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5年，胡适就认识到太平洋海战将会成为中国翻身的机会，但我们必须经历三四年的艰苦抗战才能促成它的爆发。胡适一直坚信着这一点。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拉美国下场，他以大使身份赴美游说。直到1941年12月8日，罗斯福打电话告诉他：“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
本文从胡适的几篇文章入手，探讨他观察政治形势时的思维逻辑。
一、1935年6月致王世杰的三封信：“公开解决悬案”与“苦撑待变”
1935年，针对日本分裂华北的企图，胡适于6月下旬给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写了三封信。其中第一、二封信的主旨，是用公开的妥协换得足够长的喘息时间；第三封信的主旨，是用绝大的牺牲来引发太平洋上的国际战争。
在前两封信中，胡适提出了两个对局势的预判：
（一）在最近时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做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1]
胡适认为，“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