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不谈公知这个概念被污名化的问题——毕竟在这个过程中，“公知”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正如猴姆老师的回答所说，将“公知”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本身就是皇帝用金锄头的一种想象，而将“公知”视为是收外国钱的反贼，那就更是彻头彻尾的阴谋论了。
这里，就先假设“公知”指的就是被污名化后的那个概念。那么，现实中“公知”的来源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仔细区分“公知”的话，会发现“公知”内部也分很多派别。比如，有的人是逆向民族主义者，恨自己没有投胎到国外，但有的人则是民族主义者，对于外国的推崇只是想让国家发展的更好，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对自己生活处境不满，只是在借题发挥，另有些人则只是因为参加了某些活动，出于礼仪等原因为主办方说了点场面话，也有人就是觉得大众喜欢什么我就说什么，属于早期营销号……
以上只是随便写了几种，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公知”是可以不断细分的。在这个角度上说，“公知”的内部本就不是铁板一块，“公知”与“公知”之间互相瞧不上都很正常。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计策”让他们起内讧。把“公知”想象为一个严密庞大的组织，所有人都定期从外国拿工资、领任务，这本身就是阴谋论的想法。
至于说是否有人一部分人是拿钱了，担负对中国攻击的任务？这肯定是有的。实际上，从美国的解密文档来看，他们的确在不同国家长期资助一部分组织，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宣传某些内容。但这里又得分两方面来说，其中一部分的人和任务的确是显性的，美国相关部门的人会直接说“接下来你们要从什么角度去宣传什么什么”，但还有一部人和宣传是隐性的，比如美国的组织个什么国际活动、学术会议，然后征集论文、文章，那自然是与主办方观念、想法更贴合的更有几率入选。但在明面上，美国并没有“命令”这些人去写这些东西，它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筛选。
然而，反过来说，在那些主动参与学术会议或其他活动的人的眼里，他们其实并没有主动去做“公知”，只是因为他们的部分观点被主办方肯定，所以才有机会去参与这些活动。如果你单拿他们发言的一点作为攻击的理由，说他们的言论有问题，这可能还有点道理，但如果要上升到整个人，说他们是“公知”，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这里可以举个很好理解的例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十几年之后，今天各种欧美没有996、没有35岁危机、企业没有任何权力裁员等的言论，极大概率会被定义为新的“公知”言论——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可话说回来，今天说欧美没有996、没有35岁危机之类的人，真的就一定是盼着国家不好么？能把说“欧美没有996”的人都归为一类么？
如前面所说，很多“公知”的形成，其实都有时代的烙印。比如新闻传媒领域，很多“公知”的出现，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问题，而媒体记者是这些问题最直接的报道者。在面对这些社会负面信息的时候，再对比发达国家对此的处理方式，很多人自然会觉得中国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同时对国外也有很多滤镜，溢美之词较多。可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也是因为认为自己有社会责任在。
与其在这里骂过去几十年“公知”普遍出现，不如思考为什么“公知”会普遍出现，以及“公知”的言论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传播度。实际上，在过去这几十年，大众对“公知”言论的接受是有现实认知基础的。比如“德国良心下水道”为什么能广为流行？因为在头二十年，的确存在能买德国车不买日本车、能买进口车不买合资车、能买合资车不买国产车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又是以当时德国、日本发达的汽车工业为基础的。德国、日本制造就是高端、精密的代表——不要说当时的老百姓认知多差，这就是他们对现实的认知。既然如此，德国能搞出这个来毫不奇怪。
而且，德国下水道的流言诞生于青岛，这是德国的租界区。客观来说，在2000年以前，中国绝大多数的省会城市，整体的审美水准、建筑质量是比不过租界区的。这里就直接拿上海做个对比。众所周知，外滩是上海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以黄浦江为界，西侧为当年的英租界：
东侧则为东方明珠等：
虽然东方明珠等这些建筑的确更高更气派，但外滩的外国建筑整体水准放到今天也不算差。不过，更重要的一点是，东方明珠那些建筑基本都是1990年代之后才开始建起来的，而外滩英租界的那些建筑，却基本在19世纪就建造完成了。
也就是说，那个年代的人如果去上海，能看到的上海最气派的建筑，几乎都是租界内的建筑。而当时绝大多数的省会城市及二三线城市，整个城市都拿不出几个能跟这些租界建筑媲美的建筑，大量的地方都没有开发。在那种情况下，说那种租界区的老建筑里有备件，也的确符合了大众对于“国外的东西就是好”的想象。但也正如前面所说，也许编造“德国下水道有备件”的人是故意的，但相信并且传播这个内容的人，就一定是“公知”？
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有个朋友是苹果吹。因为他自己比较有钱，所以苹果全家桶也都是齐的。但是他为什么吹苹果？因为苹果的服务是真的没的说。他是个摄影师，经常在室外工作，设备磕碰在所难免。而他之所以选择苹果，是因为苹果的售后让他们很满意——他的iPhone、ipod都是在摔坏无法维修之后，苹果给他换了新的。当然，这个政策后来的确被国内很多人玩烂了，逼得苹果公司不得不改变政策。但至少在2000年初那个时间节点，能做到这种服务水平的企业，产品设计的又那么好、做工还非常扎实，吹一吹苹果也是人之常情。但他吹苹果，就真的只是吹企业，顺带着说一说“为啥国外企业的服务就是比中国的好”这类问题。
以我对当年某些被视为“公知”的人的了解，绝大多部分的“公知”，都只是在观念层面具有某一部分共通性，而且这种认知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成长和生活经验，并没有任何人给他们钱。而在这种“共通性”之外，他们之中的差异性会更大。所谓“劝降公知，让公知内讧”，就如同“劝降大学生，让大学生内讧”一样——“大学生”只是在高等院校就读的学生的统称，离开这个身份，学生与学生之间千差万别，根本不用你搞什么，他们内部就能根据性别、地域、职业规划、爱好等等吵个没完。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在网上也几乎不用“公知”去概括一个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公知”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污名化，我不想让其继续被污名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尽管我拉黑了很多人，但我拉黑的理由是“我不喜欢某些人的表达方式”或者“我不认同某些人的某些理念，不想再看到类似的观点”，我并不会去猜测这些人说这些话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收人钱了等等——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就事论事，一个人的观点有问题可以说观点的问题在哪儿，但是在对人完全不了解也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去揣测他人的动机和身份，是没有必要的。
当然，如果有人依然认为某些人是公知，不妨自己去尝试一下“劝降”，如果成了，那国家也会感谢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