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历史剧里，咪蒙同志把苏梅梅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她“处处事事为红军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追击的红军的救星”，在她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她不但是红军战士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
“苏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开超市就“民拥军”，她不但为红军提供各种“现代工业化社会虚空物资”，而且在手机APP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向社会拍卖红军的物品。红军要求能获得更多珍贵的物资，要求“苏老爷作主”，于是苏梅梅系统金手指一点，“开设超市，专供红军战士消费”。金手指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对科学的组织体系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红军”向苏梅梅叩头道：“苏老爷为革命奉献，工农红军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苏梅梅的办法去做，工农红军的“生存”、“补给”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苏梅梅一人。红军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求助，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工农红军的命运托给“苏青天”。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中的苏梅梅，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苏梅梅。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于历史真实。尽管广电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苏梅梅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庸俗化”的范围了。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苏梅梅或苏梅梅以后的金手指龙傲天，都无法在事实上甚至虚构中改变革命的路线和进城一丝一毫，更无法缓和红军自力更生革命的烈火。
另一方面，所有红军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让苏梅梅青天大老爷为他们提供物资，把“超市”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超市”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超市”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
我们希望咪蒙同志把自己塑造的苏梅梅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XXX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咪蒙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小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咪蒙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2024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我在长征路上》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发表和演出还不久，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借了姚秃子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