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其实经历了两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长征——
第一次是1934年到1936年，大约两年时间。
第二次是1958年到1978年，大约二十年时间。
1934年第一次长征出发的时候，红一，红二，和红四，这三大方面军，再加上红二十五军，大约有20万人。
到了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减去后来几乎损失殆尽的西路军，和陕北红军，以及扩编的部分，只剩下约三万多人。
两年的时间，从大约二十万，减少到三万多人，为什么还说长征是重大胜利呢？
第一，长征基本确立了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基本摆脱了苏联的控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更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起点。
第二，长征找到了长期稳固的根据地，延安成了十多年的中央驻地。
第三，长征将全国的红军主力基本集中到了一起，如果长期分散，很难得到统一的指挥，反面的例子，就是新四军的部分人。
第四，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一个奇迹，长征精神已经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涅槃重生的代表。
正如张学良晚年说的，我们都是带兵的，就长征那种情况，谁能做到？换做别人早就散了。
因此，不能根据红军人数的大量减少，就说长征失败了，关键要向前看，长征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新中国的成立，以及现在中国的成就，都直接相关。
可以说，第一次长征，几乎没有多少人否定，令人遗憾的是，第二次长征，却几乎没多少人肯定。
1958年到1978年是中国的第二次长征，主要实现了以下成就——
第一，去依附，改出苏联经济体制，独立自主建立了工业体系，和工业生态。
第二，反苏反美，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主要通过第三世界国家，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第三，跳出苏联阵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与美国缓和，跟西方走向一起。
第四，去特权，改出苏联的政治体制，基本建立了既有聚合融合，又有均衡制衡的政治体制。
这四大成就，很多人只承认一个半，与美国缓和，跟西方走向一起，几乎没人反对，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也没人反对。
但是同时反苏反美，对外输出援助，输出革命，就有很多反对，仿佛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有些蠢货还说是美国和西方放过了中国，让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
至于去依附，改出苏联经济体制，和去特权，改出苏联政治体制，大多数人都反对，好像工业体系，工业生态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只要改革开放，就会有工业体系，和工业生态；好像中国不用做任何改变，就能避免苏联解体那样的命运，就能顺利的实现改革开放。
工业体系——工业生态——聚合融合——均衡制衡
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四大根本，也是中国现在成就的四大关键，苏联却只有八分之一。
这八分之一，就是苏联的工业体系。
苏联的工业体系，看起来比中国更好，但却存在严重问题——
一是过于单一，只有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就如把鸡蛋都放到了一个篮子里。
二是过于偏科，过于偏重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民用工业和轻工业萎缩，就如残了一条腿。
三是过于割裂，很多工业门类放到了东欧国家，和各个加盟共和国，导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工业体系直接 残了。
苏联没有中国的工业生态，没有中国的聚合融合体制，也没有中国的均衡制衡机制。
聚合融合体制，主要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和民主集中制。
所以，苏联的政治经济问题太大了了，教员早在六十年代就说，苏联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并针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做了一系列改造。
去依附，改出苏联的经济体制，独立自主的建立工业体系，和工业生态，太重要了。
去特权，改出苏联的政治体制，基本建立了既有聚合融合，又有均衡制衡的政治体制，也太重要了。
因此，就如真正推翻清朝的，不是辛亥革命，而是太平天国运动，同样，中国真正的根本改革，不是改革开放，而是从1958年开始的去依附，改出苏联经济体制，和教员最后十年的去特权，改出苏联政治体制。
主要是改革开放，改出了苏联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么？
答案是否定的。
改革开放主要有两大根本——
一是从备战备荒的战备经济，转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二是以中国的中高端市场，换西方的中低端市场，走出口替代的外向型经济路线。
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之所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难以发展起来，主要是缺乏经济生态。
改开后，中国涌现了近2000万家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主要源自人民公社的小作坊小企业，还有各级地方政府，也有很多地方国企，和集体企业。
大量经济组织，大量产业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才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根本。
如果苏联也像中国一样，有大量经济组织，和大量工业人口，很可能不会解体，即使解体了，经济也不会长期陷入困境。
苏联始终缺乏中国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斯大林时期是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主要通过大清洗实现权力的集中，和权力的流动。
斯大林去世后，集中没有了，权力的流动也停滞了，导致官僚特权阶级膨胀了起来，为了不被清算，为了世袭罔替，最后瓜分了苏联。
因此，苏联避免解体的两大关键，一是工业生态，二是遏止官僚特权阶级，刚好与中国的去依附，改出苏联经济体制，和去特权，改出苏联政治体制相对应。
如果没有58年开始的去依附，建立了工业生态，如果没有教员最后十年的去特权，建立了既有集中，又有均衡制衡的动态机制，中国也大概是苏联的命运，而且，很可能会比现在的俄罗斯更惨，因为，中国可没有俄罗斯那样丰富的资源。
说穿了，关键就是统一又多次元的系统性，和生态性。
工业体系的根本是统一的组织性，工业生态的根本是多次元的机制性。
聚合融合，或民主集中的根本是统一组织性，均衡制衡的根本是多次元的机制性。
据说，教员曾经向其他领导人推荐了三本书，分别是《淮南子》，《机械唯物主义》，和《机械人》。
教员真是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看的透透的。
社会的本质是生态，是系统，而不是机械，不是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