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一下，华北不是没有大地主。
河北定县（今定州）在1930年代调查显示，占人口2%的地主拥有24%的土地，显然还是有大地主的。
但这个"地主"和江南动辄万亩良田的豪强完全不是量级。
华北平原看着平坦肥沃，实则被黄河改道、旱涝交替折磨了上千年。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1877-1878）让山西、河北饿死千万人，土地大面积抛荒。
地主收租都困难，更别说兼并土地。
直隶（今河北）农民有句俗话"十年九不收，收一年吃十秋"，这句老话可以看出，土地投资风险极高。
而且华北盛行的"诸子均分"继承制，有点像推恩令。
举个实例，乾隆年间直隶某县张姓地主有600亩地，三个儿子各分200亩，三代之后每户只剩22亩。
不断细碎化的土地分配，天然阻碍了地产积累。
但是江南流行的"长子继承制"，配合族田制度，更容易保住大宗地产。
到了太平天国北伐时，华北地主遭到毁灭性打击。
咸丰三年（1853）林凤祥率军过境直隶，地方志记载"富室多被掠，田契尽毁"。
到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保定、天津周边地主庄园又成重点打击目标。
每隔几十年就来一次的"财富清零"，让华北很难积累跨代际的超级地主。
其实比起这些外层原因，更深层的原因藏在经济结构里。
江南地主能把土地收益投入工商业，形成"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循环。
无锡荣氏、南通张謇都是典型例子。
而华北地主拿到地租后，除了买地竟找不到其他投资渠道。
直隶高阳一带的土布业虽有小成，但规模远不能与江南纺织业相比。
没有工商业反哺，土地兼并就失去持续动力。
最致命的打击来自清末新政。1905年科举废除后，华北士绅失去向上通道，开始疯狂买地求稳。
但这波"最后的疯狂"撞上辛亥革命的枪口，冀中大地主们在1911-1912年间损失惨重。
定县翟城村米氏地主，祖上七代积累的五千亩地，民国初年被革命军没收大半。
不过要说华北完全没有大地主也不客观。
山东曲阜孔府直到清末还拥有百万亩祭田，但这属于特例中的特例。
更多的情况像河北乐亭县刘氏家族，靠着闯关东经商致富后回乡置地，巅峰期也不过两千余亩，且两代之后就被分家析产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