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国度启示和中世纪后期的符号论形成了现代政治宗教中的启示动力的历史基础。自本笃以来，特别是托钵僧会的发展以及基督教内部“新宗教” 的形成以来，作为基督教修道运动的结果，灵魂的新生的精神性认识，基督徒生存理想之完满，都被视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精神存在之完满的上升线自文艺复兴以来成为了世俗力量中最有力量的因素之一：这体现在相信人类理性的可完美性，体现在启蒙时期认为人类可朝着理想的最终境况不断地向前发展，体现在相信通过神性信仰来形成的共济秩序可以使世界变得完美无缺，体现在相信十九世纪的人们的宗教就是进步。国度启示的符号论一直延续到十九、二十世纪的符号论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中的三个王国里，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帝国里，在继古代罗马和基督教罗马而至的第三国度的内容性定义被完好无缺地保留了下来：相信普世教会的体制会通过人类精神因圣灵降临而臻至完美的生活秩序而消解；相信在共产式的第三个天地中'国家将消失'，人们将形成彼此友爱的自由的组织；相信这个国度的苦难拯救者，但丁曾说有五百个，五个，十个；相信我们时代的领袖人物和神话；相信新国度的秩序无论在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组织中以及精英集团中，始终都是新的国家组织里的核心。
——沃格林《政治化宗教》
康德的启示是人的启示，但其他的启示者却把他们对此的表述缩小为某个特殊的社团要传播的信条。费希特就是根据《约翰福音》的信条来展开他的启示的。他认为，作为尘世的最后的王国是上帝的王国，除了古老的日尔曼人外再没有别的民族有能力来使人类重现生机，带来上帝之国。孔德把维柯和圣-西门的理论发展成世界历史的三阶段法则——宗教性的、形而上学的、以及更上一层楼的实证科学，并且认为法国人是实证精神的承担者。马克思把历史分为原始共产主义时期、阶级国家及最终共产主义，认为无产者是迈向最终王国的承载者。自戈宾诺（Gobineau）以来，种族理论家们把历史理解为种族活动和种族之间的斗争，把某个被选择了的北方或日尔曼种族视为推动者。在欧洲历史的进程中，这些启示的每一种都创造了自己的撒但符号。我们已经提及那种视天主教为撒但的观念。康德视人类的欲望为魔鬼，费希特描绘了拿破仑的魔鬼形象，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魔鬼，被选的种族被缚在低劣种族上面——尤其是犹太人，成为'对抗的种族'。
新符号理论的普遍趋势是它的'科学的'特征。这带来了一种特别的力量，在不到一个世纪里极大地改变了世俗社会的精神结构。上面所列的各种启示被认为是“幼稚的”，即它们都随意称其主题具有科学的性格。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有一个通过揭露内在意识形态而批评启示式声称的越来越激进的趋势。这些批评者想证明符号论不符合科学方法的要求，它们是为了宣传某种利益而形成的。通过宣称其科学性，这些启示受到科学争论的考验，现在正受到自身的前提的侵蚀。现在我们也许以为意识形态-批判双互侵蚀的结果，就是回复到拒绝批判的世界形象上，但相反却出现一种奇妙的情况：世俗凝聚力是如此之强，以致它的启示不但在科学批判的进攻下没有瓦解，反而真理的概念被改变了。在这一发展的最初阶段，符号的非科学性格得到了认可。但这不是拜政治宗教的人所赐，而是符号保持了它对人民的约束力，即使它并不符合科学标准。幼稚的启示被有意识的启示所替代，宣称符合理性理论、国家经济、社会学规范的系统被'神话'所替代。'神话'是为了在感情上凝聚人民、唤起他们的救赎期盼——这带有政治效力——而有意创造出来的。——沃格林《政治化宗教》
编辑于 2024-05-18 10:34・IP 属地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