨利定性为“河内的主要傀儡之一”，新任国防部长宋成（Son Sen）也是如此，而乔森潘则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在发言者看来，这意味着他对西哈努克多少抱有好感。

1976年初民柬政府改组后，我们又被告知，已然成为强人的英萨利是“斯大林主义者”，并且除了乔森潘外，所有“已知支持与中国建立紧密关系以抗衡历来被畏惧和憎恨的越南的人，都已从新的官员名单中消失”。

“所有关键职位现在都掌握在亲河内、亲莫斯科，或……身份不明的柬埔寨人手中。”³ 因此，外界曾预计河内在柬埔寨的角色将增强，而俄国人将紧随越南人之后，缓步进入柬埔寨。

上述这些评估并非出自东南亚观察家中任何狂人之手，而是发表在专门研究亚洲、最负盛名的的新闻杂志上。用它们来开启本章恰如其分，因为它们有力地说明了一种简单的偏见——即认为柬埔寨左翼异议人士必定以某种方式为越南效力——是如何完全歪曲我们现在所知的真实情况的。在民柬领导层中，英萨利尤其是沙洛特绍-波尔布特（Pol Pot）从未亲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反越；而那些但凡有任何程度亲越倾向的人，都在1975年至1979年间遭到了无情的清洗。

将柬埔寨左翼人士笼统地归为亲越派，是一种基于不完整和选择性证据的“标准整体观点”；它预示了我所称之为的难民对民主柬埔寨（民柬）和救国阵线（SF）/柬埔寨人民共和国（PRK）政权的“标准整体观点”（Standard Total View, STV）。自1975年以来，这种观点已渗透到大多数关于柬埔寨的著述中。

难民——近代史的来源

直到1979年，大批记者和其他外国人才被允许进入柬埔寨；及至1980-81年，学者才获准在该国从事研究。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关于1975年后柬埔寨生活的信息都来自难民。⁴

柬埔寨人甚至在1975年4月17日战争结束前就开始逃离自己的国家；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难民于次日越过泰国边境，主要集中在亚兰（Aranyaprathet）和拜林（Pailin）地区。在亚兰，为他们设立的第一个难民营位于一座名为Wat Koh的古庙后面；在当时，5000名难民就算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那时，他们可以自由离开营地，在镇上走动，拜访熟人，如果可能的话还能找工作。⁵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受过或多或少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在国外有联络人、朋友或亲戚；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都去了西方国家，主要是法国和美国。到1977年，在泰国的柬埔寨难民总数，包括从尖竹汶（Chanthaburi）或桐艾（Trat）以及越过北部边境进入素林（Surin）和武里南（Buriram）的人，已增至约2万人。他们不再被允许自由走动，其处境更像是囚犯。截至1979年1月，柬埔寨难民的总数可能不超过3万至4万人。⁶

随着1979年初民柬政权的覆灭及随之而来的迁徙自由，许多人开始向边境移动。与1975-79年间的难民一样，这股新的人潮主要包括前城市居民，他们拒绝农民生活，寻求一种类似1975年4月以前所熟知的生活方式。与1979年以前不同，这些新的“难民”并非逃离政治压迫，因为对他们而言，随着其所在地区民柬行政机构的瓦解，政治压迫已经结束。同样，至少在1979年上半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他们也不是为了逃离饥饿，因为旧政权留下的稻米库存，加上田里待收割的稻谷，意味着在好几个月里，国内大部分地区对于那些留在原地的人来说有足够的食物。⁷

引发这股新迁徙潮的主要原因，在不试图评估其相对重要性顺序的情况下，有以下几点：（1）与外界取得联系，目的要么是出国，要么是联系已在国外的亲友；（2）出于商业目的进行跨境贸易；（3）加入或组织被统称为“自由高棉”（Khmer Serei）的准军事或土匪团体。⁸ 最早试图出国甚至联系亲属的人，大多是来自过去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他们有过一些早期的国外经历，并且会说法语或英语。起初，当他们人数尚少时，跨境、联系外国使馆并前往其他国家相对容易，特别是如果他们还存有一些货币或黄金。他们随后会写信给在柬埔寨的家人和朋友，讲述他们离开得多么顺利，从而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尝试。⁹ 然而，随着人数的增加，泰国的边境管制也随之加强；这种立即离境的难度越来越大，直到几乎不可能。

更多的人是来做生意的。他们中大多数在1975年以前不是农民，他们认为小商品交易比务农地位更高，也更有利可图。他们带着自1975年以来藏匿的货币、珠宝、黄金或其他贵重物品来到边境，购买泰国产品带回国内出售以牟利，从而为下一次行程筹集资金。整个1979年，在从马德望（Battambang）和暹粒（Siemreap）通往边境的道路上，成千上万的这类人络绎不绝。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以边境贸易起家后，决定尝试移民，这可能需要在边境等待数月以寻觅合适的过境时机。另一些人则决定留在边境，在日益增长的贸易中充当中间人，或者他们加入了一个也靠贸易为生的“自由高棉”组织，并密谋收复柬埔寨。¹⁰

第三大批抵达边境的人是“政治分子”，他们同样大多是前城市居民或军人，曾是民柬政权的受害者，但他们同样反对其继任政权，理由是其社会主义性质和对越南的依赖。这些人希望恢复像西哈努克的“人民社会同盟”（Sangkum）或朗诺的“共和国”那样的制度，并且或多或少愿意为此而战——这与那些对柬埔寨已经放弃希望、一心只想出国的人形成对比。

他们来到边境组织抵抗，既因为在柬埔寨国内不可能这样做，也因为他们希望获得外部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和泰国的援助。这类援助的提供程度无法评估，事实上，对于研究1979-81年的柬埔寨而言也无关紧要，¹¹ 因为情况很快就明朗了：大多数“自由高棉”成员对战斗的热情不高，无论如何也无法在领导人或组织问题上达成一致，并最终在控制跨境贸易和难民贩运中找到了自己的“天职”——在这些活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堕落为土匪和敲诈勒索者。¹²

这些人所前往的边境地点，是早在1979年甚至1975年之前就为走私者、土匪和各种“政治分子”所熟知的秘密过境点。最初的“自由高棉”在1950年代和60年代就曾沿这条边境活动；在他们之前，“伊萨拉”（Issaraks）运动在1940年代也使用过同样的山林空地和边境小道，当时和现在一样，都希望获得泰国的援助以对抗当时在金边的法国政府。¹³ 1975年后，泰国商人和柬埔寨新政权的代表之间仍有活跃的跨境贸易，有一次还在非常靠近现今边境聚居点的地方导致了一起血腥事件；¹⁴ 据报道，1979年的一位“自由高棉”领导人在整个民柬时期都以马莱山（Phnom Malai）为基地走私柚木；¹⁵ 而1979年首批前来的人知道，或者能轻易打听到，最适合他们目的的边境点。

其中三个边境点逐渐变成了大型难民营，并在整个1980年依然存在。这三个营地都正对着泰国村庄，对于外人来说，这些村庄的名字就成了难民聚集区的名称。第一个，就其在1979年初期的重要性而言，是正对着暖马蒙村（Non Mak Mun）的营地。向北五英里是“新营”，正对着农沙美村（Nong Samet）；向南三英里，靠近同名村庄的是农占营（Nong Chan）。

到1979年6月，在亚兰以北的边境沿线，三个营地内外聚集了超过4万人，其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越境进入泰国，并继续前往其他国家。与早先成功实现此类计划的几百人不同，新来的大批人不可能被国外接受。此外，泰国方面不认为1979年1月7日（救国阵线-越南军队占领金边的日期）之后过来的人是真正的难民。他们是柬埔寨一侧的“流离失所者”，和泰国一侧的“非法移民”。然而人们还是不断涌来，泰国方面声称担心他们可能要为这些人的生计所困，并因其政治活动而感到尴尬或受到威胁。当时国际社会对这些难民的关注不多，对柬埔寨的人道主义关切仍集中在该国内部的事件以及据称那里人民的悲惨境况上。因此，泰国决定采取激烈措施，以引起国际社会对局势的关注，并阻止聚集在边境的人们试图成为泰国的难民。

在六月的第三周，约42000人被装上泰国一侧的公共汽车，经过漫长的旅程，沿两国边界向北行驶，到达柏威夏（Preah Vihear）地区西萨格特（Srisaket）以南的一点，被迫沿着狭窄的山路，有时甚至穿过雷区，返回柬埔寨。可能有数千人死亡。一些幸存者确实因此灰心丧气，决定与新政府和解。但许多其他人，也许是大多数，又辗转回到了边境，并在1980-81年间再次出现在各个难民营中。

泰国的这一举动有效地引起了对该问题的关注。国际上掀起了一波抗议浪潮，并对泰国施加了一些压力，要求其采取更人道的政策。他们的行动，如果当初是计划作为一项措施来摆脱边境的伪难民问题，最终却证明是适得其反的。它引起了人们对聚集在亚兰以北边境的高棉人的关注，并最终促成了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将吸引更多的人，使他们半永久性地越过边境。可以说，如果泰国当初不干涉那些人，容忍支撑他们中大多数人生计的贸易活动，并且只对少数可能试图强行进入泰国的人采取严厉行动，那么其宣称的阻止难民外流的目标或许更容易实现。

当时有人提出，尖竹汶府和桐艾府的另外3万名高棉人可能会受到同样待遇，但他们是民柬部队，而两组人受到的不同待遇或许是泰国政策某些未言明目标的线索。一位泰国官员被引述说，尽管世界指责泰国缺乏人道主义精神，“但当我们帮助他们时，他们又说我们不中立”，曼谷被指责帮助波尔布特，“仅仅因为难民被允许进入”。这种不诚实的解释忽略了两组人之间的差异。被遣返的都是反民柬人士，这一点众所周知；而那些其庇护可能有助于民柬的人则得到了特殊待遇。

强制42000人返回柬埔寨的事件，恰逢关于柬埔寨国内状况以及援助所有柬埔寨人（无论是在边境还是内地）必要性的讨论日益增多。关于全国性饥荒和流行病的报道越来越多。美国国务院的分析家们原先并不认为柬埔寨处于危机之中，但在“美国慈善机构及其驻曼谷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改变了看法，尽管他们对“[大使馆]的数据有严重的保留意见”。鉴于后来的信息表明危机被夸大了，美国态度转变的起因就很有趣了。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增加援助的绊脚石之一是援助物资应直接运抵金边还是通过泰国边境输送。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援助双方的问题。总的来说，美国和泰国倾向于跨境行动，不作公开的政治歧视；瑞典人也力主通过北部边境向据信被困在柬埔寨北部的42000人提供援助。²⁰ 金边方面坚持所有援助都应通过其手，不得提供给边境附近的民柬残余势力。最终，援助既送到了金边（通过飞机或磅逊港），也跨越了亚兰南北的边境，泰国在那里继续像过去一样供应民柬残余势力，²¹ 国际和志愿组织则既向民柬团体也向反共的“自由高棉”营地提供帮助，食物随后从这些营地运往西北各省的内陆地区。

当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柬埔寨国内状况和亚兰以北的反共难民身上时，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群正缓缓向边境行进，他们从1979年9月开始出现，成为一个新的难民组织体系的催化剂。

1979年初，当救国阵线/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民柬政权败局已定时，大多数民柬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连同他们能聚集起来的尽可能多的普通民众，逐渐从城镇和稻米平原撤退到柬埔寨西部和西北部的森林和山区。在那里，他们中的一些人长达七个月之久，在不适宜居住、疟疾肆虐的地区，带着日益减少的食物供应，没有药品，并被波尔布特岁月遗留下的派系纷争和清洗所造成的内部紧张关系所困扰，缓缓地躲避着进攻的越南人，向泰国边境移动。²²

当他们涌现在泰国边境时——不是在上面讨论的那些地点，而是在亚兰以南——他们正处于1979年9月和10月被媒体向全世界展示的那种悲惨境地，成批地死于疾病和饥饿。其他一些民柬难民群体也越境进入了东南部的尖竹汶府和桐艾府，那里早在7月就已在Ban Laem形成了一个大的边境聚集点，但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从亚兰以南约...公里处出来的群体。他们境况所引起的同情使人们忘记或忽略了其领导人的政治过往，各方的紧急援助纷至沓来。²³

九月中旬，由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西提·沙卫西拉（Siddhi Savetsila）空军元帅率领的泰国官员视察了新一轮难民潮发生的边境地区，并宣布有6万人正在那里集结，并为躲避越南方面的压力而不断靠近。十月初，他们越过了边境。在这种压力下，泰国政策逐渐改变。他们承认必须提供援助，但无法独力承担。于是向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请求帮助，条件是通过泰国提供的援助必须是非政治性的，并且必须提供给柬埔寨冲突的各方。

到十月底，江萨总理（Kriangsak）宣布了一项开放门户政策，“允许所有希望来泰国的柬埔寨难民入境”。这并非意在改变策略；“必须有一些人活着，才能在柬埔寨反对越南人……这只会花更长的时间”，这显然是指比早先那种一到边境就强迫所有人返回国内的策略要花更长的时间。这一声明至少表明，任何曾认为泰国早期对难民的政策除了关切泰国安全外还有隐秘目标的观察家，并非完全错误。这个隐秘目标现在已然清晰，即利用难民局势来影响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发展。

大约3万名新抵达的民柬难民被安置在沙缴镇（Sakeo）附近的一个营地，距离边境约...公里，另有一大群人则在马莱山（Phnom Malai）的防御基地及其周围安顿下来，这是一个古老的“自由高棉”藏身处，位于柬埔寨境内，亚兰以南约...公里处。这些民柬残余势力的第三个群体在农沙美以北的柬埔寨境内Phnom Chhat建立了一个基地，而在东南部，Kamphut和Mairud的营地则欢迎那些从该地区越境而来的人。

媒体对这些民柬难民的关注产生了几个重要影响：（1）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被引向柬埔寨难民，救援工作得到加强；（2）泰国政府改变政策，同意开放边境并建立“收容中心”来照顾难民，直到他们能够返回家园或前往“第三国”；（3）在国外和泰国国内都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所有柬埔寨难民都处于同样的悲惨境地，他们是在逃离国内的饥荒；（4）这种所谓的行政失败的证据，被用作反对救国阵线政权和越南支持该政权努力的宣传弹药。

仔细阅读像《远东经济评论》（FEER）这样的期刊，确实可以得到一些关于不同情况的暗示，该刊准确报道了亚兰以北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农沙美营地，估计有8万人口，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柬埔寨人聚居地，“大多数人健康状况相对良好”——事实上，有人试图隐藏营地中的食物数量——并且观察到了一场活跃的跨境贸易进入柬埔寨。

然而，记者们相信情况正在改变。新来的难民报告说旅行限制更严了，其中三人讲述了越南人向民众开枪以阻止他们到达边境的故事。因此，关于柬埔寨国内饥荒加剧的报道和越南人暴行的新传闻，使外部观察家相信难民潮将在所有地点增加，并且他们的身体状况将越来越差。尽管如此，本应被认识到其重要性的是——鉴于稍后在11月至12月发生的事情，其重要性更增——即使在10月江萨总理敞开大门时，农沙美的8万人或其他在暖马蒙和农占的数千人也没有大规模行动起来利用这一机会。

随着大门敞开，预计将有大规模的难民涌入，必须准备好接收他们的地方。当时已经有一个计划，在桐艾府的Mairud建立一个可容纳20万至30万人的巨型收容中心，并在其他地方设立四到五个较小的中心。然后，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决定在考伊当（Khao I Dang, KID）建造大型中心，而将Mairud作为较小的营地之一。²⁹ 后者位于第一批大规模民柬难民涌入的地区，原计划的巨型营地本可作为他们的救济和康复中心；但到了9月或10月，情况已经明朗，民柬的主要行动将集中在更北边的亚兰附近。³⁰

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人们相信，柬埔寨国内的饥荒和越南方面的骚扰正将大量新难民从西北部推出来。《远东经济评论》在1979年11月16日写道，已有18万人越过亚兰以北的边境，并援引外交消息来源称，另有13万至15万人已在不远处。它补充说，在未来两个月内，泰国可能接收多达75万人。到11月30日，估计有60万人在边境，这意味着柬埔寨估计400万人口的...%要么在泰国，要么准备进入。到12月7日，随着“高棉人的困境日益严峻”，“高棉民族的生存[可能]取决于向泰国的逃亡”；并且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将有一百万高棉人，即高达估计人口的四分之一，处于泰国的控制之下。³¹ 在这种情况下，6月份不愿考虑接纳4万人的泰国，现在同意接纳数十万人；一些更精明的观察家没有忽略，通过有效控制如此庞大的一部分柬埔寨总人口，曼谷可能因此获得政治优势。

由于新的发展和预测，泰国最高司令部选择了考伊当作为新的主要收容中心的地点，并批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着手建立，预计将有约30万悲惨的高棉人涌入定居；1979年11月21日，第一支UNHCR官员小队在荒凉的土地上等待着派去接人的公共汽车和卡车。³²

令他们惊讶的是，在考伊当开放后的第一周，只有28000人抓住机会进入，而且他们的状况相当不错。许多人带着现金或黄金，希望在新营地做生意。在第二和第三周，分别有16500人和29800人抵达，之后的三周，每周人数降至4000以下。在第七周，即1980年1月的第一周，由于边境营地“自由高棉”派系间的战斗，总数再次跃升至略高于21000人；但紧接着在第八周降至2800人，第九周降至2000人以下，之后每周不到1000人。派去运送难民的车辆常常有一半空车返回。1980年1月24日，当总人口约为111000人，仅为预期人数的三分之一多一点时，泰国当局下令考伊当停止接纳新难民。³³

看来，联合国难民署可能被误导了。准备成为难民的人数仅为估计数的一小部分，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处境几乎不足以构成需要难民待遇的理由。的确，许多前来的人是需要劝说的，或者他们来考伊当，就像登山者一样，“因为它就在那里”。否则，他们会继续在边境和内地之间进行贸易，随着国内条件的改善，逐渐返回。³⁴

尽管考伊当于1980年1月关闭，但这并非故事的结局。一旦被创建，这个人们可以无限期地在安全环境中依靠福利生活的地方，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块磁石，吸引更多的人离开柬埔寨。磁石效应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可以贿赂泰国警卫，让他们在夜间放新人进来；因此，人口从1980年1月的11.1万人上升到7月的13.6万人。增加的人口几乎完全是前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他们的目标是在另一个国家重新定居。他们也常常是柬埔寨国内需要的技术人才，新政权曾向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如果不存在像考伊当这样的地方，他们是不会试图离开的。这块磁石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吸引力。通过那些将秘密新来者带出来的地下渠道，消息可以轻易地传回柬埔寨，告诉亲友在考伊当的好处。“美国之音”不断报道柬埔寨人在边境找到自由的消息。有些人甚至秘密离开考伊当，一路回到金边，带领那些过于胆怯或缺乏资金独自成行的亲属出来。所有这些往来都得益于柬埔寨新当局所允许的近乎绝对的行动自由。³⁵

这些难民营及其居民，是后面章节中大部分信息的来源，也是关于民柬时期柬埔寨的大多数其他已发表信息的来源。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对民柬和救国阵线/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持有偏见，因此任何倾向于以正面角度展示其中任何一方的信息，都与这些信息提供者的先入之见和意图相悖。如果他们的证词中有蓄意的歪曲，那几乎总是负面的。

对于构成考伊当和农沙美营地大多数人口的资产阶级难民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他们在民柬时期是最不受待见的群体，理所当然地对那个政权感到厌恶。他们对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反对源于对社会主义和越南的双重偏见；他们关于新柬埔寨政府的信息也受到以下情况的影响：作为难民离开国家并拒绝了1979-80年提供给他们的工作后，他们已无法回头，唯一的未来在于到国外重新定居。³⁶

至于沙缴营的居民，主要是民柬干部、军人或基地农民，他们中在1980年中期留下的大多数人已对该政权感到幻灭，对其也少有好评，尽管他们的经历与考伊当难民的生活截然不同。曾在沙缴的真正铁杆民柬支持者在我见到他们之前，已于1980年6月返回柬埔寨，但斯蒂芬·海德（Stephen Heder）收集的一些访谈已被纳入本文。³⁷ 沙缴的两类人都对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抱有反感，其原因至少有一点与考伊当难民相同，即对越南人的厌恶。

因此，本研究使用的材料存在固有的偏见，但这些偏见与影响大多数其他关于当代柬埔寨研究的偏见相同，因此此处可能出现的差异将归因于我使用材料的方式，而非材料本身。

标准整体观点 (STV)

根据“标准整体观点”（STV），民柬试图灭绝所有在西哈努克和朗诺时期曾在军队服役或担任文职行政职务的人、其他城市精英，以及所有其他“知识分子”，即所有受过初等以上教育的人，特别是医生、教师、技术人员；而这些群体中的幸存者，只是因为在1975年4月17日至1979年初，或他们设法逃离柬埔寨的任何更早日期之间，成功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除了直接消灭这类阶级敌人外，STV还认为，该政权蓄意废除学校教育、医疗保健和宗教；试图摧毁家庭，特别是通过将儿童与父母拆散；并通过故意剥夺民众足够饮食的手段，导致大量逃脱了灭绝罗网的人死亡。少数民族，特别是穆斯林占族，据称是特别的灭绝目标；还有说法称，有魅力的女性仅仅因为其外貌特质就身处险境。一些难民持有的极端STV声称，灭绝和饥饿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大多数柬埔寨人，以便让中国人来此定居。早些时候，如前述《远东经济评论》文章所示，这种出卖据称也包括对越南的出卖，但至少到1977年，民柬已果断地戳穿了这一谣言。根据STV，归咎于民柬新政府的这些政策是乖张的，在经济或政治必要性上都缺乏理性基础；而作为主要受害者的前城市居民，在1975年已厌倦战争，欢迎革命胜利，并本会愿意合作以恢复和重建国家。

基本的STV还认为，上述政策在时间或地点上都是一成不变的；这一情景在1975年4月至1979年1月期间，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真实的。对此类反常政策的解释是“共产主义”，或者更复杂的说法是“毛主义”，特别是其“文化大革命”。³⁸

最早传播此类观点的汇编是潘绍（Ponchaud）和巴伦/保罗（Barron/Paul）的著作；在他们出版后的两年里，新闻报道重复着“所有知识分子”或“所有医生”或“所有前军人”都已被杀害，或者第一年就有100万高棉人死亡，或者柬埔寨妇女已变得不孕，出生率不足以补充人口。

关于柬埔寨人民共和国（PRK）政权，也存在一个STV。它承认越南的干预结束了民柬时期的公然暴行，从而挽救了许多本会被处决或劳累致死的人的生命，但它认为，新金边当局可能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与其前任一样危险，其最极端的说法断言，自1979年1月以来生活条件绝对下降，高棉人现在面临着作为一个民族消失的危险。³⁹

1979-81年的STV虽然承认没有发生大规模处决，但仍断言越南人希望消灭幸存的高棉知识分子，即使他们尚未开始杀害他们，也很快会动手。据称，高棉知识分子和行政人员被派往越南学习和培训，从此再未返回；其他人则干脆失踪，或因未公开的原因被捕入狱。越南人还被指控通过运走1979年初尚存的稻米、挪用稻种、阻止人们收割、阻碍外国援助的分发，以及试图屠杀那些前来泰国边境接受此类援助的人来摧毁柬埔寨。⁴⁰

在行政管理方面，据称越南人占据了所有权威职位，高棉人只充当仆从。越南语学习被“强行”纳入学校课程，省级学校行政管理与一个越南的“姐妹省”挂钩，而非国家教育部，以至于，据传，就连新教师的选拔、课程设置和教科书都由遥远的越南当局控制。⁴¹

据这些消息来源称，越南此类政策的目标是使柬埔-寨成为越南的一个普通省份，高棉人则沦为二等居民，因为摧毁和吞并柬埔寨一直是越南在印度支那政策的主要目标。

这第二个STV在西方媒体中也找到了支持者，其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潘绍和安东尼·保罗（Anthony Paul）。在某种程度上，这代表了潘绍的一贯性，因为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他试图在民柬的行动背后寻找一个越南魔鬼，而这后来被证明是虚幻的。⁴²

STV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传统智慧，并可能被强加于不支持它的证据之上。

1980年夏天，美联社驻曼谷记者丹尼斯·格雷（Denis Gray）写道，一个年轻的柬埔寨女孩画了一幅田野和农民的和平景象，他断言，这是她从未见过的东西。格雷指的是一个柬埔寨难民儿童在考伊当难民营画的画。这类难民儿童的两大批画作被收集起来，两者都被视为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共产主义民柬政权的全然恐怖，以及他们所目睹的一切可能对儿童心灵造成的伤害。

第一批画作的收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0年4月在两个难民营——考伊当和沙缴——以竞赛形式组织的。超过五百名儿童响应。在考伊当，所有儿童都被邀请参赛。这产生了400幅画。然后他们的老师选出了最好的200幅，并让这些小画家再画一幅。从这第二批画中，约有70幅被选中，艺术家们被告知要创作新的画作送交比赛评委。两营的老师共挑选了106幅画作供评判，最终有29幅画获奖，其中26幅最终在一本名为《柬埔寨纪事》（Kampuchean Chronicles）的小册子中出版。⁴³

比赛的组织者没有设定任何主题，也没有发布任何指导方针，小册子的编者们觉得这些画“并不带有特定的信息”。尽管如此，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将这些画理解为恐怖肖像的集合，以及对民柬时期的全面谴责。⁴⁴ 同样，考伊当学校的校长，一位难民教师，在颁奖典礼上宣称，大约...%的画作描绘了共产主义的恐怖，这证明了民柬政权的邪恶及其对儿童心理的有害影响。

据我所能确定的，从未有人有兴趣去精确地审视这些画作真正展示了什么。我到达考伊当时已经太晚，连最后选出的70幅画都看不到了，更不用说更早的几批了，但一位曾看过的外国救援机构工作人员估计，早期几批画作中，描绘暴力行为的不超过...%。然而，5月份在学校能看到的是许多由学校美术老师绘制的大幅、技术精湛的描绘大规模处决和其他恐怖场景的画作，这些场景他们承认并非全都亲眼目睹，而是由不同人报告的事件复合而成，或是根据他们注意到的情况推断出来的。无论孩子们真正看到和经历了什么，学校教职工至少在暗中鼓励他们画共产主义暴力的场景。对教职工来说，无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意图如何，儿童绘画比赛都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来戏剧化地展示他们自己对1975-79年间的看法。

然而，如果没有外国媒体的合作，这场宣传努力可能会失败，因为这些画作作为一个整体确实“不带有特定的信息”。在《柬埔寨纪事》的26幅画中，只有5幅展示了共产主义暴力的场景。另一幅是暴力的幻想画，其中角色的身份不明；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说他“很乐意回去[柬埔寨]，因为我能见到我的父母”。另外两个孩子，其中一个画了一幅采集棕榈汁并由此制糖的繁荣景象，另一个的画未被出版，报告了家庭成员的死亡，要么是暴力，要么是饥饿。还有几幅非暴力的场景，描绘了非常瘦弱和疲惫的人们。另一方面，有五幅画是完全正常、健康的农民生活，两幅是考伊当难民营，两幅是意义不明的幻想画。另外四幅画描绘了一队人，通常非常瘦弱，徒步穿行在森林中，值得问问孩子们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无论如何，它们描绘的不是1975年4月从城镇撤离的景象，也不是同年晚些时候的“第二次撤离”。⁴⁵

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是从边境到考伊当的一夜跋涉，要么是那些在1979年越南入侵后跟随或被民柬部队驱赶进森林的人们长达数月的迁徙。其中一幅画显然是后者，因为画这幅画的男孩说，他的家人、朋友和邻居一起离开了村庄，“我们在森林里走了七个月”，期间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去世了。至于1979年以前在家乡的生活，他报告说他最快乐的记忆是“在海里捕鱼”，因为“在营地里我们不常吃鱼……[而且]就算吃，也是罐头里的”，他觉得这很可笑。另一幅类似场景的画家提到，他有三年没上学，但“起初我很高兴……我整天玩耍和游泳”。而小册子封底的场景，由于涉及的人数众多，几乎可以肯定代表了1979年民柬从越南人手中逃亡的情景。⁴⁶

孩子们其他有趣的评论有：“我在这里吃不饱……但在柬埔寨我也吃不饱。但在那里我们全家一起吃饭——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和哥哥……[而]现在我得一个人或者和其他孩子一起吃”，其原因未作解释。或者其中一个画了正常田野景象的男孩的评论：“离开村子时我既高兴又难过……高兴是因为我能摆脱非常艰苦的生活，……难过是因为我不得不离开我出生的房子。”最后那个男孩报告说，“我们离开村子后到达了暹粒和吴哥窟的寺庙，[在那里]我们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并且]清理了[长满]青苔的寺庙。”⁴⁷

因此，这批画作并不带有“特定的信息”。如同大多数来自柬埔-寨的证据一样，它包含多种信息，但在向外界呈现时，只有其中一种被注意到。

第二批儿童画作源于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杰克·雷诺兹（Jack Reynolds）的要求而组织的一个自由绘画班，他想制作一部关于考伊当儿童的电视电影。画作完成后，雷诺兹收集了略多于100幅画带走，以便在准备他的节目时作进一步研究。他在节目中重申，民柬被儿童的证词所谴责，而画作中的和平景象必定代表了对1975年前时期的记忆。⁴⁸

然而，仔细统计我能检查到的102幅画作，发现只有22幅展示了暴力场景。其中一幅，实际上是艺术上更具想象力的一幅，描绘了一个难民在考伊当被卡车撞死的场景；其中两幅似乎来自“自由高棉”的边境营地；还有一幅在左下角展示了两组士兵在茂盛的田野、挂满果实的椰子树和一栋看起来很愉快的农舍的背景下交战。当我问那位年轻的艺术家这幅画代表什么时，她指出是民柬士兵在保卫农场抵抗入侵的越南人——这足以说明，并非所有繁荣的农民生活景象都是战前的记忆，也并非所有关于暴力的记忆都是民柬的暴行。

这样一来，102幅画中还剩下18幅，它们确实展示了民柬的严酷，包括对民众的谋杀和酷刑；即使是这组画中，也包括了两幅对于真正的农民来说本是正常田间劳作的场景，但画面中武装警卫的明确出现传达了对“新人”进行强迫劳动的意味。

在剩下的八十幅画中，三十八幅是难民营的图片或完全不切实际但非暴力的幻想画；五幅展示了人们从一个“自由高棉”营地（如农沙美）穿过森林前往考伊当的场景。⁴⁹ 最后一组三十七幅画，数量是共产主义压迫场景的两倍，是和平的农民生活或茂盛田野的图片，正是格雷想象中他们从未见过、而雷诺兹认为是民柬前记忆的那种场景。

现在，如果不逐一询问每个孩子——这并没有做——就不可能确切知道任何一幅画的全部意图；或者绝对肯定地说，这些画中没有一幅代表战前场景。但是，既然在所有可识别的画作中，很明显最近的记忆占了上风——例如，没有孩子画1975年从城镇撤离的场景，却有大量孩子画了营地生活的场景；而且很多人，即使在画柬埔寨境内的农耕场景时，也会把考伊当山放在背景中——那么很可能那些和平的乡村景象也代表了他们在1975年至1979年间所过的生活。在一些和平的画作中，甚至还有一些近期年代的线索，比如田野里水泥衬砌的灌溉渠，以及一幅插秧场景中人们戴着典型的“格罗麻”（krama），即民柬采用作为一种制服标志的红白格围巾-纱笼-头巾。

即便如此，这也不是故事的全部。我前面提到了一个可能性，即第一次绘画比赛的学生可能被事先“提示”过，换句话说，他们的证据被后来的影响所污染；在为杰克·雷诺兹所作的画中，似乎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102名学生中，有三名——不幸的是只有三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获奖者。其中一人在早先的场合呈现了一幅色彩绚丽的佛像，位于乡间的一棵树下，这可能是一件纯粹的艺术想象作品，因为那种类型的佛像几乎不会在类似情境中出现。然而，为雷诺兹作画时，这个男孩画了一个标准的共产主义谋杀场景。当我问他时，他说这确实是他亲眼目睹的，但受害者是个陌生人，是“1978年被从东部带来并杀害的”人之一，这本身就很有意思。然而，他第一幅画的证据表明，如果让他凭自己的艺术兴趣，他并不倾向于回忆和再现暴力，而这些孩子中有些要么是领会了外国人想看什么，要么是难民生活的政治要求可能正在让他们回想起已经忘记的暴力，或者向他们灌输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暴力场景。

这方面的具体证据并不缺乏。在1980年5月至9月间，考伊当的成年艺术家们不断创作出暴行场景，卖给国际援助人员或访客，这些场景在细节上越来越怪诞，因此越来越是想象重构的结果，而不是他们所经历的——这与曼诺尼（Mannoni）在他对另一场革命暴力情境的心理学研究中所报告的情况完全相同。这种成人的“艺术”创作不能不影响儿童所复制的一切；这种影响可能解释了儿童暴力场景中某些细节的标准化，包括一些很少甚至从未被观察到的细节。因此，武装干部被描绘成监督或虐待“新人”工作；但难民证词一致认为，领导工作组的干部或基地人民很少携带武器，而且常常是与“新人”并肩劳作的真正农民。另一个虚假的主题是僧侣被集体还俗的画面，伴随着拳打脚踢，这种事如果发生过，也是极为罕见的。

任何对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须从描述和评估史源开始；前述对难民儿童画作的讨论，旨在说明外来者的先入之见可能如何被强加于证据之上，或者同样严重的是，史源可能如何被诱导，或受其环境影响，从而提供与他们本可能自发提供的信息不同的信息。

柬埔寨难民信息中存在这第二个困难是众所周知的。查尔斯·特怀宁（Charles Twining），一位专门研究柬埔寨的美国外交官，曾表示，“你必须在难民一出来就和他谈，因为故事可能会变得夸大”；⁵⁴ 另一位外交专家告诉我，他个人评估难民信息时，会剔除一切非第一手的信息，即信息提供者未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的事情。

对报道者或研究者的偏见则较少受到关注；这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尽管对1975年后柬埔寨的调查通常并非出于纯粹的学术客观性，但柬埔寨问题本身的性质使得一定程度的主观价值判断似乎不可避免。至少，每位观察者对于为实现社会变革和应对政治社会危机而采取的措施是否可接受，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对最客观事实的解读。因此，任何人都不应想象，任何关于当代柬埔寨的作者仅仅是在探寻客观的历史真相，就像写十二世纪吴哥王朝历史那样。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大致合格的现代柬埔寨史问世。我们所有人对1975年以前的局势，以及朗诺政权被击败后应该发生什么，都有某些先入之见——有时是经过充分研究和深思熟虑的；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发现信息来证明那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错误的——先入之见。因为，据我所知，所有在1970年至1975年间认真思考过柬埔寨问题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未能预见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唯一的例外或许是那些坚信胜利者是“共产主义者”，注定会做出可怕事情的人——这一预测，即使在其被证明正确的程度上，也是出于错误的原因，因此在严肃研究这些现象时毫无价值。⁵⁵

作者或读者也不应接受一种简单的、不加限定的声称，即对人民福祉的关心足以证明任何解释的合理性，因为鉴于柬埔寨人之间最晚自1970年以来就已显现的清晰而深刻的分裂，任何此类立场都隐含着关于谁是真正的人民以及他们中哪些人最值得同情的假设。

例如，在一个假设的情况下，某个人口被分裂成两个数量相等的对立半部，彼此怀有杀戮意图，那么一个只关心民众福祉的局外人，将没有任何客观或道德上的理由去偏袒任何一方，或去评判谁是谁非。

柬埔-寨的局势非常接近这种假设情况——可能比我们可能看到的任何其他真实案例都更接近。如果说1975年4月有250万至350万永久和临时城市居民作为“新人”被转移到农村，这个数字接近总人口的一半，他们被另一半人视为潜在或实际的敌人。这种二元对立，无论确切的数字关系如何，在1970-75年的战争期间一直很明显。无论这场冲突还有什么其他性质，它首先也是一场城乡之间的战争，其中城市的战斗越来越只是为了维护其特权，而农村地区则遭受苦难。

因此，这里的论点是，1975年的柬埔寨分裂为两个在数量上相当的阵营，其中一个阵营在五年中遭受了比另一个阵营无法估量的更多苦难，但在获胜后，将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统治另一方，对其造成同等或更大的伤害，这部分是由于客观环境，部分是出于报复。

对于现在试图研究柬埔寨的外国观察家或学者来说，这两个派别都不应被先验地赋予道德优越性，对其中一方的偏好不能以任何同情“人民”的理由来证明其合理性——除非，像西方通常没有做的那样，人们站在农村阵营一边，理由是1975年他们人口更多，而且他们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已经遭受了更多苦难。然而，这并非我在此打算强调的论点。

任何从当下的视角出发，并假设所呈现的信息是事实的记述，若将罪责归于一个阵营而同情另一个阵营，其依据必定不是对他们行为的任何客观评估，而是观察者关于社会应如何组织或特定观点固有道德性的先入之见。此外，我将更详细地论证，任何在1975年至1979年间写就的记述也是如此，因为各种信息来源是如此矛盾和不确定。即使成百上千无疑遭受苦难且几乎全部来自城市部门的难民的出现，也不能证明谴责另一方作为一个体系是正当的，特别是在1975-76年间，当时也有令人印象深刻但通常被忽视的证人，他们根本没有恐怖故事可讲。同样，至少到1975年底，革命的真正信徒也无法提供一幅令人信服的画面，证明柬埔寨政权本质上是人道和仁慈的；他们的论点，与那些谴责柬埔寨城市居民苦难的论点一样，既依赖于意识形态，也依赖于事实。

意识形态偏见，以及为迎合该偏见而筛选信息——暂且假设信息是真实的——在两部流传最广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巴伦（Barron）和保罗（Paul）的《一个温和国度的谋杀》（Murder of a Gentle Land）以及潘绍（Ponchaud）的《柬埔寨零年》（Cambodia Year Zero）。

偏见和选择性在巴伦和保罗（B/P）的著作中最为明显；而他们的作品本身，如果以其提供的统计信息来判断，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场宣传活动而构思的。

在他们对柬埔-寨共产党领导层素质的评估中，他们评论道，“所有人成年后大约有一半时间在国外或在丛林中度过，与他们国家的日常现实隔绝”，这意味着对巴伦和保罗而言，柬埔寨唯一的现实是城市的，而非农民社区（以及丛林）的，比如茶胶（Takeo）、贡布（Kampot）、磅湛（Kompong Cham），共产党领导层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就是在这些地方度过的。至于巴伦和保罗的城市现实，他们自己对金边和乡村的充满异国情调、虚无缥缈的描述，也部分来自那些“成年后一半时间在国外度过”的人的回忆，其中一些人自1960年代初以来就很少见到这个国家了。这种异国情调的天堂是外国人在1960年代初倾向于看到的，但只有最迟钝的人才会没有意识到1965年后浮出水面的更严酷的现实。

但巴伦和保罗无疑更愿意依赖他们信息提供者的安逸记忆，并煞费苦心地强调他们的精英地位：Ung Soc Choe，“一个富裕家庭的儿子”，“银行家Siv Hou”，“城市自来水厂主管Pin-Sam Phon”，“一个富裕的药剂师Kyheng Savang”，“一个富裕的建筑师Ly Bun Heng”。即使他们的信息提供者没有被明确说明是富有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也来自精英群体（学生、一位诺罗敦王室成员、一名情报官员）；尽管巴伦和保罗声称“来自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人总是构成难民的大多数”，这实际上从未是事实，但我们很少看到巴伦和保罗对他们或他们的证据表现出任何兴趣。

他们的信息提供者告诉巴伦和保罗的故事的真实性并非最严重的问题，尽管其中很可能有些夸大，甚至不实。毫无疑问，这类事情确实发生过。关于他们著作的更重要问题是，这些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既代表了整个人口的经历类型，也代表了1975年柬埔寨的状况。他们极其不具代表性的特性只能是作者们蓄意选择的结果，因为即使下层人士占少数，也总能找到一些。

巴伦和保罗本可以更仔细地审查他们的信息提供者未直接经历过的事情的报告，因为其中一些是谣言，现已被证伪，而非事实。因此，我们现在知道，共产党人并没有洗劫和摧毁所有图书馆、所有印刷品、皇宫，将文件扔到街上或“成千上万……或许数十万本书……扔进湄公河”；而他们的一个信息提供者Ly Bun Heng所走的路线表明，他不可能看到在那些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从我们对民柬道德观念的了解来看，强迫城市女孩与共产党士兵结婚的说法肯定是假的，是未经核实的谣言的结果，而Ly Bun Heng凭借他与村长的良好关系，似乎本可以核实这一点，并且这个谣言显然没有传到Ly必须说服与他一同逃亡的那个人家的“三个合意的女儿”那里。第三个我们现在知道是虚假的故事，并且在传播给巴伦和保罗的链条中某个环节涉及了公然的谎言，是关于1975年10月下令的新一轮处决，并被“几个国家的无线电监听员”截获。当时实际发布的命令，并且想必监听员确实截获了的，实际上是停止地方层面的主动处决。巴伦和保罗对此的古怪脚注是：“此信息是从三个不同的外国情报机构秘密获得的”（而中央情报局却错过了？）。⁶⁴

巴伦和保罗带有偏见报道的最后一个例子，涉及1975年4月从金边向南的撤离，以及从南部向西北的“第二次撤离”。第一个故事是通过一个易受影响、被宠坏的14岁富家女孩的经历来呈现的，她显然除了“一座华丽的白色别墅”、“一个有教养的家”和“在法国笛卡尔中学接受教育”之外，从未经历过任何其他生活，即使在1974-75年，当时金边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生活在苦难和接近饥饿的状态。总的来说，背景不那么受庇护的人，即使是真正的金边市民，也不记得那次南迁是一段恐怖的时期。⁶⁵

当然，这种偏见只能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那里预料到，该杂志对既有精英面对民众骚动时所受的苦难抱有同情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潘绍（Ponchaud）则另当别论。他声称自己出身农民，并对柬埔寨的农民怀有长期的同情，⁶⁶ 他可能会辩称，他对民柬政权的批判是基于其对柬埔寨农民以及城市居民造成的不良后果。然而，他引用的证人，与巴伦和保罗的一样，绝大多数是城市居民，他们的证词抱怨的不是对农民生活和农业的损害，而是他们自己被复仇的农民所施加的苦难——其中只有一个能够注意到农民在战争中，特别是轰炸中，遭受了严重苦难。⁶⁷ 潘绍的偏见，即使是无意识的，也体现在以下情况中——与巴伦和保罗不同——他对1970年以来甚至更早在柬埔寨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但他选择写书的时机，不是在农民生活被来自城市的炸弹、炮弹和袭击撕裂的时候，⁶⁸ 而是在农民掌权并开始教育城市适应紧急状况下的农民生活要求，并且可能也开始复仇之后。

潘绍告诉我们，他“不信任那些说法语的人，以及那些来自富裕阶层的人”，并且他“主要对普通人感兴趣……他们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也无法分析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但他们目不识丁的记忆却能提供准确的细节”。然而，在他的书所依据的94名难民的书面记述中，潘绍按职业列出了63人，其中52人显然是城市居民，42人则明确属于精英阶层。他的信息来源的精英性质在他点名的20名提供了最重要证据的信息提供者中更为明显。其中4人是教师或学生，3人是医生或药剂师，4人是技术人员，2人是商人，1人是法院书记员，4人是军人，其余2人职业不详。⁶⁹

自然，他们证词的几乎全部内容都关乎城市疏散人员的命运，而非潘绍声称特别感兴趣的农民。这不完全是潘绍的错；它源于史料的性质，但他本应注意到这一点并提醒他的读者。

对于一个声称“我受过训且以训诂学家为业……习惯于运用史源批判的方法来处理一系列被报道的事件，以便从中引出历史真相”的人来说，这样的矛盾是奇怪的。他的训诂才能本可以有益地运用在重读上述对他方法的描述，以及他书中某些其他章节上。例如，他写道，“所有难民都抱怨工作的无情、鞭策的性质”，其中“没有努力去爱惜[人体]，也从未给过一天休息”。但就在几页前，一位药剂师和他的朋友发现，“因为我们体力不是很强，村长就派我们和妇女组一起工作”，而且他们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其他证据表明，“在……1975年5月期间，人们显然没有被强迫工作”。⁷⁰ 在另一处，潘绍写道，“经过长期监禁后”，一位医生被送回田里，但在下一段又报告说，“在柬埔寨没有营地或监狱”，只有死刑；紧接着是对另一位医生在一些为知识分子设立的营地和监狱中经历的详细描述，该政权显然希望将这些知识分子重新整合到特殊工作中。⁷¹

尽管如此，潘绍的书不像...的书那样是公然的宣传，事实错误或误解可能是诚实犯下的。书中甚至有出人意料的信息闪现，与整体画面不符；例如，“这次首次驱逐并没有什么非常残酷之处”，或者一个金边人在磅湛省一个共产党村庄受到体面待遇的故事。⁷²

总的来说，巴伦、保罗和潘绍呈现了城镇中上层阶级的经历，正如这些阶级的成员所感知的那样，他们突然且不愉快地从平常的生活中被震动出来，移植到稻田、森林和水坝工地的艰苦环境中。这是一个特别容易描绘的案例，因为当时的难民，是关于柬埔寨的唯一目击信息提供者，绝大多数是城市居民，在1979-81年泰国主要难民营中占总数的70-80%。⁷³ 当然，他们的报告本可以比...或潘绍尝试的更严谨地处理，但即使在最好的分析环境下，所有研究人员可获得的原始证据中也存在固有的偏见，因为主要信息来源对于民柬历史和随后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研究都是不友好的证人。

由...、潘绍和大众媒体传播的“标准整体观点”（STV）早在1975年就受到质疑，质疑者中不乏经验丰富的柬埔寨事务观察家。他们的怀疑部分基于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总的来说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波特（Porter）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天真地将民柬官方声明用作准确报道，以及澳大利亚同名出版物对《来自柬埔寨的消息》的抒情处理。然而，他们的观点也部分基于与STV相矛盾但被其传播者所忽略的目击经历。

因此，有报道称从金边的撤离是缓慢且没有暴行地进行的，这与对金边供应和服务状况的可信描述相结合，可以给人一种某种理性的印象，而不仅仅是盲目的狂热。一些难民叙述说，他们被留在金边在医院工作，这与所有医院都被野蛮疏散的报道形成对比。还有一些人在1975-76年间出来，他们没有看到任何谋杀或暴行，当他们到达泰国时，对这类故事感到惊讶。同样，其中一名难民在抵达自由世界后发现，正常的西方工厂工作纪律比在柬埔寨的强迫劳动更令人疲惫。在巴伦和保罗收集他们恐怖故事的同一营地里，1975-76年间，也有一些人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离开仅仅是因为不想做田间工作，或者因为他们已经有家人在国外。

在STV文献本身内部，偶尔会发现严重的矛盾。例如，潘绍在描述宗教被摧毁的同时，讲述了一个朗诺军官在大规模处决中受伤幸存的故事，他在马德望镇一个主要寺庙里避难了几个月直到痊愈，这意味着寺庙仍在运作，信徒们仍提供食物，并且有足够多的僧侣来隐藏一个受伤的陌生人，使其不被当局发现。潘绍在他的书中也包含了其他非STV的报道，但将它们融入故事的方式模糊了其重要性。

那些相对正面或与STV不一致的故事，通常被主流媒体忽略，而被 relegated 到晦涩的左翼或知识分子出版物中；只有通过像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这样的作家的努力，它们才得以触及更广泛的公众。即使那些支持民柬的人的意识形态承诺可能像巴伦/保罗或潘绍的那样具有扭曲性，他们对革命的描述也同样缺乏客观性，但他们在1975-76年间，确实有支持自己观点的真实证据，并试图对一个被现代最毁灭性战争之一摧残至原始政治和社会水平的国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理解。即使他们试图描绘的图景完全不准确，也是无害的，因为他们的观点对公众几乎没有影响。任何关于共产主义暴行的文章，无论多么不合历史、不加批判或不诚实，都会立即被媒体采纳，大量印刷，摘录和评论，并被视为权威，即使其作者，像潘绍一样，完全不知名且缺乏学术或新闻资历。而另一方的作家，对革命及其困难持同情态度，则几乎没有机会被听到，而当STV的传播者注意到他们的作品时，也只是为了诽谤作者，而不是审查和讨论证据。

因此，本篇对史源与证据的回顾无意将这两种观点的错误等同起来。后一派中较为严肃的人士，在继续努力理解和解释柬埔寨局势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他们早期处理方式的缺陷，试图加深理解，并对似乎有益于柬埔-寨及其人民的新解决方案提出了评估和支持。然而，前一派中一些较著名的人士，在他们支持一个显然比早期那个更不诚实的新反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整体观点”时，已经表明他们的关注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政治宣传，而非对柬埔-寨的理解。

关于民柬的累积证据表明，即使对柬埔-寨革命的真诚信徒的热情是错位的，1975-76年对STV的严肃批评也是合理且大体正确的。同样真实的是，在整个1977-78年间，支持像巴伦/保罗和潘绍所呈现的那种画面的证据增加了，并且最终似乎得到了越南的证据证实，这个曾经的兄弟共产主义政权，在公开其与柬埔-寨爆发的冲突时，叙述了与过去2-3年西方媒体所发现的任何恐怖事件都相等的恐怖。对于民柬政权，无论其起初如何，已变得非常像STV所描绘的那样，几乎不再有任何严重的疑问。然而，我们现在知道，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个既有情况的证据增加，而是1977年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在1975-76年，STV根本不是该国的真实写照，情况可以合理解释为战时破坏和混乱的必然结果。而从1977年起，民柬选择推行导致日益增加且不必要苦难的政策。因此，1977-78年的证据并不能追溯性地证明1975-76年的STV是正当的，而越南在1979年采纳一些最恶劣的西方宣传故事作为其论据的支持，也并不能证明那些故事是有效的。

然而，当时这些区别尚不清晰，支持STV的证据日益增多，使得革命柬埔寨的外国捍卫者们陷入混乱。一些人认定自己错了，对柬埔寨失去了兴趣；另一些人承认自己错了，接受了民柬时期的STV，但开始对民柬进行详细分析，以解释其为何会变成那样，并表明这种发展并非必然始于开端；还有一些人则坚持认为STV只是部分真实，并继续坚称1975-79年是一个有真正积极成就的时期。最后一组人，与其他几组人相反，倾向于拒绝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解决方案，并对1979-80年的STV不加批判地接受。在对1975-81年事件的分析者中，我们还发现一个重要的差异，即一些人认为民柬政权的邪恶方面是逐渐从不同派系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冲突中发展出来的，而另一些人则断言，STV在其真实的程度上，从一开始就是准确的，而我们这些在1975-76年怀疑STV报道的人是错的。就这样，一些极左翼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与潘绍站在了同一阵营。对他们来说，那些“掏空了阵线”⁸²的冲突只是个人和小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这种解释更像是主流美国政治学的风格，而不是他们希望认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潮流。

因此，到1978年底，STV已被普遍接受——政权的捍卫者们对此感到沮丧，而所有反动势力、反共宣传者和寻求轰动效应的记者则对此感到欣喜。

一个如此邪恶的政权的覆灭本应让这两派人都感到高兴，而当民柬行政机构被摧毁后数月内难民外流的增加，决定性地表明STV需要就那些被认为已被灭绝的群体进行修正时，他们本应更加欣喜。正如一位在1975年前与金边有广泛联系的欧洲商人所说，边境突然出现了一大批被认为早已死去的旧相识——商人、银行家、专业人士、军官——如果真有灭绝他们的普遍政策，他们不可能全部被忽略。⁸³ 另一个这样的例子是，超过一打阿佩旺（Aphaivong）家族成员逃往泰国。他们是十八、十九世纪马德望世袭总督的后裔，曾将那个富饶的省份置于泰国霸权之下，其中一些人在1907年该省重归柬埔寨后，继续在泰国政府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在1940年代积极参与泰国的民族统一主义活动。由于他们的背景，那些留在柬埔-寨的人在政治上保持低调，但维持了他们在马德望作为富裕地主的地位。⁸⁴ 对民柬干部来说，他们本应是双重敌人——既是世袭外国敌人的传统盟友，又是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然而，他们幸存了下来。

我第一次得到自1975年4月以来杳无音信的旧相识的消息时，也产生了类似的怀疑。1980年2月，我收到消息说，我自1960年代就认识的一个家庭在考伊当难民中心，所有在1975年还健在的成员都幸存下来，并且身体健康——也就是说，20个人，包括一位约65岁的妇女，她在1975年前多年患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她的三个异常美丽的女儿和她们的丈夫，一个是教师，两个是前朗诺士兵，其中一个是占族人；她的儿子和他的妻子；以及这四对夫妇的孩子。除此之外，所有年轻妇女在民柬时期都生了孩子，只有一个婴儿夭折，这个统计数字在战前柬埔-寨最好的时期也不算异常；而且幸存的孩子中有一个在1975年前身体就很虚弱。此外，这个家庭在1975年前多年与外国人有密切关系，这在他们居住的地区是众所周知的，而他们在民柬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留在了那里。

这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吗？难道只是机缘巧合，这样一群出人意料的幸存者，恰好是一位自1975年以来就对“标准整体观点”（STV）表示怀疑、并对反驳证据敏感的柬埔寨学者的朋友？还是说，某位更具煽情性的新闻记者的经历——他遇到的所有家庭都至少失去了六名成员——更具代表性？⁸⁵

在难民营访问和工作的五个月里，我确信我的朋友们并非个例，尽管在他们所在的地区，作为一个没有因疾病、饥饿或处决而失去任何成员的大家庭，他们是少数。然而，我确实遇到了其他同样完整的家庭；而且，即使他们失去了一两个本应在特定时期内预料之外的成员，考伊当也主要是由家庭组成的，而不是孤立的成年幸存者或孤儿。⁸⁶

因此，主要难民收容中心的整体人口构成，以及许多家庭和个人的客观经历，都对STV的某些方面提出了质疑。然而，这并非难民们自己的看法。我所称的STV正是他们的STV，是他们希望相信的，是他们急于向所有愿意倾听的人传达的，但通过仔细的提问和倾听，是可以穿透和分析的。

例如，我上面引用的那个家庭，尽管他们知道我的兴趣，并且在1975年之前的十年里习惯了我的提问，但起初他们说完全不想谈论1975-79年的事，因为那太可怕了。然而，最终事实证明，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有足够的食物，并且常常能够帮助那些处境较差的人；他们从未被分离到完全失去联系的程度；孩子们一直和家庭的某个成员在一起；两个曾接近人身危险的人得到了公正的审判；而在1977-78年，通常是针对“新人”暴行最严重的年份，他们中的两个人，一男一女，因其受过教育而被赋予了村一级的特权职位，因为需要他们来执行行政任务。最后，一旦民柬政权的束缚在1979年初被解除，尽管前三年口粮不佳，他们的健康状况已经足够好，以至于三个年轻人能够离开家人，骑上自行车去看金边，只是为了好玩和了解国家其他地区的情况。此后，他们开始与泰国边境地区进行贸易，到他们决定成为难民时，已经积累了数千泰铢（1泰铢 = 0.05美元）。

因此，有许多细节与“标准整体观点”（STV）相悖，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恐怖故事都是虚构的。我确信，所有被报道的最恶劣的暴行都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发生过，但并非像STV所说的那样，无时无处不在。要获得STV背后更准确的描述，需要仔细的提问，特别是当人们变得健谈并自由联想时，要仔细倾听，因为一些更有趣的细节是偶然且出人意料地透露出来的。

无疑会有读者问，何必多此一举？无论如何，1975-79年都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即使是幸存者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何必去探究他们，揭示那个折磨他们的政权可以被开脱的方面，并在此过程中暗示他们可能在说谎？这确实是难民们自己的态度——如果一个人承认民柬是坏的，就像我一样，那就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分析或相对化其邪恶。他们是坏人，做了坏事，仅此而已。

这是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

首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的一个专业领域是柬埔寨，如果我选择写关于它的话，我就有责任尽可能地探寻全部真相，无论这会引向何方。一个编年史家或记者，可以简单地重复他们听到的故事，即使他们知道这些故事可能不那么诚实，但历史学家不能。如果他认为这些故事不诚实、不完整，或者暗示了某些未明言的事情，他就有责任揭示这些方面，分解这些故事，重新整理其细节，并将它们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

我相信，无论一个人对社会变革的合法性有何主观感受，一个客观上重要的更广阔的背景是，柬埔-寨革命相对于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正在发生的广泛社会和经济变革所处的位置。它与其他革命或非革命相比如何？它是共产主义的还是非共产主义的？它是完全反常的、独一无二的，还是从某些可能在别处重演的前提条件下逻辑地发展出来的？要开始回答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我们都应该尝试去发现柬埔-寨在不同地方、不同年份（甚至不同月份）发生了什么，以及其直接原因是什么。

举个例子，让我们来看一个在大多数STV故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即因处决或不必要的饥饿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总估计数从数万到300万不等；而那些试图分析数据的人则被指责在无用地玩弄数字，就像争论纳粹杀害了多少犹太人一样。

这个类比很有启发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些STV的估计数必须减少10到50倍；如果犹太人的死亡人数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在1945年发现有60万而不是600万人丧生，并且没有关于纳粹政策的记录，我们就不会有一个“大屠杀”，甚至无法推断出对犹太人本身的屠杀，而只能是随机的、尽管是大规模的对波兰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俄国人或南斯拉夫人的杀戮，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现象。

因此，没有必要为试图仔细解读难民故事以穿透STV而道歉，特别是现在，某些三四年前还在向公众推销STV以诋毁民柬柬埔寨的方面，已经决定波尔布特可能有用，并开始他们自己的、虽不诚实但旨在开脱的对恐怖画面的删减，以便将注意力转移到别处。

最迟到1980年初，数十万主要为中产阶级的幸存者出现在边境营地和收容中心，这有力地证明了STV所描述的状况不可能在整个民柬时期普遍存在。

作为一种穿透STV笼统论断的方法——尽管许多支持者的幸存本身就与此论断相悖——我决定请个人按时间顺序，讲述自1975年4月17日以来他们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一切。

这确实产生了一些符合标准整体观点的可怕故事，特别是我一位密友的大家庭的故事，他们除了一个在考伊当带着几个年幼侄女的老妇人，以及一个四十多岁、现在在金边为新政府工作的前教师外，全部遇难。他们代表了真正的悲剧之一——既非剥削者，也非腐败分子，更非朗诺军人，命运将他们都置于无法避免被灭绝的地方；从一家之长，一位忠诚响应革命者4月17日合作号召的退休高官，到几位中层技术官僚，再到我的朋友，一位教师，他在马德望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因饥饿和疾病而发疯， wander 进树林被当作土匪射杀，再到几个富裕的农民家庭。

另一个在个人层面上同样悲惨，但对修正“标准整体观点”（STV）具有启发性的故事，是Pin Yathay的，以《L'Utopie Meurtrière》（杀人的乌托邦）为名出版。他失去了所有家人，主要是因为疾病，在全国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如果不是最糟糕的话；但直到最后，家人都住在一起，民柬干部在家庭悲剧的时刻表现出同情，Yathay几次因其工作努力而受到表扬，并且他能够从金边带出足够的现金和其他贵重物品来补贴家人的口粮超过两年。

许多其他故事与上述形成鲜明对比。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并未经历过严重的饥饿，尽管他们可能吃得不如战前金边那么好。一位战前是教师的女士告诉我，即使在共产主义政权下，她也被安排教小学，这在许多对STV持怀疑态度的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谈话的一些听众说，“那是在三区（Damban 3），那里情况不同”，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具体的迹象，表明全国各地的条件差异巨大。

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隐藏自己的读写能力以避免麻烦的说法相反，我发现还有几个人因为受教育程度高于干部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有特权的任务。例如，一个在高中倒数第二年级的女学生，在1975年4月承认了这一事实后，被安排接受了注射管理的速成课程，并成为了一名医疗工作者一年，这一证词也与民柬摧毁医疗的问题有关。⁹³ 其他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位教师，他的身份是已知的，每年都被从田间劳动中召回，为Monkolborei区准备统计报告；还有几个人被赋予了需要读写和计算能力的次要行政职位。

还有一些难民根据自己的经验陈述，唯一本身就带有致命危险的身份是朗诺军队或警察组织的成员。据他们说，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知道如果他们在其他方面表现良好，那些背景并不会危及他们。

几乎在每一份关于1975-79年的个人叙述中，都会有一个时刻，当事人会说，“然后我病了，不得不在医院里待了2天（或2周，或一个月）。”“什么医院，医药不是被废除了吗？”“嗯，不完全是，”会是答案，“但当然那不是我们以前那种真正的医药，而且也没什么用。”然而，事实证明，几乎在所有地方，各级行政机构都设有一个专门用于医疗护理的地方，病人可以去那里至少休息一下，有些地方还提供真正的现代医药和有能力的外科手术。

至于处决，第一反应总是肯定的，他们“见过”或至少“知道”很多，但仔细审视后，故事中存在细微差别。在Pin Yathay的叙述中——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在最糟糕的地区之一——他直接了解的处决数量很少。我采访过的一个人，一位费心回忆准确数据的教师，说他直接知道的只有5起处决，其中3人是朗诺政府的秘密警察——但同样，他当时在三区。一位来自四区的年轻女子，那是马德望一个糟糕得多的地方，她努力回想，记得见过一次杀人；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她透露了她和朋友们前一天否认的事情——那里有定期的鱼类分配，以及基本的大米口粮。

并非所有民柬干部与“新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恶劣的，正如Pin Yathay的故事所示。⁹⁴ 同一位年轻女子和她的朋友说，她们不认为她们个人认识的任何干部是“坏人”；她在1980年8月的某一天证明了她这句话的诚意，当时她冲遍考伊当营地找我，报告说她村里的两位前干部刚从沙缴搬到考伊当，她想让我见见他们。的确，他们的重逢就像老朋友一样。

那种情况无疑是例外的，但并非独一无二。那位曾当过教师的女士和她的丈夫，一位牙医，有一天请我带一封信给沙缴的某个人。原来收信人是他们以前的民柬村长，一个五十多岁的和蔼可亲的男人，一个农民和长期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在困难时期对他们很友善。虽然，由于他们在不同的营地，我没有目睹任何友好的重逢，但我为他们充当了邮差，很明显双方都怀着某种感情记着对方。

关于总体控制和劳动纪律，另一次偶然的谈话揭示了有趣的细微差别。我曾向考伊当的一些难民提到，有几个人从柬埔寨出来说他们不知道有大屠杀，而且工作条件可以忍受。我立刻被问到这些人是什么时候离开柬埔寨的。“1975-76年，”我回答。“哦，那就说得通了。那时候马德望周围非常‘松散’。到处走动很容易，劳动纪律松懈，人们可以自己找吃的，除了朗诺的军官，杀人也不多”——这些话如果是在直接询问1975-76年生活条件时，可能就不会说出来；因此，我偶然发现，在西北部的部分地区，生活直到1976年下半年才变得难以忍受。⁹⁵

同样出人意料的细节也出现在关于柬埔寨人民共和国（PRK）时期的谈话中。当我指出关于新政府的负面信息被夸大，他们允许很多个人自由，并且没有进行大屠杀时，我的信息提供者会说，“是的，但在一开始（1975-76年），另一批共产党人（民柬）也很随和，然后他们变得越来越糟”——这是对“标准整体观点”在所有时间和地点都适用的外衣上的又一个裂缝。

即使是对民柬最坏时期（即杀戮时期）的调查，也显示出时间和地点上的重要差异。许多声称见过或知道“许多”杀戮的人，在被追问细节时，都报告了1978年的特殊事件。⁹⁶ 也就是说，在他们所在的地区，直到那时，杀戮都是少数且有选择性的。另一个人，我起初对他不怎么感兴趣，因为我已经见过许多来自他所在地区的人，他随口提到，他是从金边到西北部后，一个由12名熟人组成的团体中唯一的幸存者。我问为什么其他人被杀了。“哦，他们腐败。我们都被共产党人任命为村长，他们利用职位从手下人那里榨取黄金、珠宝和金钱。”⁹⁷ 这为某些处决赋予了新的维度，并揭示了民柬试图利用受过教育的人担任行政职位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例子。

偶尔，看似可靠的记述中会包含明显的矛盾，这强调了在分析关于民柬的信息时必须格外小心。我饶有兴趣地读到一份目击者报告，称前考古学院院长Ly Vu Ong在1975年4月离开金边后立即被杀。⁹⁸ 我的兴趣是因为我认识Ly Vu Ong，而且在1980年，在考伊当，我见到了他的妻子，她告诉我他是在1977年因秘密记录他们的经历日记而被杀的。

同样，威尔弗雷德·伯切特（Wilfred Burchett）可以不加评论地引用一个说法，即“13至14岁的儿童[暗指所有人口类别]被征召入伍”，以及另一份报告，即“‘新’城市疏散者的青年没有资格……应征入伍，即使他们自愿也不行”。后者是正确的，正如我在1980年在泰国遇到的难民所证实的。⁹⁹

还有一个这样的矛盾涉及民柬当局在暹粒市中心建立的一个鳄鱼养殖场。根据伯切特的线人所说，“有证据表明有小孩被喂给鳄鱼”，伯切特还遇到了自称是目击者的人。¹⁰⁰ 1981年8月，在访问暹粒期间，塞尔日·蒂翁（Serge Thion）和我独自一人，没有向导，在暹粒市中心游览，偶然发现了这个鳄鱼养殖场，我们之前从未听说过。考虑到这会是民柬虐待狂或后来此类故事的完美场所，我开始与看守人交谈，通过询问动物如何被照顾和喂养来逐渐引入主题。我最后问它们是否吃人，他显然觉得这个问题很傻，回答说，“当然，如果它们能抓到的话。”然后我问，在民柬时期它们是否曾被喂过人，他看着我，脸上露出真正的惊讶，说，“没有。”后来我们的向导对蒂翁和我独自游览暹粒感到非常不安，尤其对我们参观了鳄鱼养殖场感到愤怒，说：“你知道吗，在波尔布特时期，他们把孩子喂给那些鳄鱼？”显然我们错过了标准宣传的一部分，然而，说这话我并非想声称没有民柬虐待狂曾将人推入鳄鱼坑。

简而言之，作为一个完整的图景，“标准整体观点”（STV）是不真实的；要准确描述柬埔寨，就需要穿透它。它的部分内容被那些其故事构成了它的人们自身的存活所证伪。其他部分则相互矛盾，需要进一步提问以更精确地确定时间、地点和情况。关于1979年1月后的时期，STV可以更容易地与柬埔寨内部的其他信息进行核对，这表明一些人犯有直接捏造的罪过，这也损害了他们对更早时期的可信度。然而，上面简要提到的经历，以及下面关于民柬岁月的第三章的全部内容，都表明无论难民对STV有何感受，他们都很容易提供与之不一致的信息，而他们自己对时间和地点差异的分析，对于发展本文所呈现的观点非常有帮助。他们常常完全意识到，他们告诉我的个人经历故事与他们希望相信的关于民柬的STV完全不符，并对那些即使在最好情况下也极为痛苦的经历表现出值得称赞的客观性。

他们能够保持客观，尤其是在被仔细提问时，证明了渗透在主流西方媒体中呈现的“标准整体观点”（STV）的不准确性，更多地应归咎于作者而非他们的信息来源。媒体对民柬的报道之所以不准确，不仅仅是因为一些难民无法做到准确或是在说谎，而是因为负责宣传STV的记者们选择了最适合耸人听闻宣传的信息，而忽略了其余部分。或者当其余部分无法被忽略时，就设计一种解释来规避它，就像让·拉库蒂尔（Jean Lacouture）所断言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证人’[引号为我所加]拒绝提供最坏的情况……因为作为柬埔寨爱国者，他们在公众面前传播不光彩的细节感到某种厌恶……”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一些“关注此事的记者”致《远东经济评论》的一封信中，他们写道：“[难民的]故事并非一涌而出……相反，采访是一项令人恼火的工作。”这类不诚实的陈述旨在掩盖作者的偏见。当然，在我1975年短暂访问亚兰的第一个难民营以及1980年在难民中工作的五个月里，我没有看到任何不愿讲述最残暴故事的迹象。相反，那些显得不愿交谈的人，尤其是在1975年，正是那些他们自己的经历与STV真正矛盾的人。¹⁰¹

难民信息作为一个整体——并非否认任何特定故事的真实性——确实是一个“STV”，而非一份仔细的描述性记述，这一点从1980年已经开始悄悄出现的微妙修正中可以看出。这种修正的总体趋势，在考伊当显而易见，在农沙美的“自由高棉”营地则更为明显，即反越态度和反越“暴行”故事逐渐增多，同时对前政权的STV有所淡化。因此，农沙美营地的一位官员在谈到与边境的民柬残余势力结成反金边联盟的可能性时说，为了反对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越南人的运动，他们不再强调民柬的暴行。同样，当考伊当手工艺品店的一名员工告诉我必须团结起来与越南斗争时，我指着一些陈列出售的描绘民柬罪行的画作，问在反越运动中是否存在波尔布特回归的危险。他有些尴尬地回答说，“那些事情现在不应该被过多关注了。”¹⁰²

这种忽视民柬劣迹的倾向在自1975年以前就在国外的柬埔寨知识分子中可能最为强烈。1980年，一位柬埔寨人口学家，他自己的妻子于1976年返回柬埔寨后失踪，发表了一篇文章，倾向于淡化民柬造成的死亡人数，并将国家的不幸归咎于越南。另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其整个家庭包括妻子和孩子似乎都已失踪，却辩称民柬必定有良好的经济，否则他们无法出口大米，并且必定给人民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否则他们无法生产任何东西。他还愿意坚称只有真正的叛徒才被处决，即使人数可能高达2万人；当被问及自己家人的命运时，他回答说他们可能是“自然原因”死亡。无论如何，他认为为了反越斗争，所有这些都必须搁置一旁。

从反民柬的“标准整体观点”（STV）向反柬埔寨人民共和国（PRK）的STV的逐渐转变，并不仅限于难民营或旅居国外的柬埔寨人。它是外国努力拼凑反PRK联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中央情报局（CIA）在1980年初发布的一份关于柬埔寨人口统计报告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有所掩饰。

与此相关的是新闻报道中有趣的转变。这包括一些媒体强调反越故事，甚至不加批判地重复越南占领可能比民柬更糟的断言。这个立场除了卑劣的宣传者外，任何人都无法长期维持，并已逐渐被放弃；一场新的争论已经围绕着最初的STV及其呈现给公众的方式而产生。

例如，威廉·肖克罗斯（William Shawcross）认为，对STV式情景的描绘是正确的，民柬的暴行可与纳粹对待犹太人相提并论；他严厉批评那些在1979年之前对此持怀疑态度写作的人。他还断言，1975-79年间并无“一场大规模的、更不用说协调一致的反对红色高棉的运动”，事实上，记者中对难民故事的怀疑太多了。在少数做得不错的人中，有巴伦和保罗，肖克罗斯对他们处理材料的方式能找到的最强烈的批评不过是，保罗的研究“被包装在不吸引人且在历史上不准确的宣传中”，而该作者并未参与其中。肖克罗斯自己也看到了真相。他于1975年12月访问了泰柬边境的难民，并在被“来自金边的中产阶级和农民”说服“他们说的是真话”后，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报道。

现在很清楚，对西方媒体在认识民柬暴行方面疏忽的批评不会被前者接受，因为《远东经济评论》的编辑在1981年12月发表的类似言论，引来了驻曼谷记者们的尖锐指责，他们断言“是西方媒体揭露了波尔布特”，并提出可以用“一厚沓可追溯至1975年5月的新闻剪报”来证明。

《评论》接受了他们勤勉的断言，但不同意其自身在柬埔寨报道上疏忽和肤浅的指控，编辑附上了一份文章清单，以证明《远东经济评论》多年来确实报道了民柬及其暴行。考察他认为的“好报道”是很有启发性的。提到的第一篇文章是1975年10月24日“对西哈努克助手Nouth Choeum的独家专访，该专访首次提供了暴行的内部描述”。¹⁰⁸

事实上，由于Choeum在1970年后一直在柬埔寨境外，他绝无可能提供民柬初期的“内部描述”；除了已经众所周知的事实，即金边已被疏散，西哈努克北京随行人员的亲友也和其他人一样被分散到农村地区外，他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暴行的信息。他访谈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柬埔寨流亡王室生活的闲聊、女王的去世，以及围绕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的各种操作，其间夹杂着诸如“每个人都知道，...[1975年4月]的胜利来自他[西哈努克]不懈的活动”、“红色高棉是懦弱和虚伪的”之类的珠玑之言，以及抱怨1975年4月28日女王去世时，金边电台继续播放革命音乐，而不是“根据王室礼仪所要求的宗教音乐……[这]证明了金边领导人并不真正喜欢柬埔寨君主制”。¹⁰⁹

Nouth Choeum提供的关于新民柬的唯一实质性信息涉及柬埔寨革命领导层内部的派系，而这些信息几乎全被证明是错误的。作为一个新信息的来源，他极其令人失望，《远东经济评论》对他的处理也同样令人失望，特别是他们未能深入探究他可能拥有的、对严肃研究该国的学者有价值的派系领导层详细信息。德里克·戴维斯（Derek Davies）在将那篇报道作为《评论》对印度支那“无与伦比”报道的一部分时，声称“理应不谦虚”，这无疑是正确的。

戴维斯接着提到了威廉·肖克罗斯（William Shawcross）于1976年1月的文章，该文是在肖克罗斯前往泰柬边境并访问难民营后不久撰写的。

就戴维斯的目的而言，这篇文章也不怎么令人印象深刻。肖克罗斯开篇报道说，难民的叙述“暗示[我的重点]红色高棉发现除了通过强制手段外，很难治理国家”，并且“甚至暗示恐怖正被用作一种政府体制”。稍后，在对印度支那难民状况进行了一些描述之后，他指出难民们“看起来状况并不悲惨”，尽管他们抱怨“严酷和艰辛”、“整天在田里劳作只吃一杯左右的米饭的痛苦”、“老少……死于饥饿”，以及“对红色高棉的恐惧”。然后，在花了更长篇幅介绍关于新体制的非暴行信息后，肖克罗斯质疑红色高棉如何能以如此低的士兵与人民比例进行统治；他重复了难民的回答，即每个人都因害怕被处决而畏缩，尽管他的信息提供者常常不知道任何据称发生过处决的场合。虽然相信“今天普通人的生活确实骇人听闻”，但肖克罗斯同意“仅凭与一些难民交谈和阅读电台监听，不可能说出一个国家是如何被管理的”；他最后提醒说，如果一场“暴行”[肖克罗斯强调]正在持续，正如“亨利·基辛格自[1975年]4月以来多次哀叹的那样，……基辛格必须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因为“暴行并非始于4月——它只是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对于一个细心的读者来说，肖克罗斯的文章并没有呈现出德里克·戴维斯现在希望它成为的那种对民柬恐怖的揭露。它是一份对难民叙述和一些可能迫使其修正的证据的谨慎评估，同时提醒人们，无论柬埔寨的生活多么艰难，新当局可能面临着几乎别无选择的局面。¹¹⁰

很难理解为什么肖克罗斯现在希望抹去他早先的良好判断，并声称自己曾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标准整体观点”的传播者，而他显然不是；在某一方面，他似乎甚至从基辛格的坚定批评者完全转变为后者对美国左派严厉指责的合作者。基辛格声称，“那些……其压力严格限制了美国对柬埔寨援助的人……那些最终在1975年成功扼杀对一个仍在抵抗的国家的全部援助的人”，对柬埔-寨发生的事情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并写到“那些使印度支那崩溃成为必然的反战批评者”，而肖克罗斯则附和道，“西方左派对柬埔-寨正在发生的事情[1975-79]所表现出的‘怀疑主义’……是为何从未为高棉人发起一场国际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¹¹¹

戴维斯提到的另一篇文章，唐纳德·怀斯（Donald Wise）于1977年9月23日发表的“关于清算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文章，也同样不令人印象深刻。他仅仅重复了更极端的STV指控，引用巴伦和保罗作为来源，并引述了他自己的一个新线人，此人显然向他提供了清算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标准指控，并补充说“柬埔-寨由酒鬼、小偷、野蛮人、未开化者和无阶级的文盲统治”。此人进一步损害了自己的论据，怀斯并未察觉到这一点，他报告说“每人的正常口粮是每天两罐炼乳罐[500克]的干米”，这本应是充足的大米口粮，并且会被大多数民柬居民视为奢侈品。¹¹²

《远东经济评论》在柬埔寨报道领域的王牌当然是纳扬·钱达（Nayan Chanda），戴维斯也赞许地引用了他；钱达的作品确实是所有撰写该主题的记者中研究最透彻、最明智的。但他，尤其是在暴行问题上，极其且恰当地谨慎。

在他1976年10月26日的文章中，他写道，“大多数观察家同意，恐怖统治最严重的过度行为已经结束”，并且“大规模处决显然已经停止，尽管零星的杀戮仍在继续。”他补充说，“部分杀戮是‘无产者’对‘有产者’的行动”，其动机是复仇的欲望，以及一场野蛮战争的影响。此外，他认为，当时主要来自与泰国接壤的三省的偏远工地的难民，“很少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¹¹³

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所有这些都与1980年通过询问大量难民所得的信息非常吻合；而那些似乎认为钱达误读了证据、没有意识到更糟的情况即将到来的“关注此事的记者们”是错误的。更严厉的清洗确实在1977年开始，但从中无法推断出关于1975-76年的任何情况，因为政策发生了变化，几乎等同于政权的更迭。来自全国几乎所有地区的难民回忆都一致描绘，在战后对朗诺军人的即时屠杀结束后，1975年最后几个月和1976年是一个相当可以忍受的时期。

同样在1977年10月，钱达写道：“难民们说，零星的处决仍在继续”，这是对当时情况的公允陈述，因为当时难民们能告诉钱达的清洗主要影响的是干部，而不是普通民众。钱达还指出，波尔布特认为...，即8万至16万人是敌人，这“解释了在1975年夏天对高级军事和文职官员进行第一波处决后，柬埔寨境内持续发生的零星处决”，这同样是对现有信息的公允分析，并且仍得到后来积累的大量证据的支持。¹¹⁴

戴维斯引用的钱达另外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977年”[应为1978年]3月31日和4月21日，涉及柬埔寨对越南边境地区的袭击，即使这些袭击极其残暴，也不能由此推断1975-77年柬埔寨国内存在暴行。

因此，在纳扬·钱达的作品中，《评论》确实有理由为其柬埔寨报道感到自豪，尽管不是因为戴维斯现在希望承认其批评者有先见之明的那些仓促跳入“痛击民柬”的报道。有趣的是，后者现在不加批判地接受越南对他们早先指控的情况的“确认”，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相信越南自1979年以来关于柬埔寨的说法。除了在柬埔寨袭击期间越南边境发生的事情外，越南提供的关于波尔布特柬埔寨的大部分信息都是从更不加批判的西方媒体报道中搜集来的，无论真假，都绝不能被视为对这些报道的确认。至于指责越南在认识民柬暴行方面迟缓，本研究要提出的观点之一是，在1977年柬越冲突正式开始之前，暴行很少，即使在1977年，也大多发生在远离越南的地区，其消息不易传到该国，而越南本应有最充分信息的地区，即东部，直到1978年都是最不暴力的。

如果曼谷的“关注此事的记者们”真的关心暴行证据被压制，他们应该向中央情报局提出批评，该机构关于“柬埔寨人口统计”的报告完全粉饰了最后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屠杀，即始于1978年5月的东部大清洗。¹¹⁵

记者们竞相争抢“暴行贩卖”的功劳，而并非所有人都参与其中，这本该只是件趣事，如果它不说明一个不幸的情况：新闻业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娱乐产业的一个分支，其从业者被迫寻找，甚至编造，越来越耸人听闻的故事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¹¹⁶

作为这种对刺激性故事需求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一个“自认”的共产主义大屠杀凶手在考伊当的存在是如何被一家国际发行的出版物挖掘出来并加以耸人听闻地报道的。不幸的是，他们指错了人。

大约在1980年7月，当我在亚兰的美国大使馆特工住所与杰出的年轻印度支那学者拉里·帕尔默（Larry Palmer）交谈时，拉里向我提到，一个据称承认执行了数百次处决的人，据说最近从沙缴难民营转移到了考伊当。拉里还没见过他，但从《费城问询报》的罗德·诺兰德（Rod Nordland）那里听说了这个故事。

7月20日，我见到了诺兰德，他承认故事的细节并不完全清楚，因为在他采访那个名叫蒂尔·文（Til Vin）的男人时，他被迫使用了两重口译链，即高棉语-泰语和泰语-英语；此外，蒂尔·文所居住的营区区长也在场，并不断“翻译”后者的回答。但他相信主要事实，即文作为刽子手的角色，因为他通过口译员采访的另一位营地居民声称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儿子死在蒂尔·文手下。尽管如此，诺兰德还是很高兴能和我一起去和文谈谈，不用口译员，试图理清故事的来龙去脉。

蒂尔·文是个五十多岁的小个子、皮肤黝黑、头发灰白、面相和善的男人，是马德望西部斯能（Sneng）的农民，那是一个老革命区，他本人在1970年前就已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分子。我向他提到，我本人曾在1962或63年访问过斯能，去看镇上主路旁晚期吴哥时期的寺庙。然后我们谈到了他的“故事”，我说我从诺兰德（他当时和我在一起）那里了解到，他承认在1975年到1979年间杀害了大量的人。他否认说过任何这样的话；他关于杀戮所说的是，在起初，就在共产党胜利后，斯能可能有几百人被杀，主要是朗诺的军人，但他当时甚至不在那里，因为他在1974年朗诺的搜剿行动中逃到了更远的树林里，直到1977年才返回斯能。

当他1977年返回斯能时，他曾是一个合作社的三人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这是民柬行政体系中倒数第二低的级别；他声称在他所在的地区，处决并不频繁，政策是对那些不符合共产主义标准的人使用道德劝说和宣传（kosang）。这一说法与我已从关于三区（斯能所在地）的难民叙述中建立起来的图景非常吻合，也为他的故事增添了可信度。¹¹⁷ 他承认自己参与的唯一处决，是以合作社管理员而非刽子手的身份，是两起因违反禁止婚外性行为规定而被杀害的夫妇案。那天下午我离开诺兰德时，我们决定这个故事需要大量进一步核实，首先是与目击者，一个名叫Touch Khieu的男人核实。

几天后我找到了他。他滔滔不绝，急于讲述他的故事。是的，他1975年在斯能亲眼看到他的儿子，一个朗诺士兵，被杀害，他知道那个杀手，阿文（A-Vin，‘阿’是贬义前缀），最近到了考伊当。“你是说蒂尔·文吗？”我问。“不，不是蒂尔·文，是...文，”他回答。¹¹⁸ 这下清楚了。主要证人正在为蒂尔·文开脱。为了确保无误，我请他描述那个杀手。“高个子，皮肤白皙，黑发，但正在秃顶”，每一点都与蒂尔·文的外貌特征相反。他也能描述蒂尔·文，知道他也在考伊当，并记得他是在1977年来到斯能并担任合作社委员会的职务。至于蒂尔·文的罪行，如果有的话，Khieu记得他参与了“几起”因“道德败坏”的处决，这与文自己承认的完全一致。

此后，我再次找到诺兰德，告诉他我与Touch Khieu谈话的结果，他同意他最初的报道必须重写，并且需要更多的研究，特别是与另一个Vin会面。

因此，当我在8月8日的《远东经济评论》上发现罗德·诺兰德的原始报道，以“来自考伊当的信”的形式出现，并附有蒂尔·文和他一位朋友的照片，署名为“娜塔莉·安é”时，我感到十分震惊。¹¹⁹

我立即致信编辑，指出了上述事实，即被告（蒂尔·文）的证词得到了唯一已确认受害者的目击者和近亲（Touch Khieu）的证据支持。我也许无意中也流露了一些关于不负责任、追逐轰动效应的记者的言论，因为我很快就收到了德里克·戴维斯本人于1980年8月13日的回信，信中他不仅拒绝了我要求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更正的努力，而且在激动之下，草率地指责我（唯一一个直接与报道对象交谈过的人）依赖道听途说，而反对他的记者通过双重翻译链，并在一位营地官员的插话帮助下获得的“事实”。对他来说，从那些不确定情况中得出的故事是“事实”，而蒂尔·文和Touch Khieu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相互吻合的故事则不是。

几周后我回到考伊当，作了进一步调查，并被告知娜塔莉·安é是一名新闻系学生，曾访问过边境地区，并陪同包括诺兰德在内的一些记者进行采访。蒂尔·文记得诺兰德当时由一名女性陪同，安é故事中出现的另一名男子Tun [Tuon] Savy也记得。Savy最终带我见到了...文，即Touch Khieu指控杀害其子的人。第二个文也没有承认谋杀，这也在意料之中，但重要的是，他和Savy，就像Touch Khieu一样，都同意，被《评论》通过其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向全世界曝光的蒂尔·文，并不在所谓的犯罪现场。

无法查明错误牵连蒂尔·文的原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即使他的手不干净，并且他心甘情愿地执行了民柬荒谬的性政策，他负有一定责任的处决数量也很少，而且是针对一项事先明确规定并为众人所知的“罪行”，而不是因为在另一个政权下进行的战时活动而进行大规模处决。这可能只是简单的身份混淆，出于个人原因的蓄意诬告，或者是民柬时期遗留下来的派系斗争。但难民营的氛围是各种谣言、歪曲报道和虚假故事滋生的完美温床，在缺乏经验或批判精神的记者手中，这些都是危险的弹药。

还有一个例子，展示了对柬埔寨耸人听闻新闻的渴求，可以导致多么令人尴尬的不准确，以及一个有趣的情况，即一些“关注此事的”新闻机构已经从寻找民柬暴行转向美化民柬部队，将其视为为“解放”他们国家而进行的新斗争的参与者。1981年12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由克里斯托弗·琼斯（Christopher Jones）撰写的报道，讲述了他据称访问了泰国边境附近民柬占领区，并观察了对越南人的军事行动。

这篇报道后来被揭露为彻头彻尾的骗局，只有其耸人听闻的特性才能解释为何《纽约时报》会接受一个不知名作者关于如此敏感主题的报道，而没有让熟悉该地区的人进行核查，这些人只需粗略一读就能发现其中一些伪造的细节。¹²⁰

第五章 柬埔寨革命的性质

很久以前，在柬埔寨革命爆发前，一位欧洲记者拜访了一家反对派报纸的金边办公室，据信该报是一家非法游击组织的合法喉舌，目的是为了解该组织、其领导人及其目标。

他提出的第一个关于报社及其组织背后领导者的问题，得到了一个回避的答复。相比之下，让受访者阐述该组织的目标似乎要容易得多，其要点包括：引导高棉人民觉醒、认识自我、了解自身和国家的价值，敢于面对自身和国家的问题，敢于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他们声称已经创建了一支军队，为人民和民族而战，不接受任何外国顾问或组织者。

他们正在培养人民——无论老少男女——为国家服务，而不考虑个人利益或地位。

他们自豪地宣称在所有领域都使用民族语言，并为外交和军事等以往由法语主导的领域开发了新词汇。

其纲领的其他内容包括：制止人与人之间身体、精神或言语上的压迫；破除所有迷信；消除失业；利用闲置的土地和设备；以及杜绝赌博、酗酒、吸毒、斗殴、抢劫和强奸等道德败坏行为。

他们还非常重视捍卫民族利益，通过向人民传授真实的高棉历史，并在高棉人之间灌输互信，使他们敢于仅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斗争。

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安卡”（Angka）。

这次采访并非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也不是在一位“新左派”记者和波尔布特共产主义者的代言人之间进行的。这位记者是来自《世界周刊》（Weltwoche）和《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彼得·施密德博士（Dr. Peter Schmid），那家柬埔寨报纸是《新高棉人》（Khmer Thmei），采访发表于1954年11月。该报之所以能够创刊，得益于日内瓦协议强加给西哈努克柬埔寨的民主措施，而国王及其保守派核心集团对此表示反对。该报在政治和思想上是另一家报纸《高棉奋起》（Khmer Kraok）的继承者，后者于1952年1月至3月出版，后因其被认为是喉舌的那个人神秘失踪而被关闭。

施密德博士难以获得信息的那个男人，名叫山玉成（Son Ngoc Thanh），他的“安卡”（Angka，意为“组织”）全称是“反殖民主义斗争组织”（Angkar tasu prochang ananikomriyum），前身为“人民运动组织”（Angkar prachea cholina）。

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山玉成之所以为人所知，大概是因为他在二战期间与日本人合作，以及从大约1958年到1970年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CIA）的合作者，然后在1970-75年的柬埔寨战争期间，作为朗诺政府的合作者——并短暂担任过总理。更不为人知的是，他是第一位重要的现代高棉民族主义者，是现代高棉语新闻业发展（1936-42年）的思想领袖，是第一个现代反法政治运动（1942年）的组织者，也是推动柬埔寨社会现代化和民主化的领导者。在他从事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活动的岁月里，他的敌人认为他属于政治光谱的左翼。法国人称他为越盟（Vietminh），西哈努克和朗诺一度称他“肯定是共产主义者……与越盟结盟”，并“与胡志明和毛泽东合作”。

1942年，他因卷入一场反法示威而逃往日本，1945年返回，在一个由日本扶持的独立柬埔寨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后任总理。同年晚些时候法国人返回后，他被逮捕并带到法国，但最终于1951年获释返回柬埔寨，恢复政治活动。他的主要努力方向是实现完全独立，他采取的方式对西哈努克和柬埔寨政治精英构成了非议，认为他们过于投机，对抵抗法国不感兴趣。1952年3月，山玉成和一位合作者Ea Sichau在暹粒省失踪，《高棉奋起》报道称他们被一伙伊萨拉（Issarak）分子俘虏，而当时该地区并无已知的伊萨拉活动。

这当然是为了掩护他在金边的合作者，使其免于被指控教唆非法活动，因为实际上，山玉成和Sichau前往了扁担山脉（Dangrek）的山麓，建立一个“解放区”，为真正的独立和革命而努力。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许多爱国的中产阶级青年被他崇高的理想和反殖民爱国主义所吸引，加入了他的行列。他们在森林里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社区，在那里他们耕种、进行军事训练，并偶尔出击攻击朗诺的柬埔寨武装部队。他们还试图将现代思想带给他们所居住的农民，并统一和重组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各种伊萨拉团体。

回想起来，他们几乎没有取得持久的成功，但他们无疑是一个催化剂，推动了西哈努克和法国走向独立。他们也引起了国际关注，1954年11月，尼赫鲁在暹粒停留，会见了山玉成，在亚洲，作为一个既非共产主义又诚实的战斗型民族主义者，他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对施密德博士的采访正是尼赫鲁访问所带来的宣传效应的直接结果。

山玉成的运动最终分崩离析。1953年的完全独立和1954年日内瓦协议强加的新民主，使他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他的大多数年轻人回到了金边，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了教师、银行家或商人，而山玉成本人则回到了越南南部，最终为了当地高棉人的利益，深深卷入了印度支那战争的美国一方。

显而易见，1954年《新高棉人》代表所阐述的目标和原则，与民主柬埔寨（DK）力量所持有的原则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当这些原则被波尔布特派系解读时。当然，西哈努克已经说过，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曾经是“山玉成派”（Thanhists），这对他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负面评价，因为山玉成是反西哈努克的。西哈努克的指控，即使完全属实，也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柬埔寨民族主义的潮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可以追溯到或触及山玉成的活动，而且在不同时期，像乔森潘（Thiounn Mum）、宾努（Penn Nouth）和涅刁龙（Nhiek Tioulong）这样迥然不同的人物都可以被归为“山玉成派”（尽管据我所知，朗诺不在此列）。民主柬埔寨领导人据称曾是“山玉成派”这一点之所以有趣，仅仅在于他们的一些重要原则、目标和政策可以被看作是源于或酷似山玉成政治运动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或边缘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目标和政策；而现在，当民主柬埔寨集团在其更宏大的目标上失败，转而以反越沙文主义作为其存在的理由，并似乎愿意甚至渴望参与中央情报局可能正在策划的任何疯狂计划时，审视这些特征就显得尤为有趣。自1978年以来，波尔布特几乎复制了山玉成的转变——从真正的左翼革命者到极端民族主义者，再到渴望得到任何方面支持的流亡阴谋家。

因此，我想指出，民主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可能不仅仅在于1975-79年间的反常行为，其某些思想和实践上的先驱对于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来说可能是不寻常的，并且对柬埔寨革命性质的讨论可能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上文我指出了民主柬埔寨和山玉成派意识形态上的一些共同点，但这并不仅仅是想作为一个思想史问题来探讨。其目的是将民主柬埔寨集团置于政治光谱中，并确定其灾难性政策的思想和理论来源。他们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对此已经有人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不仅仅是越南人称他们为“法西斯主义者”，这种说法在当时语境下毫无意义。

政策取决于理论，政策结果的好坏，部分可归因于其理论。民主柬埔寨的理论有多种来源，其中之一是“山玉成主义”，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很难说在两者的综合中，哪一个变得更为重要。

仅仅因为民主柬埔寨领导人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共人士就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就绝望地捶胸顿足，这都是不够的；同样，一旦民主柬埔寨政权的真实面目连最坚定的信徒都看得一清二楚时，就采取这样的立场也是不够的：即民主柬埔寨的经验可以被忽略，因为这样一个政权在任何真正意义上都不是共产主义的。后一种观点可能是准确的——事实上，在我看来确实如此——但既然民主柬埔寨从1977年起自称“共产主义”，并从1970年或更早就被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如此接受，那么它的“共产主义”问题就不能不加解释地被驳回，特别是对于那些在1979年以前曾为柬埔寨的共产主义革命辩护的左翼人士而言。我们有必要分析和解释，如果民主柬埔寨不是共产主义，它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一个非共产主义政权会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

后一个问题，在最浅的层面上，是相当容易回答的——至少对于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如此肮脏的词汇，以至于非此派别的人不会采用这些名称，或者认为采用这样一个术语就足以成为“它”的人来说是如此。然而，今天应该清楚的是，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在表明其真实性质方面，并不比声称自己是民主的更有价值。一个非共产主义运动采用“共产主义”这个词，与泰国、韩国或中南美洲部分地区使用“民主”一词如出一辙；正如我们不会用那些“民主”政权来评判民主实践一样，我们也没有必要用任何选择采用该名号的政权的行为来评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尽管在财产所有权、管理和分配方面存在差异，促使了这些术语的选择，但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往往因为这些术语的情感价值而选择它们。“民主”在战后初期很受欢迎，“社会主义”稍晚一些，随着东欧的发展而兴起，最后，更大胆的是“共产主义”，无论其经济结构或社会政治政策是否符合传统的共产主义学说。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新政权自称为“法西斯主义”，尽管它与法西斯欧洲有相似之处，并且某些政治精英公认具有法西斯倾向。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这个术语，如果不是这个制度本身，已经失去了所有信誉，只会引起纯粹的负面反应。

当然，今天，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与创始人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偏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术语已经失去了所有有用的意义，并且用这些术语进行的任何分析都是无用的。

下文我希望展示这种看法的无效性，迄今为止关于柬埔寨的讨论，无论是在左翼还是右翼，都表明大多数严肃的观察家仍然认为这些术语具有一定的分析价值。当然，一些左翼学者曾一度在柬埔寨的经验中看到了一种新的、独特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意义的进步共产主义形式。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看到在一个落后国家，在一场由一小群知识分子领导的、没有工人阶级参与的农民战争之后发生了一场革命，他认为这对整个非洲都有借鉴意义。他说，那里的革命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在城镇中获得盟友。据他所说，非洲革命者对中国或越南做出了错误的类比，强调了农村的分裂，从而导致了失败。但他表示，柬埔寨人是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识到自己既不是中国也不是越南，组建了一支农民军队，赢得了城镇中工人和被剥夺者的支持，以及资产阶级的爱国部分，并最终取得了胜利。¹²

马尔科姆·考德威尔（Malcolm Caldwell）指出，尽管无产阶级微不足道，柬埔寨人却进行了一场成功的解放斗争，并同时采取了重大措施来提高生活水平和整体士气。他将柬埔寨的案例视为一个典范，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示了如何摆脱国际贸易网络及其价值转移，并最终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做出改变。¹³

E·撒迪厄斯·弗拉德（E. Thadeus Flood）看到了亚洲农业共产主义在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的人道主义潜力，并补充说，“最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发生在”类似于泰国的、前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并非偶然”，他所指的只能是中国、柬埔寨、老挝或越南。¹⁴

这三位作者都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熟悉第三世界的革命发展，然而他们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每一点都错了。这是因为他们对事实了解不足，对革命本身抱有浪漫的依恋，还是因为柬埔寨革命确实很特殊而受到了误导？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1975年后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在许多方面与山玉成的意识形态相似，包括沙文主义——这是山玉成运动最后阶段的一个方面，也是朗诺政权的特征——那么，在波尔布特领导下发展的柬埔寨革命的具体特征是什么？它真的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吗？它仅仅是一场遵循山玉成目标的民族主义革命吗？它纯粹是一场农民革命吗？它是乌托邦式的吗？

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显然认为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启发的共产主义革命。这在一般意义上和在柬埔寨的具体案例中，应该意味着什么？

因此，接下来的讨论必须描绘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革命和柬埔寨革命的具体特征，并检验它们的一致性。

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革命，是社会通过一系列由物质决定的、逻辑上必然相继发生的阶段，并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进程中的特定时刻。每个阶段，或生产方式，都由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并通过其统治阶级从民众中榨取经济剩余的方式来定义。当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受到现有生产关系的阻碍时，就倾向于发生从一种模式到另一种模式的转变，这种关系必须被打破，从而引发革命。结果，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出现，并以新的方式榨取剩余。这个过程在理论上应该以一场建立无阶级、无剥削社会的共产主义革命而告终。

原则上，革命可能发生在通往最终建立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任何过渡关头，尽管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上。这无疑是因为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及其过渡，也因为他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资本主义下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这意味着先进的工业化和庞大无产阶级的形成。“现代社会主义力求实现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不仅需要一个无产阶级……还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在其手中得到了发展。”¹⁵

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很少考虑社会主义从任何其他社会经济形态中发展的可能性，而在马克思的时代，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会首先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即西欧和美国实现。此外，由于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发展而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似乎暗示着共产主义只会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而资本主义又只会从封建主义发展而来。后一个假设后来得到了日本案例的支持，日本是西欧和美国之外唯一一个实现自主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国家，也是西欧之外唯一一个被承认存在真正封建主义的国家。

然而，另一方面，所有导致被其自身或其敌人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权的革命性变革，都发生在并非处于先进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中，并且在政治方面表现出了一些会震惊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特征。

马克思确实考虑过非资本主义国家，如19世纪的俄国，可能“从其特别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状况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¹⁶ 他得出结论，俄国公社“可能成为‘社会复兴的基石’……但只有在某些条件下”——“只有在俄国和西方都发生社会革命”，“如果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从而使两者相辅相成”。¹⁷ 也就是说，马克思视为共产主义先决条件的高度技术发展，将通过国际一体化，也支持更落后的俄国的革命；而俄国农民公社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将为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关系提供基础。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考虑绝不为农民国家独立跃入社会主义提供理由；即使在马克思关于俄国的假设中，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农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关系是否是工业社会共产主义关系的合适基础。

恩格斯后来为其他“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国家提供了同样的可能性，但仍然“前资本主义西方的榜样和积极支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¹⁸

假设中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序列的关键特征是，在第一个阶段，一个城市资产阶级出现在现有农业社会的缝隙中，首先通过商业，然后通过制造业为生，发展为在国内外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生产。随着制造业的增加，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最终农民通过各种方式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与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被迫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成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就此实现。随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变得更加众多和重要，农业变得更加资本主义化，经济生活的社会性质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经典模式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刻，不存在农民问题，因为农业要么已经资本主义化，要么农民很快就会看到并入大规模生产单位的物质优势。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断言，上述序列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的单线方案，所有社会都注定要经历，在他们的分析中，非西方社会被强行归入这些生产方式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亚洲来说，是封建模式，这意味着它们最终应该首先成为资本主义，然后是社会主义。然而，这种理论上的强行归入，使得“封建”的含义被稀释到失去了所有分析价值的程度。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西欧的资本主义显然是从该封建主义的某些特定特征中发展出来的，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是有效的，那么同样的资本主义就不会从那些缺乏这些特定特征的其他形式的“封建主义”中发展出来。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20世纪亚洲社会中出现的明显的“资本主义”发展。它们并非独立地从封建主义中产生，在许多重要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至少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考虑称它们为“资本主义”是否合适。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即使在城市中存在资本主义部门，无产阶级仍然很小，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亚洲的资本主义往往不是本土的，而是输入的。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未相信亚洲是封建的，而是认为它以一种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AMP）为特征。关键的区别在于，在封建生产方式中，土地由个人在多层次的等级制度中私有，存在法律上承认的相互义务，农民与他们的领主有直接关系。因此，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发展，而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私有制概念在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中已经存在。然而，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私有制概念薄弱或不存在；理论上所有土地都属于国家，国家通过任命的官员与农民社区打交道。对应于西方封建贵族的阶级由这些官员组成，他们对土地的使用权或现金或实物收入的索取权取决于国家的意愿。因此，商业城市的发展或资产阶级成长的空间要小得多。¹⁹

马克思本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将摧毁亚细亚生产方式（AMP），并将资本主义组织强加于亚洲社会。然后，在共产主义在先进的西方取得胜利后，世界其他地区将紧随其后。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正如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一样，关于西方经典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外的生产方式的本土过渡问题，或现代亚洲革命的性质问题，都很少受到关注。

因此，古典马克思主义没有关于西方方案之外的生产方式（AMP）进一步发展的理论，但除非AMP完全是静态的——它显然不是——我们也应该预料到，当其生产力受到其生产关系的束缚时，革命也会发生。这样的革命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评估其性质是进步还是倒退时，重要的一点是它是否将其社会带到了一个更高的生产水平。

当然，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多么需要它，都不会凭空出现，而是在一定数量的人决定以某种方式行动时发生。他们的成功取决于评估客观物质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熟，可以发展到下一个阶段；而且由于在现实世界中，条件从未完全复制理论方案，因此出现了唯意志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当理论上的理想条件不存在时，一场革命能被推动多远？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不能简单地被法令规定，也不能立即从农业封建主义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直接跳到工业社会主义。在革命条件成熟之前夺取国家政权是可能发生的，但这只意味着旧制度在新管理下的延续，甚至倒退到更低的经济水平，而不会是革命性的。

这个问题首先出现在革命前的俄国，当时它仍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形成尚未达到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建构主义者认为足以进行社会革命的水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在一个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本身尚未准备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唯意志论地强行推行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当明确西方不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来提供必要的援助时，斯大林领导下的俄国走向了“一国社会主义”，实行强制性工业化和快速集体化，以便从农民身上榨取投资剩余。²⁰

1945年后成为“社会主义”的东欧大部分国家也是如此。其中一些国家甚至比革命前的俄国更加彻底地是农民国家；就像在苏联一样，“社会主义”意味着，在重建战争破坏之后，强制性工业化、无产阶级化，以及迫使农民就范的措施——也就是说，在国家控制下，强行推行本应在资本主义下发生的发展。尽管有时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工业方面，但政治制度往往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压迫性的，这似乎证明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匮乏和稀缺之上。²¹

随着场景转移到亚洲，问题变得更加尖锐。那里几乎没有本土资本主义，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社会的农民特征更加突出，剩余仍然通过政治而非经济手段榨取。无论亚洲（或非洲、中东）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革命已经发生并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发生，这既是由于这些社会内部的矛盾，也是由于对外国征服和剥削的反应。

此外，如果这些革命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和消除阶级剥削，就必须选择一条唯意志论的道路，因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条件发展得如此薄弱——它们是农民农业社会，工业极少，无产阶级微不足道。必须同时实行国家强制的工业化，以达到一个可以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水平，并持续关注现有的生产关系，因为如果一个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社会仅依赖生产力的自然增长，某种资本主义，至少是“国家资本主义”，伴随着不可接受的阶级分化程度，很容易发展起来。

正如苏联和中国所显示的，这种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唯意志论行动存在着真正的进步可能性，因为可以采取许多措施来释放和利用以前被阻碍和浪费的生产资源。但也存在着由自然资源及其现有开发程度、人口规模及其教育水平、以及文化上可接受的组织和社纪律程度等因素施加的实际限制。在这些因素的任何一个或全部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为了榨取用于投资和发展的剩余，就必须对人口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存在一个理论上的底线，在这个水平上，唯意志论地跳入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并且在没有外部援助或融入一个更大实体的情况下，除了自给自足的农业加上手工业之外，别无可能。如果我们不确切知道这条线在哪里，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像一个农民村庄这样小的政体位于其下，而像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农民国家，如果没有它获得的大量外国援助，是无法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存下来的。当然，如果一个任何规模的农民政体愿意放弃现代物质文化，它可以选择退出，在一个基本的农业共产主义制度中存在，这是东南亚某些边缘村庄叛乱分子所采取的路线，也是1975年后柬埔寨所面临的选择。²²

另一方面，芬兰在1945年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人口比柬埔寨少，但拥有一支受过异常良好教育和纪律严明的劳动力队伍以及一个高科技工业核心，它在社会主义下的成功可能性，或许会和它在资本主义下一样大。

对于这类社会中的任何一种发展，都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物质和人力资源。浪费任何一种资源都是危险的，而且浪费的危险——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权中都是如此——随着人口和生产基础规模的减小而增大。在美国几乎不会被注意到的挪用公款程度，在阿尔巴尼亚、芬兰或战前的柬埔寨可能是灾难性的；而在苏联或中国，对工程师或医生要求思想纯洁的余地要比在民主柬埔寨大得多。无论其目标如何，所有革命社会都将受到其基本物质条件的制约。

因此，如果亚洲人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分析和规划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独特的历史变迁蓝图，他们是正确的。如果社会主义，或任何其他通往社会主义的进步阶段要到来，就必须以不同于欧洲的方式来完成。革命计划必须以某种方式建立在农民的基础上，而不是城市工人。

相反的论点是，在发达的西方社会化之前，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在实践中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日益加剧的剥削迫使农民和城市贫民起来反抗。亚洲的进步人士在寻找利用革命潜力来建设新的、更好的社会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物质条件非常低下，结果可能比旧的状况更糟。

亚洲的革命已经并将继续从两个主要情境中产生：（1）反殖民斗争和（2）导致武装斗争的国内压迫。除了在第一种情况下驱逐外国政治机构外，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有两种主要策略：（a）进行一场有利于地方精英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将走上本土资本主义或伪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或者（b）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发生暴力革命或殖民战争，（a）可能行不通，因为胜利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农民）军队将拒绝接受它；在（1）的情况下，如果冲突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解决，地方资产阶级很可能比殖民政权更具压迫性，最终导致（2）。至于（b），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会指出，发展到进步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这种尝试将会退化。但是，以俄国和东欧革命为特征的唯意志论，仍将作为进步的、尽管不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例子，而伴随它们的政治压迫，在其他类型的政治和社会压迫一直是常态的社会中，则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²³

柬埔寨距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想状况比俄国、东欧或中国还要遥远。那里几乎没有工业或发展工业的自然资源，这个国家几乎是一个可以找到的最彻底的农民社会。不仅其资源几乎完全是农业性的，而且其人口受教育程度低，不习惯劳动纪律，唯一可以释放出来用于更具生产性用途的资源就是非熟练的人力。经济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封建主义，而是掌握在一个官僚原始资本主义阶级手中，他们通过高利贷和税收从大多是独立农民的群众中榨取经济剩余。

1945年至1954年间的第一次革命运动是出于民族主义原因反对法国的，到1952年，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地区已经解放。然而，1953年实现的独立主要是越南战争压力的结果，其条款有利于国王和传统统治阶级，反殖民斗争于1954年以柬埔寨革命者的失败告终。因此，这是一种反殖民斗争的不稳定局面，国王及其官僚集团继续控制并因独立而获得信誉，而农民在外国统治者离开、税收暂停征收后，保持了数年的平静。²⁴ 到了20世纪60年代，城市精英的需求导致了加紧从农村榨取剩余的努力，农村的抵抗遭到了压迫，革命压力在1967年以可能是自发的农民起义爆发，并从1968年起在共产党领导层的指导下进行了武装斗争。²⁵

上文我概述了该党的历史，并指出一个与越南共产主义紧密相连的柬埔寨共产党原始团体，逐渐被一群年轻的、受过法国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取代，后者成为了民主柬埔寨的领导层，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则由早期传统的幸存者领导。现在，我想提供一个假设性的概述，说明第二批人是如何以及为何在党内掌权，并采取了被证明是灾难性的“贫农主义”和反越种族主义作为他们的主导政策。

尽管缺乏资料，以下内容必然是假设性的，但关于20世纪50年代从法国回国的并最终领导了革命的年轻人，有两点可以假定：他们对民族问题特别敏感，因此不太愿意与越南密切合作；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优越的教育背景使他们有权迅速，甚至立即，上升到党内的领导职位。这两点推论都与受过高等教育的柬埔寨小资产阶级普遍观察到的态度相符。

这些推论得到了以下情况的支持：这些归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个公开依附于合法的共产主义组织“人民派”（Pracheachon），就他们公开参与政治而言，他们是在民主党（Democrat Party）中活动的。民主党是山玉成激进资产阶级传统的继承者，在1955年选举前，他们将该党推向左翼，与共产主义的人民派竞争。

尽管老共产党员可能欢迎归国者的才能，但似乎并没有考虑将他们提升到最高职位，而他们获取权力的努力也必然会引起怨恨。这种怨恨在农笋（Non Suon）的供词中有两处表达，²⁶ 不幸的是，这并非他亲笔所写，而是审讯者对他言论的总结。据称，他说归国者的阶级背景不正确——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贫农及其代表来领导（人民派选择了犁作为其标志，并被普遍称为“犁党”）。

尽管这类供词性质特殊，但这听起来很真实，它揭示了波尔布特集团可能会采取的路线。首先，他们必须与人民派同样甚至更加倾向于贫农；其次，他们必须在其他革命团体中寻求战术支持，这些团体不信任人民派与越南的联系。这些团体包括非共产主义的伊萨拉派和山玉成的追随者；这样的立场与他们在民主党而非人民派中的公开活动非常吻合。

他们推测的反越立场很可能不仅仅是战术性的。在他们柬埔寨的大学前教育中，他们会接触到一定程度的“世仇”思想灌输。然后在巴黎，他们可能遇到了越南共产主义者，这些人认为老挝和柬埔寨应该在印度支那革命中追随越南的领导。²⁷

回到国内后，他们的反越立场会吸引像西南区的莫克（Mok）和北-中区的波克（Pok）这样的前伊萨拉成员；²⁸ 而他们采纳的贫农主义也会吸引同样的人，这些人可能对山玉成支持者过于资产阶级或精英主义的特点感到反感，尽管后者也同样有推翻西哈努克和传统精英的目标。莫克在1963年出人意料地被提升到党的中央委员会，越过了他当时的上级，即西南区书记，而波克在1951年开始伊萨拉生涯并被监禁3年后，于1957年试图安定下来，但在1964年因政府迫害再次被迫成为持不同政见者。²⁹ 因此，赫德（Heder）对波尔布特-莫克-波克联盟的描述将非常接近事实，但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初，而不是1975年4月之后。³⁰

起初，其所有的影响可能并未被完全想清楚，即使是波尔布特本人。据农笋说，他显然既与人民派秘密合作，帮助起草其章程，又与民主党在其重组中合作。

一旦走上这条路，其逻辑便导致了越来越极端的立场。像莫克这样的叛乱者，他本身是贫农地区的一个农村小资产阶级，那里曾有大量的越南移民，他会是反越南的，并且可能对所有知识分子都持怀疑态度，但他们会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国家组织和获取权力的政治方面的特殊能力；为了维持这些人的支持，知识分子将被迫在激进的贫农叛乱和反越沙文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³¹ 如果他们加入了人民派，他们将仍然处于第二梯队，并被迫与越南人合作。为了获得权力，他们必须接受并从思想上为传统的农民叛乱辩护，而这最终将农民的落后目标和理想强加给了他们。

有趣的是，这正是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认为在拉丁美洲必须发生的事情，他在那里为成功革命设想的场景与民主柬埔寨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像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和柬埔寨这样的地方，工人阶级太小或因其他原因不够革命性，正统的“工农联盟往往在一群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中找到其连接环节，游击队指挥官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从他们中招募的。”“一个孤立和受辱的农民阶级接受[他们]……作为其政治领导。在唤醒和动员[农民]的斗争中，发生了一种临时的权力委托。另一方面，……为了不篡夺一个仅仅是被授予的职能，这个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必须……‘作为一个阶级自杀，以便作为革命工人重生，完全认同他们人民最深切的愿望。’……来自城市的少数启蒙者，每天体验着他们第一次接触的农业现实，他们逐渐吸收其需求，从内部理解其愿望……并使这些愿望成为他们的行动纲领。”³²

在任何农民起义中，压倒一切的、或许是唯一构思完善的目标，就是摆脱任何被认为是压迫或剥削来源的东西。在东欧大部分地区，那是地主阶级，一旦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运动就失去了动力。在柬埔寨，问题是高利贷和债务，而不是地主，其最终根源是城镇。³³ 因此，尽管我们不知道是谁首先构思了疏散城镇的计划，但这一行动立即解除了农民的负担，他们必定对此表示赞同。波尔布特派系的这一政策对农民来说，会比越南那样的共产主义政策有趣得多，后者强调城市工业发展，同时许多被视为剥削阶级的人仍保持着相对优越的地位。

当然，波尔布特及其同伙不仅仅是农民主义者，他们还有一个快速经济发展并消除土地和设备私有制的目标，这一政策源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但通常对农民没有吸引力。疏散城市并将城市人口转变为可被剥削的农村工人阶级，会为基础农民（他们似乎在1975-77年间至少事实上占有自己的土地和工具）减轻国有化的冲击。³⁴

实现如此激进的目标，若非1970-75年的战争彻底摧毁了柬埔寨社会，恐怕是无法达成的。早些时候，当这样一个极端的解决方案可能还无法想象时，第一份指明柬埔寨发展道路的分析，即乔森潘（Khieu Samphan）1959年的博士论文，就明确不是革命性的。乔森潘后来成为1975年后民主柬埔寨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论文既非马克思主义也非列宁主义。它呼吁发展本土资本主义，脱离国际资本主义网络。森潘希望通过经济变革而非暴力来瓦解他所认为的“封建”旧柬埔寨社会，并扶植一个民族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在限制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诱导和强制发展资本主义，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19世纪德国民族复兴时期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而非马克思。³⁵ 柬埔寨社会的农民性质被考虑在内，即农业应被强调，所有工业都应以农业为基础。

乔森潘的这些思想，与反越沙文主义或农民利益并不抵触，代表了一种在通往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极端唯意志论。在从封建社会（乔森潘将柬埔寨等同于此）向资本主义的真正过渡中，一个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征服政治权力，然后根据情况，可能会施加自主工业增长所必需的限制。然而，柬埔寨并非封建社会，而是从衰落的亚细亚模式中发展出来的官僚原始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一个官僚-皇室精英，他们榨取剩余的首选方法不是通过低薪无产阶级生产商品，而是通过租金、高利贷和税收来压榨农民。在柬埔寨，私有财产是由法国人引入的，土地的出售或其积累不再能受到以前习惯性的皇室所有权的限制。紧密的村庄公社早已被消灭，可能是在吴哥时期，留下了一个原子化的农民阶层来面对国家、其代理人或私人商业利益的需求。官僚机构仍然由旧精英主导，仍然是柬埔寨社会中最强大的群体，而小型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国人，因此处于不利地位，并且高层更感兴趣的是商业运作而非生产性投资。官僚机构或资产阶级积累的大部分剩余随后被用于奢侈品消费、存入外国银行或投资于巴黎房地产，当柬埔寨统治阶级对工业运作表现出一些兴趣时，也是为了将其作为个人最大利润的俸禄来管理，而这些利润又被用于奢侈品消费，而非进一步投资。20世纪60年代后，最大的工业是国有的，并交由官僚管理，他们利用这些工业来中饱私囊。³⁶ 少数真正的初生资本家通常被官僚们排挤出去，要将资产阶级倾向的人推上权力宝座，可能需要一场暴力的资产阶级革命，也许是山玉成式的。³⁷

乔森潘的计划并非马克思主义，其失败不仅归因于柬埔寨精英的反对或战争，还因为他未能准确评估国内的真实情况。此外，战争（1970-75）的发展方式使得整个城市部门都站到了敌对一方，即使乔森潘的计划在其他方面是可行的，也变得不可接受。越南给柬埔寨的建议似乎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柬埔寨尚未准备好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应首先合作促成越南的胜利，然后跟随越南走向社会主义。

乔森潘的计划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可以不经革命就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更不用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可以从非封建的前资本主义模式走向资本主义了。当然，除非有国家赞助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就像在俄国那样。但在柬埔寨，已经太迟了。统治阶级与国际商业联系过于紧密，农民也无法再被进一步剥削。

柬埔寨革命并非基于乔森潘的计划，除非是在农民社会中农业至关重要，工业应在农业及地方森林和矿产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这一点上。民主柬埔寨的纲领，相对于乔森潘的论文，代表了跳过一个阶段，从“官僚原始资本主义”（乔森潘的“封建”）到农民共产主义，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只能是一条倒退的道路。不仅乔森潘的计划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当革命最终发生时，它与森潘的预测也大相径庭。

柬埔寨革命事实上是在1975年4月夺取政权后发展的，它与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古典的还是修正主义的，以及与早期亚洲革命的实践都形成了对比，因为它完全建立在农民的贫困阶层之上。

1975年4月，包括工人在内的全部城市人口被降为新社会的最低阶层，除极少数例外，他们被驱逐出境，只携带极少的财物，通常被送到极端艰苦的地区从事农业劳动。尽管生产必需品或提供必要服务的工厂没有被拆除，在某些情况下合格的工人也留在了岗位上，但他们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形成一个享有特权的无产阶级，并且在1977年之后逐渐被驱逐到农村，由出身贫农的、受青睐的非熟练青年取而代之。

在农村，尽管正式的所有权被废除，但属于受青睐类别（基础民众）的农民通常仍然占有他们的生产资料、房屋、家禽和自留地，并且在食物消费方面享有事实上的而非法律上的特权。

城市人口，无论贫富，都被剥夺了财产，完全与任何生产资料分离，实际上被迫用他们的劳动力来换取生活必需品。被交到他们手中的新生产资料明确不属于他们，而是“安卡”（angka，即“组织”）的财产，对其造成损害可能导致严厉的制裁，甚至死亡。他们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而实际上是一个农村的准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正式的选择工作与否的自由。然而，即使他们被给予了这种自由，他们完全缺乏生产资料也会迫使他们为微薄的工资而工作。实际上，剩余是通过政治和经济方法的结合从他们身上榨取的。

这些新的农村无产者和处境稍好的基础民众都被组织成自给自足的社区——村庄、合作社——这些社区拥有并被鼓励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来管理内部事务，只要高层的总体指示得到执行。这些社区生产的剩余，在完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是以实物形式上缴给上级机关，或以劳动力形式，既是税也是租。部分剩余用于出口，换取国外必需品，其余则用于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主要是水坝和运河，并最终用于对越南发动战争。

因此，从结构上看，民主柬埔寨的基本结构与亚细亚生产方式（AMP）有许多相似之处，从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转变角度来看，很容易将柬埔寨发生的事情视为从官僚原始资本主义向原始AMP的过渡，其中一个庞大的受压迫阶级（前城市居民）被组织起来，用于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主要是水利工程，就像古代柬埔寨一样。

或者，民主柬埔寨可以被归为一种“官僚集体主义”（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梅洛蒂（Melotti）认为这是亚洲社会试图唯意志论地跳入社会主义的结果。表面上看，官僚集体主义的五个主要特征似乎很吻合：（1）财产由一个阶级整体拥有，（2）经济按计划运行并与市场隔离，（3）“指挥地位”由用于扩大使用价值再生产的机器占据，而非交换价值，（4）人对人的直接剥削，以及（5）政治和组织权力的集中化。⁴⁰

然而，在他对俄国的讨论中，梅洛蒂表明他暗示了更多的东西，即“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强行加速的需要”涉及到在新政权的“扩大使用价值再生产的机器”内，对旧政权现有工业和官僚机器的占用和利用。梅洛蒂甚至没有考虑像民主柬埔寨这样的案例，这与他所认为的进步形态——官僚集体主义——是无法调和的。⁴¹

相反，民主柬埔寨恰恰是马克思观点的一个精确例证，即“没有足够的生产力水平，公有制生产关系只会导致生产方式的停滞和衰退——阶级差别将由此重新出现。”⁴² 回归亚细亚生产方式（AMP）无疑代表了一种衰退，而新的阶级差别在柬埔寨不仅仅是重新出现，它们是作为民主柬埔寨政策的一部分被强加的。

然而，仅仅证明柬埔寨倒退到对AMP的粗糙形式上的模仿，并不能解释它为什么失败。毕竟，早期的AMP社会展现了辉煌的成就，其中一个就在柬埔寨本土，它充分养活了民众，并为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剩余。为什么现代的AMP不能取得同样的结果？或者，如果考虑到民主柬埔寨极其短暂的生命，为什么朝那个方向发展的初步迹象之后，会是如此急剧的恶化？

第一个原因是，对前城市人口——大约一百万真正从未在土地上生活过的城市居民——的经济上不合理的使用，他们构成了新“解放”的生产力的主要部分。当他们被留在未开发的地区自生自灭时，他们无法有效地工作，不仅未能产生多少社会剩余，而且即使在他们微薄的饮食下，也可能消耗的比生产的更多，或者大批死亡，这代表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损失。那些被整合到基础农民村庄的人，在至少几个月内，也是资源的消耗者而非剩余的生产者。从经济上讲，将他们留在城镇从事强制性的工业、手工业或轻农业工作会更合理。由于经济上被滥用的城市人口的沉重负担，以及必须投入到修复战争破坏和计划中的新灌溉工程的巨大剩余，许多基础民众——特权阶级——的生活水平也受到了挤压，即使在他们的情况下没有导致身体恶化，也导致了怨恨和日益不情愿的合作。

民主柬埔寨/新亚细亚生产方式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将人口极端拉平到贫农地位，这在理论上是为了实现分配平等，以及在生活所有领域的禁欲主义和公共食堂，这些都不是AMP在任何发展水平上的基本特征，也未曾成为任何已知AMP社会的特征；它们只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

在任何一种以非经济手段（而非纯粹暴力）榨取剩余的生产方式中，榨取过程的成功取决于它与习俗的一致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被生产者和统治者所接受。因此，在吴哥时期，榨取机制与宗教实践和寺庙组织紧密相连；生产无疑被视为对神明和国家的义务。此外，这些古老的AMP社会是从村庄中缓慢发展起来的，习俗缓慢积累，被视为世界运转的必然和正确方式。⁴³ 吴哥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形态，除了为统治者提供奢侈品外，无疑也为基础民众提供了他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所需，当然也包括充足的食物。⁴⁴ 当一个AMP通过推翻所有旧习俗而突然被创造出来，并且税收/租金在表面上看不到任何回报，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1975年4月，战争结束后，柬埔寨的基础农民可能希望恢复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减去他们以前遭受的剥削。他们可能也乐于有机会反过来剥削城市居民。但他们肯定对公共食堂、过度的劳动管制或失去财产所有权感到不满；当他们意识到剥削城市居民并不会使他们的生活显著改善，相反，他们最终将被迫降到同样的水平时，他们可能感到不满意。

为了进一步说明柬埔寨革命的特殊路径，将其与某些其他革命，包括亚洲和西方的革命进行一些比较是很有用的。

值得比较的亚洲革命是那些在获得民族独立后立即进行（b）“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国、朝鲜和越南。在前两种情况下，经济上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在生产指数还是在人民的普遍福利方面。在这两种情况下，也像在苏联一样，尽管这些社会以农村和农民为主，但强制工业化受到强调，城市发展受到青睐，即使考虑到农民生活的混乱，粮食生产和分配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政治领域，就像在东欧一样，对于西方人来说，记录并不那么令人羡慕，尽管至少中国比苏联要温和得多。另一方面，朝鲜的政治制度，即使是一位同情的学生也将其描述为“以社会主义之名建立的最可怕的制度之一”，尽管人们很少关注它可能与传统习俗相符的可能性。

尽管在规模、人口和先前的工业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这应该会使详细比较的价值受到质疑，但必须对中国给予一些关注，因为1979年后的柬埔寨政府和越南人断言，民主柬埔寨政权是中国影响的结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在其农民军队取得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将其招募政策从强调农民转向工人和知识分子，即城市人，并启动了一项城市工业发展计划，这与民主柬埔寨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反。

文化大革命，现在被指责为民主柬埔寨的罪恶之源，并在20世纪60年代吸引了许多柬埔寨左翼领导人，尽管其言辞中有一些关于将资源重新导向农村地区的内容，但它“本质上是一场城市运动。其重大的政治斗争是在城市中进行的……其主要的革命行动者是城市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而那些最钦佩它的柬埔寨共产主义者，恰恰是波尔布特清算的首批主要人物。

由于在这一点上存在一些误解，无论是在柬埔寨革命的受害者中还是在外国公众中，简要回顾一下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构，以表明它与理解民主柬埔寨几乎无关，可能会有所帮助。

表面上存在相似之处，因为毛主义的目的是“对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生活进行彻底的重组和改造——而且，还要对其人民进行精神改造。”⁵⁰ 然而，“大学生是第一批响应毛主义号召反抗既定权威的人”，文化大革命的突击队——红卫兵——就是由城市大学和中学的学生组成的。后者随后散布到全国各地，进入工厂和公社，在那里他们有时“与工人农民的敌对叛乱团体发生冲突。”⁵¹ 在这些运动过程中，他们不仅攻击了他们最初的目标——走资派，还攻击了地区和省级党组织。

此后，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的政治行动者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工人和士兵”，但不是农民。结果，一个被低估的因素，“城市工人阶级的自发社会和政治激进主义”获得了“其自身的动力”，直到1968年才结束。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最初的16点之一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第一次尝试是在中国最工业化和最激进的城市上海进行的。请注意，城市工人要在城市夺取并掌握权力，他们的队伍“在早年被非自愿派往农村的工人返回城市[我的重点]要求工作和住房时扩大了”。文化大革命“暂时给他们带来了[摆脱官僚党控制的]自由，可以建立自己的组织，摆脱旧的组织束缚。”⁵²

在柬埔寨，从未发生过这种学生和工人反对官僚主义和党的愤怒爆发，那里的党领导最贫穷的农民反对其他所有人，而学生和城市工人则被视为“阶级敌人”。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在政治上大部分保持平静”，并且“绝大多数农民从未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这与“北京领导人的愿望相符，他们的政策是使农村免受城市斗争的影响”。农村的社会改造，作为中国政策的一个持续目标，在“没有……乌托邦式的革命热情”的情况下进行。⁵³

然而，农村地区从文化大革命中也获得了好处，体现在“农村工业化计划的大规模复兴”以及“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迅速增长的农机和化肥产量大部分由地方农村工业生产”。“城市……为新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和技术人员”；而“其结果是……许多农民转变为全职或兼职的产业工人；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大幅提高；以及为农村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投资创造了新资本。”⁵⁴

因此，文化大革命在每一点上都与柬埔寨的经验相反，在柬埔寨，技术被忽视，来自城市的技术人员被转变为没有购买力或资本生成潜力的农民。没有什么比断言民主柬埔寨的暴行是由于“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痴迷……让农民‘再教育’知识分子”或者“红色高棉犯下的大部分罪恶荒谬行为的灵感”在于文化大革命更缺乏分析敏锐性了。⁵⁵

作为一个可能的灵感来源，对柬埔寨共产主义者来说，1958-60年的大跃进要切题得多。在其意识形态中——“一种唯意志论的信念，认为人的意识和道德品质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一种民粹主义的信念，认为真正的革命创造力存在于农民群众之中，以及一种对落后所带来的革命优势的特殊信仰”——以及在其“消除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愿望中，都与波尔布特主义有明显的相似之处。⁵⁶ 早在1957年就开始的“大规模灌溉和水利运动”，其中农民劳动力被组织成旅和工作队，“以军事化的纪律运作，执行专门的劳动任务……就像在现代工厂里一样”，似乎明确地预示了二十年后在柬埔寨实施的情况。在中国，这种工作组织方式也严重扰乱了传统的家庭生活，即使“最激进的毛主义者仍然坚定地致力于维护核心家庭……[并]信奉高度清教徒式的性道德”；并且有要求“彻底废除个人财产和进行普遍的社会平均化”。⁵⁷

毫无疑问，柬埔寨领导人受到了他们所听说的中国这些发展的影响，但在将中国经验应用于柬埔寨时，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异。中国人一直担心“城市工业化的弊病”，⁵⁸ 这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一个担忧，并希望通过农村工业化来缓解。大跃进并非反工业，城市，更不用说城市工人，也未被视为敌人。另一方面，柬埔寨人希望惩罚整个城市人口，城市没有被农村化，而是被忽视，有时甚至被摧毁，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实现农村工业化。

如果柬埔寨人打算效仿大跃进，他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完全改变了他们实验的内容。至于文化大革命，它在民主柬埔寨的反映仅仅在于对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蔑视和阶级斗争的暴力。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表明，前一种倾向在某些客观情况下会自发出现，而后者不仅将柬埔寨和中国联系起来，还将伊朗或萨尔瓦多联系起来，因此在历史分析中价值不大。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与柬埔寨的并置似乎更具相关性。其较小的规模和人口（约是柬埔寨的两倍）使它们更具可比性，朝鲜的自力更生政策与柬埔寨相同，而民主柬埔寨新闻广播中对朝鲜的关注表明，柬埔寨人敏锐地意识到朝鲜的发展，或许希望效仿它们。

朝鲜在1950-53年战争之后，其革命发展从一个比1975年柬埔寨更低的起点重新开始。它被严重摧毁，以至于战争期间一度，美国轰炸机因无目标可炸而停飞；人口损失据估计在11-15%之间。⁵⁹

然而，到了1964年，一位领先的西方非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战后世界所有的经济奇迹在他们的成就面前都黯然失色。”⁶⁰ 事实上，近年来关于朝鲜的几乎所有文章的主旨都是，无论对其政治制度有何保留，一个经济奇迹已经发生。该国实际上实现了极高的增长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且在粮食和工业生产（包括重工业和机床）方面几乎完全自给自足。尽管外国援助，包括经济和军事援助，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朝鲜人特别善于利用它，并保持了对外国干预的独立性。

他们成就中的一些关键数字是，1946年至1970年间，工业和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发生了逆转：分别从16.8%和63.5%变为74%和26%；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从1953年的17.7%城市人口变为1975年的65-70%。在17%的土地上，通过大量投入化肥和灌溉，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自足。从1946年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运动和扫盲闪电战”，这对于成功实现城市工业增长和高科技农业当然是至关重要的。⁶¹

因此，除了自给自足的言辞之外，朝鲜走上了一条与民主柬埔寨截然相反的道路，更加“马克思主义”，并强调发展所有现有资源，无论是人力的还是物质的。一个重要，或许是关键的客观差异是，朝鲜在工业资源方面异常丰富；而这一差异，无论柬埔寨选择何种政策，都会抑制其发展。

对于越南来说，评估更为困难，因为1960-75年的战争。然而，在那之前，社会主义越南无疑是成功的，工业增长，农业自给自足，对外国援助的依赖减少。⁶² 这里也强调了工业及其必要的城市发展，并且这种发展，像在朝鲜一样，得到了有利环境的帮助。这些政策在战后继续实行，如果恢复缓慢，民主柬埔寨的非人道性也未出现。

柬埔寨显然选择了一条与任何可被视为潜在榜样或相关比较对象的亚洲革命不同的道路。柬埔寨也偏离了某些非亚洲国家选择的道路，这些国家起初具有可比的结构和问题，在“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而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肯定知道这些例子。

本·基尔南（Ben Kiernan）曾注意到波尔布特在1950年作为法国学生时访问了南斯拉夫，并评论说，对于一个与当时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举动。⁶³

然而，那次访问，即使在当时就他的政治归属而言是反常的，也显示了这位未来柬埔寨共产主义领袖的聪明、独立思考的好奇心。南斯拉夫，就像整个东南欧一样，在其革命前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上与柬埔寨非常相似，而共产主义在那里发展的方式，对于年轻的东南亚共产主义者来说，无疑是值得研究的。在所有东欧国家中，南斯拉夫以其极小的工业和其社会及革命党压倒性的农民特征而特别引人关注，并且与保加利亚一起，因其农业中小农占主导地位以及大地主数量极少而具有比较意义。⁶⁴

同样有趣的是一个现在基本上被遗忘的情况，即南斯拉夫在西方眼中变得体面之后：南斯拉夫在二战后最初几年的立场，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狂人。在某些问题上，南斯拉夫人似乎比斯大林还斯大林，他们将自己的国家利益推向极端。特别是，他们似乎愿意，就像30年后的柬埔寨一样，为了对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领土要求而挑起一场大战，而苏联对此事并不热心。⁶⁵

除了1950年可能吸引波尔布特的南斯拉夫的这些客观特征外，该国还有其他特点，虽然当时不可能知道，但几乎逐点预示了柬埔寨在1975年将要面临的处境。

在1941-45年间，南斯拉夫的武装冲突与柬埔寨在1945-75年的经历相似，因为同时进行了双重或三重的斗争：（1）反对外国势力的民族解放斗争，（2）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以及（3）新旧政权之间的内战。⁶⁶ 在南斯拉夫，武装斗争，无论是反对德国人还是反对非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者，都是在农村进行的，并以农民支持为基础，而城镇则被敌人占领。在那里，游击队，就像1970年后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者（以及越南的共产主义者）一样，能够抢占民族主义的旗帜，而像柬埔寨的朗诺政权这样的敌对团体则日益受到鄙视。⁶⁷ 1945年的南斯拉夫，就像30年后的柬埔寨一样，战争结束后遭受了物质和生命的大规模破坏，南斯拉夫的战争死亡人数估计占人口的11%，高于柬埔寨1970-75年的估计，仅略低于对1975-79年更合理的估计。同样，南斯拉夫的大部分破坏发生在小城镇和村庄，而“被敌人占领到最后的大城市几乎没有受到损害”；⁶⁸ 1945-46年，大规模饥荒仅通过国际救援得以避免，而这是1975年的柬埔寨无法获得的补救措施。事实上，联合国救援援助在那里比在任何其他东欧国家都更重要，并“从饥饿中拯救了数十万人”。⁶⁹

在南斯拉夫的战争期间，大部分战斗发生在农村地区，铁托的大部分部队是偏远地区的农民。许多1941年的老城市共产主义老兵已经牺牲。这些新的革命力量“不具备在现代城市中执行复杂政府任务的资格”；而“城里人……在他们眼中是可疑的，因为他们在敌人占领下留在了城镇里。充其量他们是糟糕的爱国者，最坏的情况是‘合作者’。”这种敌意也为城里人所共有，他们鄙视乡下人，“接下来一两年的许多混乱都是由于这两群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和反感造成的。”⁷⁰

战后南斯拉夫经历了一段残酷的监禁和处决阶级敌人的时期，⁷¹ 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基于“在大型建筑项目上大量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的“极其雄心勃勃”的快速发展构想。这是“英雄式的浪漫规划……旨在超越所有其他国家”，其结果要通过赤手空拳和“工作热情”来实现，在大型建设项目中同时使用了志愿劳动和强制劳动。⁷²

就像战后的柬埔寨一样，南斯拉夫战后初期的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偏向农民，而对城市人口，包括产业工人不利。大部分工业在战后不久就被没收，这是基于1944年的一项决定，尽管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因为业主与敌人合作；直到1947年才进行正式的国有化。在农村也是如此，当时唯一重要的土地征用是针对某些地区的德国所有者。⁷³ 因此，尽管农民受到优待，但所使用的方法与柬埔寨发生的情况大相径庭。

在当时整个东欧，最紧迫的任务是为城镇提供粮食。如果工人吃不饱，工厂就无法生产，而农民除非能买到工业产品，否则也不愿意出售。然而，“意识到他们革命的农民起源以及他们党内一半成员的农民出身”，南斯拉夫当局直到1949-50年粮食短缺威胁到城市时才尝试集体化。⁷⁴

由于战后初期的政策，农民的购买力比产业工人强，能够决定向城镇出售粮食的条件；他们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以非常高的价格出售，因此获得了工业生产的消费品的最大份额。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南斯拉夫决定，这可以从其与东欧其他国家的对比中看出，后者实行向国家固定交售农产品，并将剩余部分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的政策，从而使农产品价格低于工业品价格，并维持了城乡之间的价格剪刀差。⁷⁵ 事实上，当时南斯拉夫政权在一些观察家看来是农民民粹主义的，1948年的国有化具有独特的“农民”性质，因为受苦的是城里人，即使是最小的公司也被收归国有。⁷⁶ 最终，消费品的短缺和试图以更低价格获取农产品的尝试，迫使农民回归自给自足的农业，政权最初以强制集体化来应对，然后又再次给予私人农民农业自由。⁷⁷ 我们会记得，在柬埔寨，城乡矛盾是通过摧毁后者来解决的。

与柬埔寨的相似之处还体现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组织上，其中一半或更多的成员出身于农民。此外，该党起初隐藏在一个民族解放阵线内，并有一种“独特的秘密活动倾向”。南斯拉夫党“出于从未被清楚解释的原因，一直神秘地隐藏着。与邻国的共产党不同，它对其官员的姓名保密，并且不鼓励成员透露自己的身份。”事实上，该党领导人的姓名直到1948年第五次代表大会才公布，“即使今天，第一批战后统治者的名单……也不一致……[而且]一些……他们自己[也]不确定他们是……政治局的常任还是临时成员。”这种“行为当然与所有邻国的共产党的行为形成对比，并且难以理解。”⁷⁸

事实上，1948年苏联对铁托的指控之一——铁托曾以“农民是南斯拉夫国家最稳定的基础”的言论震惊了他们——是南斯拉夫党代表的是农民而非工人，并且已经融入了人民阵线；正如沃里纳（Warriner）补充的那样，这一指控大部分是真实的，南斯拉夫的政策类似于战前农民思想家拉迪奇（Radic）的思想，他认为农民要与他们的剥削者，“资本家、地主、总的来说是城里人”作斗争。⁷⁹ 为了回应批评，就像波尔布特后来所做的那样，南斯拉夫人断言他们的革命是独特和优越的，事实上他们才是唯一真正的共产主义者。⁸⁰

因此，早期南斯拉夫的经验中有很多东西，可能会给一个寻求彻底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道路的年轻柬埔寨共产主义者留下深刻印象。然而我们知道，南斯拉夫的发展方向与波尔布特柬埔寨所采取的方向完全不同，因此现在有必要强调1945-50年的南斯拉夫与1975-79年的柬埔寨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是规模上的客观差异，以及两国人口因各自战争而分裂的方式。在南斯拉夫，轴心国摧毁了旧的政治结构，而在柬埔寨，它像温室植物一样在城镇中被培育。尽管南斯拉夫党遭受了许多死亡，旧的城市人员已被农民游击队员取代，但胜利的革命力量的领导层，在高层，仍然是战前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因此可与柬埔寨共产党（ICP）的老兵以及那些从越南回来领导国家的人相提并论。⁸¹ 如果他们认识到农民群众的重要性并对他们做出让步，他们并没有成为农民民粹主义的盲目崇拜者。

在柬埔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一半逐渐集中在城市地区，靠外国援助滋养，并依赖于外国敌人，而在南斯拉夫，相比之下，城市人口下降，许多真正的资产阶级逃往国外。贝尔格莱德，1938年有409,000人，1948年只有367,800人，尽管战后三年快速增长，五个最大的城市人口不到100万。⁸² 换句话说，当南斯拉夫的革命于1945年开始时，分布在六个中心的整个城市人口，比1975年金边的人口还要少，而南斯拉夫的总人口是柬埔寨的两倍。因此，尽管前一个国家对那些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反应可能同样激烈，但潜在受害者的总数以及他们的相对实力要小得多。南斯拉夫人在识别和惩罚他们方面也更具选择性。

尽管南斯拉夫革命中民粹主义分子存在反城市偏见，以及在早期经济重组中农民处于有利地位，但1945年后的政府本身并不反对城市。城市没有被疏散，城市居民本身也没有被视为敌人。

当然，城市相对规模小得多，无论如何都会使革命更容易应对它们，但这远非全部。两国之间主要的-主观差异在于，南斯拉夫人，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非常重视工业化，而该国的资源使其比柬埔寨容易得多。南斯拉夫版本的“英雄式的浪漫规划……旨在超越所有其他国家”，并要通过“赤手空拳和工作热情”来实现，并非在农业领域，而是在工业发展领域，到1947年，这涉及到一个工业生产增长5倍的极其雄心勃勃的构想和高得不可能的投资率。⁸³ 从1945-49年，社会主义部门（工业和其他城市职业）的人口增加了五倍，达到200万，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在大型建筑项目上大量使用非熟练劳动力，无论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南斯拉夫人与三十年后的柬埔寨人相似，一旦供应短缺商品的市场和建设基础工厂的早期阶段过去，他们在实现高质量成果方面最终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同样，南斯拉夫人正在建设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当他们达到“赤手空拳和工作热情”的极限，即进一步发展需要外国援助或增加强制手段时，他们与波尔布特不同，认为强制手段令人反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也因此获得了其日益人性化的一面。⁸⁴

对工业的重视，再次与柬埔寨形成对比，意味着技术能力、教育和知识分子受到重视而非鄙视，这些人从未被革命视为多余。

最后，南斯拉夫人从未让他们的民族主义演变成种族主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外交政策上。他们的穆斯林土耳其人从未遭受过大屠杀或严重歧视，围绕的里雅斯特的冲突也没有导致对居住在那里的意大利人或该国其他地区的意大利裔人的仇恨。

南斯拉夫与柬埔寨的比较很有启发性，它显示了这两个国家，从相似的结构和具有相同特殊性的革命运动开始，如何能朝着如此不同的方向发展，而南斯拉夫方式的差异到1948年已经很明显，也就是说，在相当于民主柬埔寨生命周期的时间跨度内。他们没有走上后来民主柬埔寨的道路，因为他们做出了越来越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如果说1950年对波尔布特有任何直接的积极影响，那也只会是来自南斯拉夫制度的表面现象，而非其基本结构——集中的劳动力、独立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对农民利益的关注。他没有吸收这些事实：劳动力是为了工业基础，民族主义从未演变成种族主义或征服冒险，对农民利益的关注也不需要将每个人都变成农民。

一个截然相反的案例，说明了关于民主柬埔寨的同一点，是阿尔巴尼亚。西哈努克过去常常不怀好意地援引它，作为柬埔寨在“红色高棉”手中等待的命运的例子。

阿尔巴尼亚人口不到柬埔寨的五分之一，经济和社会更为原始，它更不具备独立社会主义甚至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并且像柬埔寨人一样，被同样狂热的独立愿望所主导。阿尔巴尼亚人也感到邻国南斯拉夫的威胁，就像柬埔寨人害怕越南一样。

然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派系不同，认识到他们的国家是一个经济上不可行的国家，需要外国援助。他们首先向南斯拉夫，然后向苏联寻求援助，实行快速发展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政策。显然，在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的几个派系中，没有一个主张农民主义或偏袒农村而非城市，尽管他们社会的农民特征必须被考虑在内；农业集体化被长期推迟。发展的重点领域始终是城市和工业，结果，阿尔巴尼亚与民主柬埔寨相反，其受教育人口、医生和技术人员的数量稳步增长。尽管从未放弃强制手段，政治制度可能提供的个人自由不比民主柬埔寨多，但经济和社会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并且由于对现代部门的重视，“现代化”的人本身从未成为被消灭的目标。

因此，民主柬埔寨失败了，因为它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而民主柬埔寨的经济失败证实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预测，也证实了至少一位非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家的预测。这位经济学家在二战前研究了那些与东南亚最相似的东欧国家。多琳·沃里纳（Doreen Warriner）写道，为了发展这些国家的农业，为全体农村人口提供充分就业和充足食物，当然也包括为城市提供，就需要“经济组织的重大变革，国家干预的程度接近于集体化”。所需的东西包括灌溉、电力供应和大规模投资。她写道，单靠集体化，没有工业，是行不通的，因为仅靠农业无法提供足够的投资剩余来维持随着人口增长而提高的生活水平。她用几乎像是对民主柬埔寨的预言的口吻写道，“在工业不发展，没有农村人口外流（到工业城镇或移民）的情况下，农业人口的状况比在工业经济中要差得多。”

柬埔寨专注于赤手空拳建设灌溉工程和没有工业的集体化，这为她预测的缺陷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它说明了上文所提出的观点，即存在一条界限，超过这条界限，中国、朝鲜和越南式的革命就无法成功，即基于从农民农业中发展共产主义而非强制工业化的唯意志论，无论后者的优点如何，都是行不通的。柬埔寨还表明，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定水平的生产力是消灭阶级差别的必要条件是正确的，而且要进行一场成功的进步革命，也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水平。

那么，柬埔寨革命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可以给它贴上什么标签？为什么做出的选择导致了一个人为的、行不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最终连其自身的特权阶级都疏远了？在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起义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相结合意味着什么？部分答案或许可以通过对其他地方类似实例的比较研究来获得。

首先，民主柬埔寨与乌托邦有着不可否认的相似之处，例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所设想的：严格的平均共产主义，相同的衣服和房屋，后者定期更换；相同的固定工作时间，大规模讲座，公共农场和公共食堂，将孩子从家庭中转移出去，严格的性道德规定，没有金钱，以及对黄金的蔑视。

民主柬埔寨的这些上层建筑特征，对于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说并非必不可少，因此是典型知识分子思想包袱的一部分；注意到这类事件在其他情况下的发生可能会很有趣。

在现实世界中，乌托邦特征常常与暴力相结合；民主柬埔寨革命的特定暴力方面，显现出巴枯宁（Bakunin）无政府主义纲领的回响：“普遍的革命，同时是社会的、哲学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以至于现存秩序……一块石头都不会剩下”；“处死统治者、剥削者和各种监护人，我们寻求摧毁所有国家和所有教会及其制度和法律。”与此同时，青年要放弃大学、学院、学校，“走向人民”，并被建议“此刻不要为学习烦恼”，因为“人民自己知道，并且比我们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所有“社会生存资料”都要集中在“我们的委员会”[原文如此，安卡]手中，体力劳动被宣布为对每个人都是强制性的，选择只有工作或死亡。就像在乌托含邦一样，所有财产都将是公有的，公共饮食和睡眠是常态。

乌托邦主义和暴力在1936-39年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中都有体现。特别有趣的是，西班牙的一些社会和经济结构与柬埔寨的相似。西班牙也是一个农业国家，其扩张发生在空间上，而方法或生产力没有变化，并且人口不断增长，正在赶上潜在的粮食供应。工业规模小，没有竞争力，依赖于疲软的国内市场。活跃的政治力量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军队，他们来自同一阶层；他们必须指望国家，因为经济无法雇佣他们。战前的农民是无效的，依附于极端反动的政治家，并且原则上对城镇怀有敌意。奇怪的是缺乏知识分子，这在20世纪的不发达国家中是不寻常的，但“即使是受过教育的西班牙……也不是一个阅读的民族。”⁸⁹

就像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一样，第一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启蒙者是小资产阶级的半知识分子、印刷工、校长、学生，他们着手教育农村劳动者，并组织学校让农民学习阅读。他们的道德标准极其狭隘：他们反对酒精，甚至反对茶或咖啡，是素食主义者，并反对婚姻之外的一切性行为。他们反对除了穷人之外的所有社会阶级，并相信用暴力手段实现他们的目标。⁹⁰ 只有素食主义和对烈酒的严格反对不是柬埔寨的特征，无论是民主柬埔寨还是资产阶级的，尽管过量饮酒即使对干部来说也是严重的罪行。⁹¹

西班牙和柬埔寨的部分暴力源于古老的土匪传统，这导致了对敌人生命的不尊重。因此，他们为杀死“法西斯分子”而自豪，包括非战斗人员；神父被定期杀害，他们的教堂被摧毁。就像乌托邦和民主柬埔寨一样，新秩序将非常禁欲。他们鄙视金钱，在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村庄里，金钱被废除，居民从村庄的仓库里获得食物。尽管在那些地方，供应可能比以前差，但人们对道德成就感到自豪。⁹²

就像波尔布特的强制贫困和他对吴哥伟大的提及一样，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领袖杜鲁蒂（Durruti）在回答一个关于无政府主义政策破坏性的问题时说：“我们[穷人]一直生活在贫民窟和洞穴里”，并且知道如何生活。“我们也能建设”，我们“在西班牙和美洲建造了宫殿和城市”；工人们可以建造城市来取代它们。“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废墟，我们将继承地球。”⁹³

由于其与柬埔寨案例的明确相关性，值得注意一个为西班牙场景的暴力提出的假设。根据这个解释性草图，无产者和农民诉诸暴力并偏爱无政府主义等乌托邦方案，也就不足为奇了。半饥半饱、对上层阶级怀有刻骨仇恨的农民，一旦被激起，就会进行报复，摧毁他们道路上的一切。过去，农民起义频繁，留下一片屠杀和掠夺的痕迹，但因为他们通常没有组织，所以整个农村很少同时起义，很容易被当局镇压。⁹⁴ 尽管战前的柬埔寨农民从未半饥半饱，但他们常常憎恨他们的上级，一旦被激起，确实会进行报复，摧毁他们道路上的一切。此外，他们在1970-75年被组织起来，即使整个国家没有同时起义，足够大的地区也起义了，以确保最终的胜利。

如果接受这个解释，西班牙的暴力就不能仅仅归因于一些无政府主义领袖所继承的巴枯宁主义传统（外部影响），而且同样的特征在柬埔寨之外的其他背景下也曾本土出现，这表明它们可能在任何特定条件普遍存在的地方出现。

在俄国，仅考虑从19世纪末开始的现代时期，我们发现叛乱农民的行为与西班牙农村无政府主义者的行为非常相似。

在1891年的饥荒期间，“农民在……苦难中拒绝了帮助他们的尝试，甚至杀害了医生，称他们为‘投毒者’”，这些事件使普列汉诺夫（Plekhanov）相信，依靠农民进行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将是徒劳的。

在1905年革命中，发生了与城市运动分离且更具攻击性的农民起义。因此，在一个地方，一位教师和一名文员，就像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一样，组织了一个农民联盟，敦促占领地主的土地并拒绝纳税；在另一个省，一位兽医领导了一场农民运动，组织了自己的民兵，设立了选举产生的神职人员以取代官方神父，并将教堂改造成学校和医院。在一次农民联盟成员的全国会议上，地方农民代表比中央领导层激进得多，“叫嚣着要使用暴力，无偿夺取和分割土地。”

1917年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当时“农民的要求越来越激进，远远超过了……他们更为谨慎的城市代言人。”此外，在最初的革命热情中，一些农民甚至自愿加入平均主义公社，在公社里，成员无偿工作，集体用餐，住在宿舍，除了衣物外，不需要金钱或任何个人财产。

就像后来的柬埔寨一样，“左翼”知识分子也面临着自发农民起义的不愉快后果。在十月革命期间，代表农民的社会革命党（SR）的一些领导人在圣彼得堡被一群士兵和水手逮捕，险些丧命，尽管后者中也有一些是社会革命党人。当被指责如此对待“党内同志”时，袭击者回答说：“这是革命——现在人人平等”，显然认为城市绅士对于普通士兵或农民来说是奇怪的同志。“普通民众对党的教义信以为真……他们的社会主义可能值得怀疑，但他们的平均主义本能不容置疑。”

这种暴力的农民无政府主义在坦波夫起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俄国革命中的一场革命，在1920-21年威胁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中部大片地区的控制。这场“绿军”运动是农民的自发行动，没有意识形态，他们想要土地及其产品归自己所有，在他们的意识中，“直觉和感觉取代了意识形态”。这是一场旨在维护农民生活方式的农民革命，不受城镇和政府的侵犯。这是“赤裸裸的游击战，没有口号，没有思想，没有纲领。”叛乱者并非从根本上反对共产主义；用他们的历史学家的话说，他们既想要二月革命也想要十月革命，但不要与前者相关的战争，也“不要后者的粮食征集、公社和国营农场”。¹⁰⁰

拉德基（Radkey）还推测，如果社会革命党（SRs）在“绿军及其领导人”的支持下战胜了布尔什维克，俄国革命会是什么样子。¹⁰¹ 他相信，后者不会解散，并且会反对城市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例如，会“坚持只有来自人民深处并被证明对人民事业忠诚的军官才能被委托创建新的俄国军队”——这与社会革命党提出的用旧军队重组的军官重建军队的政策形成对比，甚至布尔什维克也愿意考虑这种政策。这可能会导致什么，可以从坦波夫“绿军”领袖安东诺夫（Antonov）的行动中看出，他认定所有来自旧军队的军官本身都不可靠，并杀害了所有曾与他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军官。¹⁰² 因此，在社会革命党和一支“绿军”农民军队的领导下，俄国很可能经历像1975年后柬埔寨那样的大屠杀，其规模远超布尔什维克统治下发生的任何事件。

此外，拉德基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强调了农民叛乱分子经常犯下的暴行。正如柬埔寨STV中所描绘的那样，但在这里显然无需修正，“他们能够做出探索人性的所有恶魔般终极深渊的行为。”他们大规模杀戮，有时“甚至杀害老人和小孩”，并且“伴随着这些杀戮的是各种粗暴和精巧的酷刑。”甚至农民的孩子也被他们的长辈鼓励成为施刑者和刽子手。¹⁰³

离家更近的地方，1930-31年越南义安-河静省的叛乱农民，在面对残酷镇压时，“也转向内部[除了与敌人作战外]，向富裕村民索要更多的米和钱，监禁，在某些情况下还折磨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包括共产党成员——那些恰好出身地主或富农背景的人。”这与波尔布特主义最糟糕的时候非常相似，并且有力地表明了这类暴行的根源在于贫农的挫败感，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些越南农民也表现出相当的组织才能，与1975年后柬埔寨发生的情况相反，越南共产党采取措施避免未来出现贫农的过激行为。他们试图说服贫农“不要疏远村里所有比他们富裕的人”，因为“通过严厉骚扰甚至中农……[他们]加剧了内部分歧，使法国人更容易恢复地方控制”，更不用说“城里人对流窜的农民团伙任意没收私有财产的故事感到震惊。”尽管越南共产党“带上了农村穷人捍卫者的光环”，但它“不鼓励贫农没收地主财产，并且毫不掩饰其土地社会化的最终目标。”¹⁰⁴

在非暴力的情况下，农民政治的特殊性也得到了东欧一位亲农民的经济史学家的强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克罗地亚农民领袖斯捷潘·拉迪奇（Stepan Radic）“认为耕种土地的人拥有特殊的统治权利”；1933年，波兰人民党认为“农村人口有理由将自己视为波兰的民族主人”，他们将村庄社区而非个人视为合适的政府单位；对于塞尔维亚农民党来说，“城镇以牺牲村庄为代价所拥有的一切特权都必须废除。”这些立场说明，农民复兴运动“最有力、最普遍的特征之一”是“对城镇的怨恨，对它们的方式和权力的怨恨”；如果首都的生活失去光彩，农民领袖们再喜欢不过了。在东欧，“他们常常以农村萨伏那洛拉（Savonarolas）的热情，反对城镇腐败和压迫性的统治”，甚至将产业工人视为压迫性城镇的一部分。¹⁰⁵

另一位东欧事务专家写道，农民政党不相信社会进步；一旦他们获得了所希望的土地改革，他们就会变得保守和民族主义。拉迪奇（Radic）和保加利亚的亚历山大·斯坦博利斯基（Alexander Stamboliski）宣扬“农民民主”，“即一种原始的农业社会主义，旨在反对作为农民剥削者的城镇。”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反城市的，而且是静态的，因为一旦农民拥有了土地，就没有进一步进步的动力了。¹⁰⁶

现代学术界已经给那些表现出柬埔寨革命和上述欧洲经验共同特征的运动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民粹主义”（Populism），特别是其农民变体；从几位作家的著作中提炼出的农民民粹主义的综合描述，读起来几乎就是对民主柬埔寨逐点的描述。¹⁰⁷

在这种观点中，民粹主义是一种非知识分子或反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在农村人口遭受绝对或相对剥夺的时期凝聚而成。它表现出一种保守的乌托邦主义，相信土地和耕种者的神圣性，相信所有耕种者地位的平等，相信他们的美德受到活跃、外来、城市罪恶的威胁。它是非政治性的，不偏向于一个持续的政党，其纲领是对外来和复杂事物的粗暴报复，以维护土地的真理。它宣扬为了道德统一而牺牲自由。存在对国家和官僚机构的不信任，农民民粹主义者会在地方社区的权利和美德面前将它们最小化。

另一位作者将两个基本原则归于民粹主义：‘人民’意志至高无上，凌驾于包括传统制度在内的任何其他标准之上，也凌驾于其他阶层的意志之上；以及人民与领导层之间直接关系的合意性，不受制度的调解。“这种民众参与的方式……通常伴随着对未受腐蚀、纯朴、普通民众美德的准宗教信仰，以及反过来对……矫揉造作……贵族式、懒惰、富有、功能上不必要且基本上堕落或腐败的人的不信任。”民粹主义“涉及对‘受教育过度’的人的不信任……憎恨公务员系统……对政治家怀有敌意……‘寻求实质正义’，并且‘完全不关心’传统规则或法律体系。”¹⁰⁸

民粹主义的这些组成部分特别适合其农民变体，根据沃斯利（Worsley）的说法，“纯粹的农民抗议”，没有城市知识分子或工人的调解，“通常是一个关于盲目和零星暴力、背叛、无力组织、易受政治反击和背信弃义的故事，最终是一份灾难、镇压和反屠杀的记录，是雅克雷起义（jacqueries）和暴力（la violencia），而非成功革命的记录。”¹⁰⁹

这些关于农民民粹主义的一般性思考，可以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些东欧农民政党中得到例证。“农民政党学说的普遍哲学仍然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村社会在本质上优于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的城市生活。”这种信念认为农民生活是“身体健康和道德重生的源泉”，这不仅仅是乡下人的偏见，显然也为皮特林·索罗金（Pithrim Sorokin）这样一位知识分子所认同，如果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听说过他，他比马克思更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导师。东欧最激进的农民是保加利亚人，在斯坦博利斯基（Stamboliski）的领导下，这个国家的大小和发展水平与柬埔寨相当，土地所有权分布也相对均匀，同样没有严重的农业人口过剩问题。斯坦博利斯基的立场，就像波尔布特、乔森潘和莫克一样，“是排他性和反动的”，他的方法“是激烈和革命性的”。他“憎恨城镇及其两类居民，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并且]深信……（农民）人民意志的政府的使命是永远延续并处处推广农村的生活观念。”“只有对农村有用的第二产业才应该被鼓励和允许发展。”¹¹⁰

东欧农民与民主柬埔寨思想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坚守个人小农土地所有制的目标，而后者在1970-75年战争之前很久就是集体主义者。¹¹¹ 如果不是那场战争摧毁了柬埔寨大部分中部农业区——那里小农所有制最可行——他们可能无法将这一目标强加给他们领导取得胜利的农民群众。

因此，民主柬埔寨的暴行并非凭空出自波尔布特或乔森潘的大脑，也肯定不是因为他们在“巴黎学到了革命理论”。¹¹² 这些暴行也不是阅读或误读马克思，或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影响的结果。它们根植于农民革命的本质，而这在柬埔寨是唯一可能的革命类型。它比任何其他现代革命都更像，或许甚至超过，是严格的地方矛盾的演变，这与中国、朝鲜、越南或东欧的情况不同。无论何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应该预测到民主柬埔寨的失败，如果不是在1975年就已经如此——当时人们还可能合理地认为柬埔寨会与越南合作，遵循越南模式——至少在城市被清空，表明柬埔寨案例将成为最纯粹的农民主义革命，其特征已在早期的农民起义中出现时，就应该预测到。此外，没有其他“共产主义”先锋队如此迅速、如此卑微地放弃他们的意识形态目标——部分原因，也许是出于震惊。可以肯定地假设，他们没有预见到，更不用说计划，1975-79年那些令人不快的事件。他们是被农民主义浪漫主义冲昏了头脑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完美地印证了列宁在其严厉批评中所针对的目标：“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味道……容易走向革命的极端，但缺乏毅力、组织性、纪律性和稳定性。”他严厉斥责“这种革命性的不稳定性、它的贫瘠，以及它迅速转变为顺从、冷漠、幻想，甚至对某种资产阶级时尚的疯狂迷恋的倾向。”¹¹³

柬埔寨革命的教训

柬埔寨的案例为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得出结论的那些案例又增添了一个实例，即“正如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所论证的”，农民无法发动革命。沃尔夫补充说，“没有外部领导”；而柬埔寨的案例在两个方面都具有启发性，它表明即使有外部领导，例如民主柬埔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农民因素如此强大，以至于外部领导者被其拖着走时，一场农民革命仍可能失败。即使做了沃尔夫所说的其他农民革命未能做到的事，“掌握国家，掌握控制中心的城市”，柬埔寨革命也没有利用它们的革命潜力，而是摧毁了它们，这忠实于农民叛乱者的愿望，对他们来说，“国家是一个负数，一个应被……他们自己‘自制’的社会秩序所取代的邪恶。”¹¹⁴

雷吉斯·德布雷比沃尔夫更进一步，他说外部的小资产阶级领导应该被农民因素拖着走，使农民的“愿望成为他们的行动纲领”。在这一点和其他几个方面，民主柬埔寨的领导层按照德布雷所说的，在农民主导的社会中革命者应该做的那样行事，但结果是毁灭性的。这意味着必须更加关注农民社会之间的结构差异，我们只需看看沃尔夫的研究就能发现，德布雷从中吸取教训的古巴农村，与柬埔寨的农村大不相同。前者拥有“庞大的农村无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2/3]，与任何土地所有权脱离，被迫在公开的劳动力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的愿望“构成[了]革命政府上台后支持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样一个群体“不是农民”，并且，正如沃尔夫引用人类学家西德尼·明茨（Sidney Mintz）的话说，他们“既没有也（最终）不想要土地……他们更喜欢标准化的最低工资、最长工作周、充足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增加的购买力”，所有这些，我应该说，都需要维持城市的行政和服务，就像在古巴所做的那样。¹¹⁵

柬埔寨的案例支持了沃尔夫的另一个结论，即正是“拥有土地的‘中农’或位于地主控制范围之外的边缘地区的农民”，才拥有“挑战其领主的最低限度的战术自由”并成为一支革命力量。贫农和无地劳动者“完全处于”其雇主“的权力范围内”，“除非他们能够依靠某种外部力量来挑战约束他们的权力，否则他们不太可能走上反叛的道路。”此外，当这些具有战术机动性的中农家庭成员到城镇工作时，他们与村庄保持联系并返回，成为“城市动乱和政治思想”的传播者。贫农或无地农民则与土地断绝了联系。¹¹⁶

柬埔寨社会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地主制并非严重问题，几乎所有的农村人口在沃尔夫的意义上都是中农或边缘农民；并且由于缺乏工业发展，几乎所有去城镇工作的人都与他们的农村家庭和朋友保持联系。在这些方面，柬埔寨农村人口的革命潜力甚至比沃尔夫研究的那些受剥削更严重的案例还要大；他们的革命愤怒并非针对农村的剥削者——地主——而是针对城镇，即高利贷网络的中心。从越南蔓延开来并因美国干预而加剧的战争，被证明是沃尔夫假定为将农民从其自身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所必需的外部力量。¹¹⁷

因此，应用沃尔夫的分析，柬埔寨农民本身不会发动革命，战争是催生波尔布特主义的一个主要因素，而柬埔寨农民不仅成为第一批掌权的农民，而且以出人意料的彻底性行使了权力。

民主柬埔寨的“自制”品质丝毫没有被掩盖，那些曾对革命持赞同态度的左翼人士本应像某些其他方面可能给予的那样，给予其同样仔细的关注。现在很清楚，当英萨利（Ieng Sary）在1977年4月告诉东盟，“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是革命者”，并且不“属于公认的共产主义印度支那集团”时，他说的是绝对的真话。¹¹⁸ 民主柬埔寨完全愿意与亚洲资本主义国家走得更近，这含蓄地是针对越南。1979年1月之后，民主柬埔寨的残余势力朝着这个方向走得更远，最终放弃了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并提出在新一轮遏制印度支那共产主义的运动中成为美国的附庸。¹¹⁹ 波尔布特，就像山玉成一样，走了一个完整的循环：激进学生——活跃的游击战士和革命者——反越民族主义者——最终支持美国反对印度支那的革命。

民主柬埔寨的发展对其他问题也具有启发性。自从俄国革命以来，特别是在东欧转向共产主义，几年后中国也紧随其后，那些有足够洞察力认识到这些社会中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可取的西方反共人士，都关注了它们的农民特征以及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革命主导特征的相对优劣。在这些圈子里普遍认为，共产主义者背叛了农民，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或东欧的农业民粹主义者本应获胜，并为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农民——进行一场革命。1949年以前，中国革命的西方同情者常常将他们描述为“土地改革者”而非共产主义者，越南的朋友们也争辩说，那里的革命将会不同，因为民族主义将战胜共产主义，就像在南斯拉夫那样，后者因其被认为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具有民族主义独立性而被视为一个相对“好”的共产主义国家。

大卫·米特拉尼（David Mitrany）曾问，俄国是否不能“通过遵循民粹主义理想”，即由古老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所培育的“一个主要由农民运动统治的农民社会”的理想，而不诉诸阶级战争，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联邦。¹²⁰ 然而，他担心一个农民政治体系可能过于容易受到反革命的攻击。拉德基（Radkey）对这种可能性不那么担忧，并且显然同情他们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倾向于为坦波夫农民叛乱分子的暴行辩护，将它们解释为“战争中弱势一方的战术”，他们被迫采取这些战术，因为他们“无法承担照顾俘虏的负担”。¹²¹

正如我们上文所见，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并不与共产主义对立，随着他们在经济政策上变得更加马克思主义，南斯拉夫人逐渐摆脱了沙文主义。因此，对于非共产主义的外部人士来说，展现出最“人性化面孔”的“共产主义”国家，比其初期变得更少民粹主义，更少民族主义，而更加马克思主义。

中国和越南也表明，那些将他们仅仅描述为“土地改革者”或爱国民族主义者多于共产主义者的人是错误的。两国都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并未改变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目标。

然而，柬埔寨是一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真正战胜了共产主义的案例，其结果我们已经看得太清楚了。现在看来，那些预测在中国和越南农业民族主义将压倒马克思主义的人是错误的，这似乎是幸运的；而对俄国社会革命党胜利后出现“一个主要由农民运动统治的农民社会”的怀旧愿景，现在则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反思素材。

在经历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曲折之后，能够以一个完美一致和可预测的例子结束，是令人欣慰的——即民主柬埔寨残余势力与美国政府目前的合作。在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的某个地方，英萨利在1977年的声明以及民主柬埔寨总体的反越倾向得到了应有的考虑，并且人们认识到，沙文主义战胜马克思主义将使民主柬埔寨成为一个有用的伙伴，无论其暴行如何。从那时起，中央情报局试图粉饰最严重的大屠杀，以使民主柬埔寨政权看起来比其替代者破坏性小；并且美国正在支持民主柬埔寨的复辟。¹²² 美国对待民主柬埔寨的方式，就像其对1965年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反应以及在萨尔瓦多推行的政策一样，表明只要站在正确的一边，大规模屠杀是可以容忍的——那时的血洗就是良性的。

柬埔寨 1975-1982Cambodia _ 1975-1982 -- Vickery, Michael_ -- Asian studies, 2_ impr, Boston, Mass, 1985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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