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女性地位将在政治法律领域不断高歌凯进，却又在经济就业领域加速萎缩，两者互为因果。
这不是预测，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由于高等教育普及，绝大部分完成高等教育的女性工作会限定于第三产业，又或者说“中产”。
但是由于经济减速，贫富分化，留给中产的地盘会越来越小，所以大量中产的就业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
其中男性会向下跌落，去跑美团滴滴临时工，或者学技术，要么就是躺平，也就是成为“无产”。
而女性在降本增效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失业风险更大，但是又一般不会接受第一二产业工作，所以失业后的平均待业时间会比男性长，而这就又成了下次找工作会被筛掉的雷点。于是其中有的人会失业家里蹲，有的会涌入擦边行业，有的则是不断考公考编。
考上的人会进一步推动司法倾斜，提高女性法律地位——当然，对于个人来说是法律保障，但对于他人以及社会来说则是法律风险，在以前这种法律风险主要由丈夫承担，但结婚率崩了之后则主要是由社会和企业承担了。
显然企业不想承担这多余的风险，那么不招女工就是大家最容易达成的共识。且地方政府还要倚仗企业解决失业问题，所以基本不会过多干预企业招聘时的“性别歧视”问题。
所以对于失业女性来说，拖得越久就越难以重新加入社会分工，且由于婚姻的名存实亡，“嫁人”这条传统退路也在实际上走不通了。
日本在泡沫经济破裂后，女性的就业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又大量集中在没有稳定保障的临时工或者庶务科里面，光看就业数据很乐观，但是青年女性的贫困率却高达30%。
而日本的第三产业比重（尤其是东京都市圈）可是超过80%，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只有56%。第三产业是女性可以跟男性平等竞争的领域，而传统的一二产业则是男性占有直接优势。
所以从产业结构上看，我国的情况恐怕会更严峻。庶务科虽然看似工资不高，但仍旧是大量女性的一个低保，而我国以后似乎只有已育女性才有机会得到这样的低保。
因此未来我国的性别问题将分成两条线：女性的地位将在政治法律领域不断高歌凯进，却又在经济就业领域加速萎缩。
光看司法，我们会是世界上女性政治地位最高的国家。但法院毕竟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划分财富，国家也不能直接给七亿女人的卡里打钱，只能立法规定女人能去哪里拿钱。
那自然也就意味着更高的法律成本与风险。
因此法律的倾斜会不可避免地加速我国女性的去社会化进程，让女性陷入个人利益与女性群体利益必须二选一的囚徒困境里面。
而每一个个体也只能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短时利益的选择。即便有个别人看得长远，她的选择也无法扭转整体的大势。
而女性当中意见领袖的地位则将极大提高，并与普通女性拉开越来越显著的差距。前者可以依托女性优先的政治口号给自己谋取巨量的利益，但因此而消耗掉的政治资源反而使得社会对于女性的包容度迅速降低，导致后者在社会上寸步难行。那么普通女性便只好把前者的成功作为自己的奶头乐，依靠“女性主义”这一宏大叙事来获得长久的精神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