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个体冲动型犯罪很难防。
我到现在都有个习惯：背包时先不自觉前背，然后愣一下反过来。
没办法，以前广东真的很“夜之城”，飞车党和砍手党当时都成了广州的“名片”，把包背在背上约等于不要了。
当年的新闻标题估计能把安防摄像头下长大的小胖友看懵：
04年10月的何爱华案（就是上面“我的手哪去了”）是个典型：
女工何爱华下班后走进巷子，飞车党抢她手袋，她下意识抬手，被一刀砍下；
她当时本能地转身追人，前几秒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被砍断；反应过来后回来找手，后晕倒；
三个犯罪人里两个未成年。
同样知名的还有广州火车站，吸毒者光天化日在站前吸毒贩毒：
（南方日报记者梁文祥的00年至05年纪录）
当时的局面就是大量流动人口下管不过来。出过孙志刚事件的黄村辖区，城乡结合处三四万的外来人口，派出所只有几十人警力。
飞车党是05年开始加重打击，广州警方往街上撒了超过1000名便衣，两个月里抓了2226人、刑案超1000宗；
广州火车站的大整顿起于08年南方冰灾。
个人感觉，真正的转变都在08年后，打击、赚钱、技术。
打击是持续的，“冒着生命危险来广州”当年不算梗，所以一直顶格打击两抢；
赚钱是08年后启动房地产，有组织的逐渐被招安，要么转入强拆要么转入娱乐业，最后慢慢洗白；
技术是海康大华们的监控逐步覆盖，还有电子支付和手机加密。
风险与成本考量下，过于暴力的犯罪算不来收益，江湖不再是打打杀杀。
但另一种形式可能会冒头，也就是个体的冲动型犯罪，所谓“激情犯罪”。
一，个体和组织不一样。
自己不要命很简单，想说服另一个人不要命很难。但凡是组织，哪怕两三个人，都得博弈协调，都得掺杂点理性成分。
组织犯罪最后都会不同程度去暴力化，就是因为暴力的赎买成本高：我发疯砍人，砍就砍了；你让我砍人，那得加钱。
个体没有其他人的制衡，他疯了就真疯。
而现有的监控手段，不管线上线下，其实都是针对组织。对于那种一言不发独自行动的，很难预警。
二，缺乏把关人的媒体和算法会放大情绪。
互联网本身就加速信息流通，而短视频则加速了无把关人信息的流通。
短视频本质是个互联网电视台，你可以随便换台。问题是：传统电视台有个总编室看一眼控制基调，自媒体没有。
而算法又在鼓励自媒体持续生产强刺激内容，并把受众圈在同质化内容的池子里。
这就导致对立情绪极易被放大，受众的社会认知非常负面，并且严重丧失自我调节能力。
三，原子化的生活方式。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起到反馈调节的作用。
所以青年独居、高流动性、灵活用工、家庭单位解体、社会组织缺失都是很麻烦的事，越来越多人在现实里找不到联合，得不到赚钱外的人际反馈。
如果再不小心踏入算法编织的对立情绪里，土壤就厚了。
再碰上个增速放缓。
经济不是均匀的，经济有浓有淡。增量放缓下一定是加剧不平衡。
但人的受教育和谋生是相对固化的，学新技能找新工作换新地方都需要大量切换成本。
增速放缓下，一部分人会过得远远比另一部分差得多，但总量上很难看出来。而他们在手机上又能看到大量对立，别人的美好生活。
这会加剧。
最后是底子差，长期内卷导致普遍心理教育缺位，几代人的心智坦白讲都有些戾气。
这就像一层层漏斗，每一层都加大，最后掉下来的就会变多。
没有为犯罪者开脱的意思，但这种结构是工业化后期里普遍存在的，类似日本的无敌之人和欧洲的独狼。
个体的冲动型犯罪极难预防。真动手时，普通人基本没有反应时间，系统也无法做出预警。
只能说：少争慎怒。
网约车司机日均工作11小时成常态，灵活用工下各种高强度就是情绪火药桶，不过分就忍忍。
另外，结伴的安全系数会高些。
个体冲动型犯罪一般也针对好下手的个体，结伴能有点天然威慑（但这对想用汽车撞人犯罪的反而是个反效果）。
总之，谨慎之外也不用太上心，这种类型真就看命。
闲聊公号：王子君的碎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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