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德国迅速占领法国后，年轻的纳粹德国军人迅速成为法国同性恋必吃榜。帕特里克·比松（Patrick Buisson）指出，纳粹的宣传无意之中重新利用并塑造了一整套同性恋色情美学，其典型代表莫过于极度强调男子气概和阳刚之美的德军军装，在同性恋眼中带有强烈的同性情色色彩。同时在一些处于躁动青春期的少年心中，这些外国士兵的出现（他们往往只比这些少年稍年长一些），唤起了一种基于骑士精神、男性友谊和英雄热情的浪漫幻想，并最终导向同性之爱。例如，当时年仅14岁的克洛德-米歇尔·克吕尼（Claude-Michel Cluny）回忆说，他在法兰西岛一个小镇的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德国坦克兵，给他的感觉就像塞尔日·达朗小说中的埃里克王子突然现身，他“渴望敌人能教我懂得爱情”，并真的与德军在谷仓阴影下或田野边缘发生了关系。
同样的，在被德国海军征用的巴黎拉封丹和米什莱中学附近，一些年轻男孩无所事事地闲逛着，时而独自一人，时而成群结队，仿佛在为一场危险的“登船行动”（指与德国士兵亲密接触）做准备。而在巴黎的公共厕所周围常常有人进行随意的搭讪。在巴黎市区内，1300个公共小便池为那些有此需求的男性标出了“温柔地图”（指同性恋交往的路线），这里是法国同性恋与德国军人进行秘密约会的绝佳场所。对德国军人的痴迷甚至让一些法国少年自愿加入德军，例如米歇尔在1944年时才16岁，但自从他发现自己的性取向以来，这个少年就一心想逃离位于蒙圣艾尼昂的母亲家。诺曼底登陆没几天，他就前往巴黎到德国征兵办公室报名，经过简单训练后，就被穷途末路的纳粹派往东线战场。不过他只能穿几周德国的军装。1945年5月，当苏军抵达波美拉尼亚的恩斯特霍夫的一个农场时，他赶紧脱下曾让他无比骄傲的德国军装，换上便装，然后被当成纳粹抓来的强制劳动者遣返回法国。
然而这其实并不是本文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这些涉世未深的少年，在那些被“高大金发雅利安人”吸引的人中，也包括了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丹尼尔·盖兰（Daniel Guérin），他出生于一个法国大资产阶级家庭，25岁时就出版了一部“带有同性恋元素的小说”《肉体的生活》（1929年），并引起轩然大波。次年，他搬到了平民区贝尔维尔，同时加入了工人运动，与他的原生家庭及社会圈子彻底决裂——但正如丹尼尔·盖兰后来所承认的那样，他是通过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走向社会主义的，即将同性恋视为自己投身政治的动力。简单来说，他渴望接触的，不是书本中那个理想化的、具有改变世界的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形象，而是那些身体因劳作而强壮的“年轻无产者”，他想呼吸他们身上的阳刚之气，沉浸在“他们富有弹性的肌肉组成的床垫”中。
这种对无产阶级男性肉体的追求，虽然使他跨越了阶级的障碍，但却让他遭到左翼同志以及工人运动的轻视甚至厌恶，和当时的大多数左翼的刻板认知一样，他们坚决抵制同性恋这种“资产阶级恶习”。显然，既要保持自我，又要维护“革命的体面”：这双重要求使丹尼尔·盖兰生活在一种“持续的恐惧”之中，生怕自己“不当的”同性恋行为被当场撞见。而从1940年6月起，即纳粹德国侵略法国胜利后，他又陷入了其他同样难以解开的矛盾之中：作为一个积极的反战反法西斯者，毫无疑问，他应当反对纳粹，可他却被纳粹军装的同性色情意味所吸引，被年轻德国军人的阳刚之美所征服。在承认并直面自己的欲望之后，他最终下定决心，在德国国防军士兵被打败并臣服之前，绝不与他们上床。这份有选择性的禁欲誓言让他遭受了长达四年的难以忍受的折磨。
作为一名书商经纪人，丹尼尔·盖兰穿梭于被占领的法国各地，无论走到哪里，都面临着同样的诱惑：那些“身材魁梧”、有着“温柔而迷人、仿佛在呼唤爱情的双眼”的“英俊德国士兵”。他原以为早已彻底解决的内心纠结，在每一个街角又重新浮现。此外，他现在所属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呼吁与德国士兵亲善友好，而法共“只会在背后攻击这些德国士兵”——在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丹尼尔·盖兰看来，难道现在不是终于该将国际主义不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践行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时候了吗？在这种意识形态解释中，他可以将自己特殊的性取向置于更高的目标。
不止一次，这些内心的动摇几乎要冲垮丹尼尔·盖兰在纳粹占领初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脆弱心理防线。毕竟如他自己所说，那些促使他向“英俊的德国大兵”屈服的理由可不是能轻易被忽视的：“这些身着军装的德国年轻人也是人，尽管他们被迫犯下了种种暴行和罪行，但他们也饱受周围人的敌意，他们需要温情，也需要性方面的宣泄。此外，我在火车车厢过道偶然结识并与之结下友谊的许多人，都是工人和农民的儿子，他们痛恨战争和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欲望让他头晕目眩。但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他已经下定决心：他不会屈服于“热血的冲动”，在解放到来之前，他会抵制肉体上的亲密行为。但解放一到，他就一分钟也不会再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