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欧美国家都能选出米莱这样一位伟大的总统，牛门。

现在中国的圣人，一共有三位，泽连司机，米莱，内塔尼亚胡，分别被称为泽圣，米圣，内圣。

有泽圣，东北振兴。

有米圣，牛肉自由。

有内圣，中东国家集体保障石油。

三圣现世，可谓国运。

关键是这三位是拼着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人身安全为国效力。

还是给三位圣人立个生祠吧，年龄大了，眼窝子浅，看不得这些。

20多年前，我硕士刚毕业，进了AMSL的算法组，在埃因霍温总部。

组长是位荷兰大叔，他一周为ASML工作4天，剩下1天在自己的实验室做研究。

此外大叔还是某权威期刊的主编，工作起来基本就是审论文的范。

我刚进组第一次作报告，讲话习惯以“I think……”开头。

结果没说两句就被打断，荷兰叔一副忍无可忍的样子。

告诉我，你不需要“认为”，你只需要“定义”，“量化”，“推导”和“证明”。

自此之后我便开始了长达半年的“逻辑炼狱”生活。

开会随时会被底下人打断，他们总是那么自然而然地问出，诸如“how do you define”，或者“how do you prove”之类问题。

不光是我，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毫发无损地离开讲台，每次下来后背必然湿透，因此这玩意也有了一个形象的名字，“sweating talk”。

为了不被晾在台上，我不得不提前一周准备报告。

准备过程中则不停追问每一个概念的确切定义，google一层便会发现更多模糊概念，然后继续google。

直至抵达概念的边界，再追问下去是混沌系统了才会停止。

也习惯了对所有公式用两种甚至三种方式进行推导，通过不同路径对数字进行进行校验。

对于那些明显反直觉的矛盾会尤其小心，因为一旦出错便显得格外愚蠢。

不但自己准备，对同事的报告也要详细了解，毕竟我也需要在台下提出质疑。

而我必须保证自己的问题一阵见血，否则当人家反驳你说“not even a question”，你会从此社死。

压力之大，甚至会让我连续失眠几天。

可逐渐地当我适应了这种方式，反而开始感到无比轻松。

就好比近视眼带上了眼睛，原本浑浊不堪的世界变得清澈见底。

澄澈地思维让我开始心里有底，仿佛整个人终于找到了立足点，每走一步心里都格外踏实。

后来回国的我也逐渐地也走上了管理岗位。

当我第一次听团队汇报时，终于体会到了当年荷兰叔的烦躁。

可我发现对于很多人而言，运用逻辑似乎很难。

面对着数据表，他们依然习惯于“我觉得”。

他们不但认知世界全靠“我觉得”，而且为了证明“我觉得”正确，还会不自觉地挑选那些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案例，即便这种案例在统计样本中凤毛麟角。

即便统计数字跟他们的“我觉得”直接矛盾，他们还是会一根筋地相信。

他们相信虚无缥缈的“我觉得”远胜实打实摆在眼前的数字。

他们的“我觉得”还可以肆意妄为地使用概念，而根本不在乎概念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他们从不会google或者百度任何概念，而是想到什么张嘴就来，完全不担心搞错定义显得极其愚蠢。

当他们说“我觉得”时，似乎也根本没打算让别人听懂，甚至他们自己都根本没打算弄明白。

与解决问题相比，他们期待更多地反而是一场抬杠，当然他们美其名曰“辩论”。

当你规劝他们以逻辑的方式进行表达时，他们反而会高高在上地说，你太理性，不懂我这种“感性”。

可究竟什么才是感性？

他们自然说不清楚，总之一拍脑袋“我觉得”就是“感性”。

对于这些“感性”的人，你能怎么办？

还偏偏就是这种人，特别喜欢表达，这似乎是一种“低自尊优势”。

不讲理的好处就是可以理直气壮地不讲理，丝毫感觉不到被打脸。

只不过一群人各自拍脑袋，拍来拍去最终还是各自“觉得”，问题依然摆在那。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网上看起来人多势众，在现实中却只能躲在阴暗角落的原因吧。

反正收藏你也不看，点个赞意思下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