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你需要定义一下经济的运行。我工作经历较为特殊，我有幸在重工业制造业企业工作过，进过工厂，下过车间，接触过生产一线；后来专司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业务上有机会得以接触过省市区三级政府的官员（或者说政策制定者），也作为客座在大学授课，带带学生之类。因此，从我能接触到的关于经济的运行的学术、政策制定、实务研究三个方面谈谈一孔之见。
学术上，要了解现代社会的宏观经济运转，最理想的还是读经济学博士。一定会有很多博士研究生抱怨在做的东西无用，或者说模型背离现实。这没关系，因为我路演的时候也会提到经济学理论或者模型的一些局限性。但我在读博的时候，高等计量经济的教授Tim Cogley有一句名言，所有模型都是错的，但不妨碍有些模型是有用的。经济学家们，对现实世界的刻画，就是通过这些概率测度上几乎一定是错的模型来实现的，而理论在对模型的错处进行修正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前进。在模型积跬步的过程中，自然有无数的研究者做默默无闻的工作，能够对学术发展产生质的影响的人，凤毛麟角。但经济学博士阶段的训练，使你能够具备从事经济学学术研究或者去业界开展独立研究性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政策制定上，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有关，但视角又略有不同。我接触过的三级地方政府的官员，让我认识到，政策制定者考虑问题更偏向于market-wise（或者说更适用宏观问题而不限于市场个体，但这不等于宏观经济问题），这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密不可分。因此，经济学中货币相关的所有政策，在地方上侧重于执行，而不在于创制；特别是信贷和融资支持，侧重于实体经济的产业配套和风险处置，在上级允许范围内进行创设，直到被合法化或者叫停。货币、信贷相关的政策，要工作中接触，最直接的是进入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司、统计调查司。但地方政府有更大事权的除了公共服务相关政策之外，就是当地的产业政策了，后者与地方财政发生直接关系，而且是头等大事。这类工作中，真正用到的经济学的东西不多（比如政研、深改口，经信、发改、财政口），但是对政策制定者视角下的经济运转的理解会有很大裨益，对经济学知识用得更多的是垂管的人行、金监口（但只要不是在总行、总局，即使用也有限，至多是评职称时候不得不发论文，才需要捡起专业知识）。对经济学知识运用要求更高的，我猜测可能存在于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深改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事室、人行总行、发改委经研院这种中央政府的研究机构当中（当然我本人是没接触过这个层次的），但站得更高，则政策制定过程中自上而下看得更深，会有自上而下理解国民经济运行的视角。这当中人行，侧重于货币流转过程叠加宏观经济运行；发改委，侧重于物资流转过程叠加宏观经济运行，这两者还会分别关注总量与结构两个层面的问题。
实务研究上，基本就是去业界了（非公营机构），比如金融机构、大型企业的研究部门或研究岗位，甚至是包含研究职责的非研究岗位。那么，追求对于宏观经济整体的理解，显然是宏观经济研究岗位更匹配，缺点是需要的机构和岗位占少数，研究从业者的水平方差较大。更多的实务研究，则是侧重于某个行业或者产业，捎带上对宏观经济或者国际经济的研究，那专业性就更难保证了。
普通人经常会有的一个误区，即把三个角度的研究混为一谈，去提出或讨论问题。一种是追着经济学学者问实务性问题。比如问诺奖得主经济实务性问题，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媒体记者采访时问我当年宏观经济的老师诺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关于中国经济走势的问题，老爷子很无语，就实事求是地点明了记者的提问是一个实务问题，而他是学术研究者，记者可能也不理解，就把这句话直接写在了采访里。我从事工作之后，感觉很明显，之所以是实务问题，是因为实务研究者需要长期追踪工作所需的经济指标，从而对数据建立直觉和敏感度，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投入的。过程不难，但没有这个时间投入，一个极高水平的学者不见得就能够解答所有实务问题；但如果他选择解答，那么他的答案往往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比如老爷子当年来上海参加世界科学家大会，被问及人工智能的时候，毫不避讳地直言，所谓人工智能不过就是regressions，但如果真正理解统计学和人工智能，就会发现他的答案其实一针见血）。另一种是追着某一角度的研究者，问实务领域投研方向下的细分领域问题。比如所有知道当事人学经济学的亲戚都可能问的问题，“你觉得买什么股票好？A股接下来要涨还是要跌？美元或者日元接下来什么走势？”这是比一般性的宏观经济实务问题更为具体的，基本是投研相关的问题，更细分的应该是大类资产配置和策略研究相关的。而多数的宏观经济分析师或者学者，并不比问者更了解；相反，从事相关资产交易的交易者反倒可能更有盘感，而给出准确率更高的判断。
我只介绍一下工作中接触到的三个角度的经济运行，供你参考，做出何种选择因你自己的效益函数和禀赋约束而得。
以上，祝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