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得出的结论是四个字——利益制衡。

一个制度，必须是有利益制衡，才可能达到监督的作用。

譬如，三河市的领导要改招牌

这个事情，三河市人大虽然感觉离谱，但是不会顶一把手，他们工资一样拿，又不用花他们的钱改招牌。

所以，制度就通过了。

到了执行层面，其实是有利益冲突的。

三河市的市政、城管是要干活的，这种听起来就荒谬的事情，还要给市政、城管加工作量，其实是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利益有些不一致。

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一把手，搞了督查考核，把这个事情和你的考核挂钩，这关系到全局所有人的工资奖金。

这个利益就一致了，相比收入下降的利益，去干活挨骂，就不算什么了。顺便让自己人搭把手赚点装修费，甚至还有利益。

所以，这个事情还真就执行下去了。

谁的利益受损了呢？

商户利益，但是商户被城管管理，你敢违抗，这是对抗一把手，工商税务卫生消防也可能在办公会上被加任务，回头就来找你的渣。

你敢对抗吗？商户的利益对抗不了这么大一坨的利益，于是就乖乖改招牌，承担损失。

最后，这个事情怎么闹出来的呢？

媒体发现了，你一个三河市的一把手，管不了80公里之外的天安门，也管不了北京的媒体。北京的媒体发现了，在网络上曝光。

媒体遇到这种奇葩，有流量，然后就大量转载，流量越大利益越大，全国轰动。

全国轰动以后，河北省的网络舆情承压，这个事要上纲上线，一千斤都打不住。

改了警徽的颜色，你是不是想改国徽？你一个三河市的一把手，要改红旗的颜色，放到300年前，是诛九族的大罪。

追究下来，谁让他去的三河市？

这就威胁到高层的利益，立即把他拿下。

而一个健康的体系

应该在哪一步起作用呢？人大这一步。

你要立法，人大代表真是当地老百姓选出来了的，代表老百姓利益，要侵犯商户利益，通不过。

一把手管不了人大，这才可能有制衡。

在我国的体制下，直接民选不现实，但是，可以让三河市的地方规章，让河北省人大来审一下。

如果涉及到蜜雪冰城这种全国性企业的利益，让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审。

这种离谱的规定，就很难通过了，你一个三河市一把手，也不能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打击报复。

权力就有了一些制衡。

这法就很幽默，民营经济能做的行业就这么点，做大了之后权益保障又不明朗，这些不说清楚了能促进个啥？国有企业把赚钱行业大部分都给搂了,剩下一点点行业就让私企去卷，稍微做大点又惦记人家的蛋糕，天天躲起来在后面挑动民众搞对立，这能促进个啥……

结论：不看好

1854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天下震动。

危难关头，咸丰帝发布了一道“违背祖宗”的圣旨：

有破南京者，无论满汉，封王，世勿替。

八旗贵胄抬出祖训：“汉人不得封王”，“首崇满洲”乃是本朝的基本国策（首崇满洲的潜在含义当然就是防汉抑汉，二者一体两面）。

但形势比人强：面对太平军，八旗和绿营均一触即溃。

最终这条“不分满汉”的律令推出，鼓励汉族地主官僚读书人筹饷练兵，成为抵抗太平军的主力。

曾国藩推荐的汉族官僚纷纷得到重用，他振奋不已。

一时间“满汉一家、满汉平权”，似乎近在咫尺。

后续：1864年，曾国藩攻破南京，但清廷并未履行诺言封王，连公爵也没有，只给了一个侯爵。

曾国藩当然也不敢拿当初的圣旨说事，要求封王。

清庭当然也没有放弃“首崇满洲”“防汉抑汉”的基本国策，通过各种手段打压和分化这批在战争中崛起的汉族权臣。

最终在摄政王载沣的手里得以“实现”，至少在制度层面上实现：排挤了张之洞，罢黜了袁世凯，组织了满族内阁，大权全部收归满人。

到了这个时候，汉族精英才基本放弃了“满汉平权”幻想。

将会发挥和《劳动法》同样重要的作用

科技创新就不说了，小作坊哪来的科技创新？只有大型企业才有……

利好大型民营企业呗

1、什么时候把反LD法废除了，就是对民营经济最大的支持。

2、LD有两种理论，市场LD和行政LD。现行反LD法专门针对市场LD，对行政LD无视。

由于国有企业基本是靠行政LD过活的，所以反LD法就变成了专门针对民营经济的法律。

3、比如，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11月发布的10个典型反LD法的案例中，国有企业作为被告的仅占1起，而且是一家地方水务集团。从立法到执法，对民营经济的歧视非常明显。

请参考劳动法阅读理解

看问题要全面，最近经济法规可不止这个民营经济发。这两年新公司法，金税四期，新印花税法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经济在这些优秀法律刺激下蒸蒸日上，整个经济环境欣欣向荣，整体向好，遥遥领先。

再看看马上新增值税法 新消费税也要出来了，我觉得这些基础法律会对整个经济发挥巨大的正面作用，全面刺激内循环的开展!

2023年12月，经济学家钱颖一与罗翔老师在财经中国年会上，曾经讨论市场经济与法治问题。两人达成共识：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市场信心的源头。

个人很认同罗老师的结论，民营企业需要的，并非法律上的特别优待，而是一种法律上公平公正的环境。

这种公平公正的环境，其一在于民营企业可以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其二在于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法律应当尽可能明确，区分违法和犯罪，少捕慎诉，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合理的预期。

意见稿的出台，担负着恢复信心的期待。而这种信心，其实并不需要法律的特别优待，而只需要平等对待就足以树立。

对于“促进法”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让“促进”的目标本身不会落空，实实在在地解决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仅仅是宣示立场和态度，仍旧不能给市场带来真正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