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看点好玩的事情。
比如，倒退回20年前，看看当时政府对于提高个税免征额是怎么想的：
首先，专家A认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是为了减少贫富差距、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但是呢，中低收入者个税虽然少交了，但是并不代表富人的个税就多交了，因此其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言外之意，就是个人所得税免征不一定造成贫富差距的缩小，反而可能扩大。
怎么理解这一点？让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有小A和小B，小A是低收入者，月收入6000元；小B是高收入者，月收入50000元。
对于小A来说，当免征额是5000元的时候，应税所得1000元（税率3%），小A需纳税30元；
而当免征额提高至6000元后，纳税额为0。
总体效益：省下原本需要缴纳的30元。
而对于小B呢，当免征额是5000元的时候，应税所得45000元（最高税率30%），需纳税约9090元；
而当免征额提高至6000元后，应税所得44000元，需纳税约8640元。
总体效益：省下450元。
从减税比例上来看，小B的减税比例远小于小A，但是在绝对值上，小B的减税额远大于小A，差距为450-30=420元。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1：高收入群体节省的税收会更大。
现在轮到专家B（2007年发言）：
有学者指出，减税有利于配合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执行。专家B表示，根据“储蓄减去投资等于经常账户顺差”的经济学公式，如果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将投资增速降低、减少经常项目的顺差，那么国民储蓄率也应该降下来。
目前，我国国民储蓄率高企：截至10月末，我国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为15.8万亿元，同比增长15.5％。专家B指出，近年来居民储蓄稳中有降，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上升，进一步的原因则是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较快，以及国有企业利润留存增加较多。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财政收入达到48177.1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3.5％。预计全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超过5.1万亿元，同比增长31％左右。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超过2400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比例达到6.5％。
因此，专家B建议，为了降低过高的储蓄率，如果推行减税和国企向国家分红等措施，有利于配合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
在2024年，虽然原因不同，我们同样面临着各部门储蓄率过多的现状。
不管是居民端还是企业端，存款定期化的趋势肉眼可见。
2024年，定期存款同比增速较活期存款分别高出21.1%和6.2%。在2025年政府财政端刺激、但贸易有可能下滑的背景下，减税能够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此处打问号），同样有利于配合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2：减税是符合2025年宏观经济政策的。
专家3这个时候表明了另一个观点：
“全国个税免征额上调到2000元，这对广州、深圳等地区有新的上调免征额的压力。”林江表示，目前对于个税免征额是按照货币的名义购买力为基准的，而不是其实际购买力。专家认为，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2000元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购买力，“而现在并没有专门对实际的购买力平价作出测算”。
在小乡村1块钱能买一根烤肠，在北京就要5块。
本质上，1000元的个税免征额对在发达地区工作的底层人民来说来说基本于事无补，因为各地物价的差距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比如，北京市2023年全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41133元，而在吉林，该值为86142元，相差将近65%。
也就是说，在北京上班的低收入纳税人，较在吉林上班的低收入纳税人获得的减税效果要小于一半以上。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3：越是在发达城市工作的底层人民，越享受不到减税带来的政策福利。
在另一篇古早的报道里，我们会发现还有另外值得思考的观点。
比如说，为什么中国宏观税负在全球处于低位，但是从体感上来说，却感到不堪重负？（2006年，全国未扣减出口退税的税收收入为37636亿元，较上年增长21.9%，增收6770亿元。据此计算，我国去年宏观税负为18%，低于发展中国家3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
答案是：这要看纳税人的付出和回报是否成比例。
统计显示，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是16.7%，不仅大大低于用于经济建设的24%，甚至低于政府行政支出的17%。就公众比较关心的教育和卫生来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不低于4%，高的达到8%左右，我国2005年为3.4%。财政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61.8%，发达国家是73%，我国是40%左右。与此相反，中国的行政成本则居高不下。由于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公众难以从突飞猛进的GDP和税收增长中获得收益，从而出现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居民生存成本节节攀高，教育以及医疗费用不堪重负等情况。
答案也很简单，因为你虽然交的税少，但是你得到的更少，所以相对生存成本反而更高。
那么，到了2024年是否也是如此呢？
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4612亿元。其中，教育支出42076亿元，占比14.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2114亿元，占比14.8%；卫生健康支出20348亿元，占比7.1%。三者总计占财政支出的36.7%，较2007年大大提高了。
然而，从GDP占比上看，2023年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4%，应处于世界平均水平。
202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初步核算为90575.8亿元，财政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26.7%，甚至低于2007年40%的水平。
2023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7.2%，低于全球支出占比2%及以上。
这其实说明了，在过去几年里，财政歉收增支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对内捉襟见肘。正如年初经济日报所讲的：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会随着内外部环境、发展阶段和政府职能重点而变化。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还存在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等挑战。与此同时，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支出领域长期存在“基数+增长”的预算固化问题，还存在支出碎片化、零散化、钱等项目、“撒胡椒面”等现象，以及部分领域分配不优、效益不高等问题。为此，在财政收入承压形势下，需寻求多目标平衡，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出实效来。”
这就是经济转型期所面对的层层难题，以及步步阻碍。
一方面需要产业提质增效，另一方面还要居民增收减负。
未来的发展，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