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谈到过革命时代的一天的影响甚至比二十年“垃圾时间”的影响更重要，列宁也曾在流亡瑞士的“垃圾时间”感慨他们这一辈子都见不到革命了……可是，即便是这样的感概从没有盖过他们清醒的头脑，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他们所处的当下才是斗争的唯一舞台，也只有通过当下才能够避免“垃圾时间”真的变成垃圾。
为了那最终短短一天甚至短短几个小时的震撼世界的变革，马主义者就不得不保持几十年的隐忍和蛰伏。为了那一天，他们就要数十年如一日的教育群众、筹备力量、应对各种各样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一个左派只是单纯地认为自己生不逢时，无处施展自己的抱负，进而只是选择等待，那么他们最终也不过是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还流亡在外、说着闲言碎语的庸人们罢了。
“我们此生见不到共产主义了”“只能靠后人们的努力了”……诚然，这些词句天然的有一种悲剧性的色彩。通过这些词句，庸人们将自己塑造为古希腊神话式的宿命论英雄，幻想自己也是那个指挥着警戒号一往无前的萨布林；又或者是将革命的任务同他的行动剥离开来，而安于在这一“垃圾时间”扮演导师、领袖的角色。现实却截然相反，这些人不过是想早早地在有限的生命中体验一把革命的快感，感受反抗的激情，甚至仅仅是在头脑中进行这样的幻想；这些人要么抛弃了革命的行动，要么抛弃了革命的目的，却遗忘了革命的辩证法正是在过程中呈现出自己的目的，在目的上确证自己的行动。
有资格说相信后人的，有资格感慨万千的，不是连一只脚都没踏出去的庸人，而只能是那些为无产阶级、为党贡献了一生的革命者，就好像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和女婿拉法格怀着希望逝去那样。这正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个被别人视作可能是“垃圾时间”的历史阶段；正是因为如此，之后的一切共产主义运动都将刻上他们这些人不朽的名字。
假如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著作中所写出的那段名言，不是一个为全人类献出自己一生的老布尔什维克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而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动辄“我们处在垃圾时间”“我们此生见不到革命”的网左在某个个性签名或者厌世的小作文里出现的边角料，毫无疑问，这句话就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
说来说去，历史决不是抽象的、自在的历史，而是实践着的、生产着的、劳动着的、具体的人的历史。身处这样一个时代的无产者和马主义者，他们身上的责任和义务远不比其他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小。
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德国，而且必须这样做；他们大部分都处于相当反动的环境中，在社会上备受排斥，为了自己的生活而依靠庸人，因而大多数人自己也被庸俗习气所侵蚀。他们的一切希望很快都集中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上面来了。在庸俗习气的影响下，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民事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闭关自守，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这一切都把人弄得筋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这样，在这个“大幼儿园”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但是，无论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倾向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产生，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在德国，只有他们是生活在比较现代的条件下，他们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幸都是资本的压迫所造成的，而德国的其他一切斗争，无论是社会斗争或政治斗争，都是琐碎的和微不足道的，而且是围绕着一些在别的地方早已解决了的琐碎的事情打转；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因此，您能在真正的、没有变成“领袖”的工人中间给自己找到的通讯员愈多，您就愈有可能对抗领袖的号叫。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５、３１日）》，《马恩全集》第30卷，256）
处在二十世纪四十、五十年代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美国工人阶级蜕化、“匪帮化”的表象，因而对无产阶级丧失了信心——这恰恰是他们的视野仅仅局限于美国以及个别欧洲国家，甚至是由于他们对苏东国家的偏见而丧失了判断能力。而对另一半球的人们来说，那个时代却又恰好是一切都正在改变的而且能够被改变“黄金时代”。
一旦脱离自身所处的那个狭隘的环境，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垃圾时间”根本就不存在。这不过是怯懦者在望而却步时为自己寻找的借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