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耳蛮学被发明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宣布，整个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文科，产生出来的一切都可以进垃圾桶了。日耳蛮学最大的特点是它对日耳曼统治下的西方世界，才用的并不是仰视或者平视的视角，而是一种近乎于看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的俯视视角，而所谓的赢学部分只是以这个视角观察的结果罢了。让达利特领班乃至日耳曼人本身感到极度不适的根本不是观察的内容，而是这个视角本身就让他们极度痛苦。
究其原因，是所谓新文化运动以来，整个中国的文科系统都在不遗余力地培养臣妾主义者，这些人并不都是在日耳蛮学发明之前被称为“殖人”的这批人，这些人也不都是像鲁迅这样对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大加挞伐的进步主义左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心里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把中国的一切放在下位者的位置上，否定其主体性，成为被日耳曼人观察，被日耳曼人影响，被日耳曼人改变的客体，而不是观察世界，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主体。就比如说鲁迅《电的利弊》，鲁迅说中国人用电当刑具，外国人用电来照明，所以中国人又劣根性了，再看“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果然有劣根性，论证完毕。当然爱迪生为了诋毁特斯拉的交流电而发明电椅当刑具这种事，鲁迅当然是不知道的。在俄乌用无人机打仗，中国用无人机搞表演的当下，不知道鲁迅又会怎么痛心疾首。中国近代多灾多难到底是因为积贫积弱所以才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精英”“唤醒”民众，还是鲁迅这样的“文化精英”水平跟现代的这些公知一样低下才让国家积贫积弱，在现在完全可以有新的回答。
我刚刚说过，这种臣妾主义不仅仅存在于鲁迅这样否定中国自身文明传承的人，同样存在于那些高喊着“弘扬传统文化”或者“厉害了我的国”的这些所谓的“粉红”群体里，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在试图赞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或者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成果有多么巨大的时候，总是试图通过外国的视角来论证：前两天在一家饭店门口听见饭店的大喇叭在放那个什么“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Peking Opera”给我恶心坏了，这首歌就是标准的臣妾主义，中国的戏曲文化好不好，需要外国人说“美极了，妙极了”来证明吗？还有那些在高铁上追着外国人采访，要外国人为中国高铁点赞的记者，那些为了刷国际化排名，搞了一堆什么都不会的外国留学生的大学，都是这种臣妾主义的体现。他们主动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观察，被影响，被评价的下位者形象，来迎合日耳曼人的上位者姿态，“领班”二字是在太形象了。
说穿了，反对日耳蛮学其实非常容易，只需要证明日耳曼人主导的国际社会不是大号印度就行了，然而这对于领班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真心相信“正道世界”存在分明的种姓秩序，而且自愿地把自己放在达利特这个位置，如果他们感到自己能够领先日耳曼人，他们感到的不是骄傲，而是恐惧！他们表面上在疯狂刷绩效，但是他们从心底里认为自己的绩效必须得到洋人的认可才会有意义，失去了洋人的评价，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什么了，他们怎么可能正面反驳日耳蛮学？他们只能通过人身攻击，或者抓着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东扯西扯，这就是达利特领班的丑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