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砸个场子。
东北的经济建设治安变化水平，和1949之后构建起来的工业化基础，是息息相关的。
在大上班事件发生后，东北地区的治安常年是国内倒数，属于国内小哥谭小墨西哥。另外之前其实也不咋着，但在国内还不算是倒数，大上班之后，1996-2000初，基本上就是东北最乱的时候。
这种混乱随着此起彼伏的斗争，包括新兴农民工等等的斗争，以及特别代表性的类似通钢等等等等大小规模的事件和人民斗争，迫使国家开始重视这方面的补偿。最后随着经济形势逐渐变好，逐渐安抚止血，基本上才让东北地区趋于一个相对安定的状态。
而东北的老年人数量又是非常多的，而这些人几乎都是国企相关，要么是尚未波及到的，要么是被补偿或者增加养老金的。至少这么说，有未被补偿的，但是相比之下，当然数量比起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情况好很多了。
但问题来了。疫情来了。特别是22年末的大拉稀，最害怕共存的其实就是东北。这个清零思想，不单单是源于上层，而是几乎这些当年国企老人及其家庭的担忧。包括这些人实际上也是承担着许多，曾经那个共和国的经济支柱和东北建设经济支柱的核心。
然后他们大规模的去世导致了很多家庭失去了这个基本的福利补贴，兜底措施被进一步削弱（想必裹加也不想再去掏钱）。一下子制造了许多彻底被无形的打手释放自由的人。这下直接就炸了。对于南方，可能我都能理解共存确实是一种解放，但对于东北，可能损害和收益还真不好说。
而且这伙人不是简简单单的受福利就拥护的，而是自大上班以来他们就将它试作一种背叛，他们意识到了这个上层间住已经发生改变，成为了一种守卫最后的净土一般的“保卫我们的公社”同时拿回利益而战的心态，甚至产生了类似玻利维亚莫拉莱斯的那种模糊的咣副、反帝、反建制的萌芽心态。
当借助共存的契机直接将他们再度牺牲的时候，那么这个仅有的阵地之一也在丢掉。之前或许有点进步性，现在正在加紧消散。当他们的子女面临这种经济兜底消失的第二次大上班，那么后果可想而知。就算是这次并非是这个群体的事件，也会有下一个事件。如果不能将他们团结起来，让他们掌握更好的斗争方法，那么这种混乱的“抗争”也只能是一个一个一个悲剧与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