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题主问题是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但在问题描述里却问的是“长征路上过雪山走草地休息的时候允许打猎吗”,正巧我知道一个“革命军队以打猎改善伙食”的案例,也便分享一下。
言归正题,题主问“长征路上过雪山走草地休息的时候允许打猎吗?”,这种事其实不用“以常理推测”,在红军长征时期“允许打猎”是确实发生过的事,且规模不小,打猎的目标、原因,也超越“改善生活”的需要,属于“生活必需”。
例如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另立中央时期,大批红军部队驻于西康高原地带,当地人烟稀少、物产贫瘠,仅靠征购民食远不足供应红军,于是张国焘先下令“用竞赛的方法”搜掘野生“人参果”,“人参果”搜掘一空后,便是“派战士去猎禽兽和打鱼”
蔬菜在这一带亦极缺乏,生产量供给藏人已感不足,我们来了之后,每天吃的都是青稞牛肉牛酪之类,没有蔬菜是相当严重的问题。所幸当地盛产一种野生的根科植物名叫人参果(也许西游记上所说猪八戒吃的人参果,就是这一类东西),可以佐餐。我们用竞赛的方法,鼓励战士们去搜掘,每人每天可掘得十几斤或更多些,最高纪录曾达到五十斤。人参果和青稞煮在一块吃,相当可口,而且也很富营养。不过我们人数太多,这种野生植物,经过我们大量搜掘之后,不久也就稀少了。此外,我们也派战士去猎禽兽和打鱼,但藏人迷信甚深,看见我们的战士去渔猎,往往有不乐意的表示。
《我的回忆》第七篇 由分到和 第一章 在西康
而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中,我们能找到更多四方面军部队“渔猎生活”的细节。
1936年《新闻材料》第79期上所登的文章《草地行军中模范的八十八师》,在罗列八十八师过草地“先进经验”时就提到,该部在13天的无人区草地行军中用采摘野菜、钓鱼、打猎的办法“大量节省干粮”,并将节省下的粮食用于支援二、六军团
(3)准备干粮和干柴不仅达到高级机关的号召而且增多,例如阿坝出发预备到包座有十三天的草地行军,这一路都是无人烟、粮秣,同时有几天柴火都很缺乏,他们每天规定准备十五斤干粮四斤柴,连队中的战士大部分准备了二十五斤,同时沿途采用扯野菜,钓鱼,打猎的办法,还大量节省干粮,将打牛厂所得的牛羊除自己携带之驮牛,都大量的节省来帮助二军的干粮,通过草地到达包座以后检查起来,有些战士还有十五斤干粮。这便证明八十八师此次草地行军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战士对于节省干粮拥护二、六军的观念非常深刻。
《草地行军中模范的八十八师》1936年 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
再如1936年7月12日时任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王新亭所作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当中提到31军独立师曾断粮一天,但部队指战员“很热烈”的扯野菜、捕鱼,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基本的吃饭问题。
此地最近工作情况:
(一)已接近的有九军、三十一军、四军之指战员,政治情绪非常高,艰苦奋斗精神真好。三十一军部队有的饮冰寝雪而无减员;三十一军独立师有一天无饭吃,最后扯野菜、捕鱼,很热烈。 (二)已过的部队本部协同指挥部普遍举行活动分子军人大会,北进政治工作,进行了广大动员,解释抗日反蒋高潮、党的统一、敌我力量、党的战略方针等胜利。中心口号:“打到甘南去,消灭毛炳文、王均,响应民族革命新高潮!”又普遍举行晚会和连队工作检查。
《王新亭关于四、九、三十一军行军中的政治情绪致陈昌浩、李卓然电》1936年7月12日 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
大别山时期便参加红军、1936年在四方面军妇女营工作的女红军吴朝祥则回忆,过草地时妇女营承担有转运伤员的任务,但是“上级不发给养”,伤员和妇女同志都只能自己解决食物。
而在大藏寺时期,伤员集中,妇女营为保障伤员吃食,除了挖野菜,便是偶尔打猎,捕猎野牛、猪、鹿,肉和内脏按纪律上交统一分配,剩下的肉皮则全部拿给伤员。
负责转运伤员的同志,更是不惜一切地为伤员。那时抬伤员是包干的,上级不发给养,每到一处,同志们就到处寻找野菜,设法给伤员搞些吃的。有些伤员嘴打坏了,负责转运的同志,就先自己嚼碎了,然后一口口地喂下去。有一次,抬伤员走到马塘山半坡,发生了空袭,一颗炸弹看着落了下来, 战士苟贵英同志扑在伤员身上,以自己的身体挡住了爆炸的弹皮。她英勇的牺牲了。被她救活的伤员,是一位指导员,哭得泣不成声。
在大藏寺住的时候,伤员都集到了那里,吃的很成问题。我们白天到处挖毛芋、麻根、葛根、松根、青苔菜与苦麻菜,晚上回来用锅炒干,揉成粉子供给伤员。有时也打了一些野牛、猪、鹿等野兽来,只把皮留下来,煮了分给各连改善生活,肉和五脏都上交了。我们平日吃的都是最坏的野菜。
《长征时期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斗争》吴朝祥 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
在四方面军之外,1936年7月与四方面军甘孜会师的二方面军部队也曾以“渔猎”获取食物。
1936年12月,时任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所作《与四方面军的会合到通过草地》报告中,提到二方面军“在甘孜、东谷时给养并未带得充足,沿途河水澎涨又迟延两天,以致给养不够”,到达阿坝后也因前方部队早已将粮食筹尽,整支部队陷于粮荒的困境。
在如此困境下,二方面军部队不得不在节省粮食运动里动员指战员采野菜充饥,到最后几天既无粮食又无野菜时,“发动钓鱼作为补充食料”,以钓鱼来作为救命之食。“渔猎”在此时便是维持生存的必需活动了。
D、节省粮食运动也做到了一些工作:各首长亲自在连上帮助称粉子,与开会通过每人每天少吃多少两粉子和多少两野菜(有的最后几天连每人三两都没有吃的);按时开饭不准自由吃粉子,曾组织了检查队,在路上检查,与无故消耗粮食的现象作斗争;动员指战员热烈摘野菜充饥,进行了比赛作为补充食料,但有些地方,特别在阿坝通包座路上有许多地方无野菜,或则很少,被前头部队摘完了,所以最后几天既无粮食又无野菜,真是很难支持下去;发动钓鱼作为补充食料,草地鱼易钓,很多人都可钓到,但无盐无油,其味很腥,草地粮食很缺乏,特别是前头部队很多,我们采取各种办法,才勉强渡过了这一难关,但由于工作做得不深入,表现有不少的落后分子偷粮食,对这一现象亦曾作过一些斗争。
《与四方面军的会合到通过草地》1936年12月19日 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
过草地时红二方面军参与钓鱼的指战员,更是从上到下近乎无人不钓。时任噶曲河兵站站长的杨以升的回忆文章《葛曲草原设兵站》中提到,大约1936年6月末7月初时,兵站收集的牦牛被番人骑兵抢走大批。这批牦牛原本是为即将到来的二方面军准备,损失不少,兵站为二方面军部队提供的食品不得不大打折扣。
而贺龙得知此事,只表示“算了”,随后又拒绝给他的一份牛肉,以钓鱼“改善生活”,“从那以后,听说贺龙总指挥每天在行军休息时就跑到水塘去钓鱼”
贺龙的这个钓鱼,倒是真的“改善生活”了!
我跑步向前说:“报告总指挥,是我。”接着,他详细地问我关于分牛羊的事。我就将分发的情形和遭到敌人抢劫的事,向他作了报告。贺龙总指挥听说敌人抢走了牦牛,看着我们惭愧的样子,将一只手向下一捶,说:“算了,天大的困难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接着,把我们召集在一起,重新研究供应问题。他仔细地计算了现存的牛羊数和后面部队的人数,最后决定:“把原来打算发给每人六天食用的六斤牛羊肉又减少了些,动员部队多想办法,多钓鱼,少吃牛羊肉。我们当即遵照执行了。将肉重新分过后,也给贺龙总指挥分出一份。我拿着这份肉正准备交给警卫员同志去煮,却被贺总指挥看到了。他说:“拿回去!”
我想:这么远的路,他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呢!说什么也不肯把肉拿回去。贺总指挥这时从我手里把肉拿过去,亲自送回原处,对我说:“同志,别替我发愁,我的伙食我自己办理,留着那份肉发给后面的同志!”我问他有什么办法,他仰头笑了,用手比划了一下钓鱼的姿势说:“看吧,我们还要改善生活呢!”
从那以后,听说贺龙总指挥每天在行军休息时就跑到水塘去钓鱼。
《葛曲草原设兵站》 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