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收到很多关于这个话题的回答邀请，但一直难以找到合适的点切入展开讨论。
直接的原因非常简单：如果完全从事情本身的情节出发，根本不足以产生这样的讨论热度。虽然很多人都用了非常难听的字眼形容持不同观点者，但这件事情的内核并不新鲜，即所谓男性对女性的转移支付（包括婚前阶段）在近年来已经演变为一种新的约定俗成的现实，甚至现实中还广泛存在转移支付竞赛。
一方面，由于先天方面生理上的差异以及后天方面社会角色建构上的差异，女性整体的收入更弱势是事实，在任何国家或者地区，总体上看，都呈现出这个结果。
另一方面，从古至今，婚姻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都是（双方）家庭财产的重组。由于在经济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婚恋阶段女性整体上要净接受男性的转移支付也是事实，实际上也隐含着“在家庭分工中，以男性一方主要承担经济收入职能”的意思。
人类很早就学会了分工，学会分工的人类才更有战斗力和产出，形成了愈发复杂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家庭层面依据个人情况形成分工与转移支付，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生产的基本单位和合作形式已经发生改变。
最早期的人类，以部落为单位开展渔猎采集，其次是漫长的家族与家庭式的作坊生产或农耕，即“相随晌田去，丁壮在南冈”。这种家庭式的生产，以家庭为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之间也互为生产过程的合作者，家庭生产的所得并不结算到某个家庭成员个体身上，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结算（如农民只会计算自家一年的总收成是多少）。
工业化出现后，逐步过渡到以个人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即使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也往往从事不同的社会生产类型，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合作的对象也往往是没有亲缘关系的陌生人。因此，生产的结果，也是直接以“工资”的形式直接结算到个人身上。
对男性而言，无论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并结算”的传统模式，还是“以个人为单位生产并结算”，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是从事生产的中坚力量，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并获取收入，因此整体上对出现的变化较为钝感。
对相对处于收入弱势地位的女性而言，新的变化意味着自身多了一种选择的机会，即既可以选择广泛地参与社会生产、取得个人收入，又可以选择在个人收入处于弱势时，接受“（事实上的）以家庭为单位结算”、接受收入明显强势的男性的转移支付。
认识到生产模式转变对男性与女性的影响有明显区别后，我们来审视日本的经济形势变化、就业情况与女性权益运动的起伏，逻辑就非常通顺了。
经济繁荣、就业形势向好时，即使是收入总体而言处于弱势的女性也较高比例地实现了“以个人为单位生产并结算”，接受男性的转移支付不再作为刚性需求，同时在物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内核为追求消灭性别收入差距的女性权益运动开始兴起；虽然男性的收入也取得提升，转移支付能力大幅加强，但由于女性不再刚需转移支付，男性在转移支付过程方面反而形成一种社会达尔文式的竞争状态。
经济冷却、就业形势恶化时，所有人的就业质量整体降低，男性只能继续“以个人为单位生产并结算”；女性在就业方面受挫更明显，更多人退而求其次，选择接受（事实上的）以家庭为单位结算”、接受男性的转移支付，这依然是物质决定精神的指导结果。然而，由于收入预期变差，此时男性的转移支付意愿已经远不如社会达尔文式竞赛阶段那样强烈。
所以，在日本的就业形势由向好转为恶化时，从表面上看，就是男性的转移支付能力与意愿减弱、其女性权益运动也明显受挫。女性权益运动的内核，正是“消灭性别收入差距”，但令人遗憾的是，至少在日本的女性权益运动兴起到趋于结束的全过程中，性别收入差距从未实质被改变，遑论被消灭。性别差异分工导致的性别收入差距，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会趋于模糊，但现阶段谈论这些可能依然为时过早。
我们再来看国内的情况：近年来婚姻未成后彩礼返还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去年所谓的“舔狗经济破灭”，今年的“胖猫事件”，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一种里程碑，但这绝不是什么打着“性别平等”名义的“性别战争”的里程碑，而是经济、就业与收入变化的里程碑。
这些事件的核心实质是在个人的收入预期转变后，个体对任何形式的转移支付的收支都更加谨慎保守。并且，从其他很多方面我们都能够体会到预期已经发生转变的事实，这种谨慎和保守完全可以被预料到。
但是，从“胖猫事件”单独折射出一个新情况，即男性在整体上似乎是突然从社会达尔文式转移支付竞赛状态转变到转移支付意愿不足的状态，其转变速度之快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这也是讨论热度明显过高的直接原因。然而，我们的主流媒体依然试图将关于此事件的异常的讨论热度的解释简单化，称其为“网暴”和“舆论站队”，在已经理解问题的实质的情况下，我们不难发现这类简单解释其实近乎等同于火上浇油，如此举动确实令人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