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初年的李调元，是四川罗江县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官至广东学政、直隶通永兵道。他写过《卖田说 》一文，大略把情况说明白了。作者采访了一个叫王泽润的佃户，王于是现身说法，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予家曾祖父以来置田不下千亩。而蜀俗好分, 生子五人，而田各二百亩矣。子又生孙五人，而田各五十亩矣。孙又生孙五人，而田各十亩矣。⋯⋯而十亩五分，各耕不过二亩，田之所入不敌所出，故不如卖田以佃田。”
任何国家在工业化之前，土地都是主要财富存量，中国的特点是，在土地上，并没有“嫡长子继承制”。这个王泽润把主要原因归于“蜀俗好分”，显然是个客气说法，全国各地都如此，而且，自古以来如此。东汉的“推恩令”，连分封给皇子的土地都不断拆分，所以，“中山靖王之后”刘备，最后就卖草鞋了。这是非常有效地遏制土地集中的好办法，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们要“好分”，以至于到十亩以下呢？
“计十亩之田，不足以食十口之家，又称贷而益之，犹可支也。吾邑地当孔道 ，征摇俱按粮加派。每十亩征银三分，每分加平三分三厘，则一钱矣。虽各家应完。犹可支也。而官府每遇大役，则按粮令乡保加派每钱加至一两，犹可支也。每岁加派十次、二十次不等，则叠至十两、二十两矣。凡遇过差 、公馆、异马、酒水、门包、长随、书吏、衙役、夫轿，皆于是乎出 。而乡约又借官私派，凡自用、置田、修屋、饮食、衣服，亦于是乎。”
那么，如果把地卖了当佃户呢？“计值每亩五十千缗，十亩可得五百千缗可作压佃。每五千缗可压田一亩，五百千缗可压田一百亩。既足食，以免家室之饥寒, 又无粮，以免官役之追呼。业主虽与平分，佃者尚余小半。终岁勤劳，蹲节之外，积储粟豆花布茅屋之中，畜养鸡鸭猪犬。冠昏丧祭，量力为之 , 稍有余财，买牛生犊，奚为而不乐也？”
首先，说白了就是赋税太高了，而这仅是嘉庆初年，道光之后，战乱频仍，割地赔款，赋税之外还有徭役，当地主，那可就更难了。其次，我们看到的是，各地方的政策略有不同，官吏清廉程度也不同，真正压倒地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当地的胡乱摊派和各级酷吏的贪婪和跋扈。另外，有趣的是，作者听了王泽润的描述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客既去，予顾谓子孙曰， “ 小子识之何可一日不读书也？”
这是个什么诡异的结论？事实上，逻辑关系太正确了，在中国，没有权力背书的财富不过是过眼烟云，单纯的富，根本不及三代。前面分析了不断分拆下，土地很难集中，难道中国清代就不能形成大地主吗？当然不是，只不过你家里没有大官是不行的，前面王泽润分析了收入和支出，只要你能够抵御地方基层酷吏的摊派和勒索，你基本就可以。《红楼梦》里，荣宁二府的主要花销都是土地收入，因为他们是开国家庭的特权阶级，只不过，是后代没有持续做大官罢了。
现实中，清王朝倒台后，庄亲王府的长史桂斌开列了一张各地庄园数字的清单。在这份清单中详细记载了各地的庄园数量，其中，田地就高达五十五万余亩。你没看错，而这个庄亲王，还只不过是在义和团运动中深度介入帝后争权问题，被处置发配的“破落户”而已……问题是，我们不管他叫地主，而事实上在中国，只有官僚才是真正的大地主。
那么，我们认定的“大地主”是什么样的呢？大多数不过是没有“分家”罢了。以《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为例，周春富的先祖是清末闯关东来到辽宁瓦房店市，当时只有一双手和身上的破衣服，依靠一生艰苦劳动，省吃俭用为子孙创造了一些土地，这主要还是因为，当时东北确实地广人稀。周春富的衣服的裤腰带都是用破布搓的，舍不得做一根好的，甚至吃饭剩下的粉条，都要捞出来晾干，等到下次再吃。本人都七、八十了，长工干活的时候他还要去打下手，每天都亲自将饮水和饭送到地头。1947年，土改队来到黄店屯时，年近花甲的周春富拥有大约二百四十亩土地，还有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杂货铺各一个。土地虽然不少，但周春富家的人口很多，共有五个儿子，孙子几十口人。家里油坊专门向外卖油，而他家人几乎不吃油，即便过年过节吃油也是极少……最后，商铺被充公，土地被均分，本人被枪毙。坦白讲，如果这样看，“好分”实在也没什么不好。
其实，“地主”和“大地主”都是来自于欧洲的词汇。您所说的现象，只是老人们口头上推及清末，事实是，民国时期，孙中山对“平均地权”的思想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进步。中国古往今来的农民起义都不过是打算“平均土地”，但把土地的拥有作为一种权利，人人在权利上平等，看似简单，却是前无古人，并且后无来者的。当然，这最终没能在中国真的实现，那么，“大地主”究竟是如何出现在中国的呢？
梁启超在1905年所著《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中提到西方部分国家和地区“大地主”“小地主”的多少问题，并分析了中国、法国“独多小地主”的原因。
1919年6月，戴季陶在《星期评论》撰文指出：“所以像中国这样工业幼稚的国家，并且‘大地主’跋扈也没有从前俄国那样利害，所以一点也用不着怕的”。
次年，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列举了英国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的例子，着重强调其拥有土地极多，“一家的地租占伦敦地租四分之一”。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学生毕业礼上演说时不仅称“中国没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和一般农民”，更指出“俄国大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几百方里，甚至于几千方里”。
这边的认识也差不多。
1923年7月，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首次从阶级分析视角对中国农村社会阶层进行系统划分，将小、中、大地主拥有田地面积分别规定为过百、千、万亩。
瞿秋白（1919年12月）提到，反对社会主义者所持的一个普遍观点，即俄国有大地主行农奴制，中国没有大地主、大工厂，所以中国不会发生劳资冲突、阶级冲突。大地主、大工厂分别指向农村和城市，也就是说，农村阶级冲突完全由大地主所致，与中小地主无关。
李立三在忆述中指出，中共中央最初认为，“中国没有土地问题，因为中国没有大地主”。
1922年1月，张国焘向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报告。报告序言中称“中国没有大地主，全是小农和中农”。报告第二部分在具体分析中国农民时，则将中国农民分为“有地的农民，佃农和雇农”三种。
1923年8月，李达在湖南《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想》上撰文批判江亢虎所谓的“社会主义”。李达指出：“据江君对于资产二字的解释，凡属私人所有之土地、矿物、森林、金钱、机器、商品等可用以生利之物，都是资产，都要收归国有。照这样解释起来，资本阶级、小资本阶级的资产，大地主、中农的田地固不待言，即属手工业者的工具，小商家的商品，小农的田地都要收归国有了”。
可见，早期国共双方的共识，是中国就几乎没有大地主。但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文中将中国社会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文章结尾却称：“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至此，我们今天的人，普遍认为中国必须有大地主。这，显然也是土地全部国有化所必须的过程。
附:1927年，东京同人社出版了日本学者伊藤武雄所著《现代支那社会研究》一书，其中在分析中国农业时，使用了一个“土地所有形态百分比率表”，具体如在根据表格所得结论中，伊藤武雄将十亩以下称为“贫农”，“十亩以上二百亩以下”称为中农，“五百亩”以上者则被称为“大地主”。当时日本人提供的数据如下:
可见，南方的“大地主”情况的确比北方严重。其实事情比较复杂，原本不想过多置言，但有些人会用战争、收成、产量等因素来解释，这是逻辑误判。战争往往是土地兼并的因，而不是我们普遍认为的果，而“分家”才是人口增长的信号。收成、产量当然也不是决定性因素，只有利润才是。真正原因其实是上述当时的学者认为的，工业化程度决定的。资本主义产生，就会有很多失地，很多人放弃土地，对于当时的历史时期，南方的工业化程度和资本主义萌芽更早起步，这，才是历史的必然。
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其中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浙江作为试点，减租减息至四分之一的水平。实则这样一来，一亩地按当时的产量，地主得到还不到一百公斤粮食。一个五十亩地的中小地主家庭，年收入其实还不如上海的一名普通工人家庭，你要那么多地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