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周总理。我想问问,他如何看待无儿无女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为民服务了一辈子,但是晚年自己却没有儿女给他养老送终。为什么周总理膝下无子呢?其实,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怀过两次孕,不过最终都因为种种原因而意外失去了孩子。

心怀革命事业,邓颖超私自打胎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的。
婚后不久,就发生了廖仲恺被刺案,周恩来被选为廖案检察委员会委员之一。在廖案并未完全查清楚的10月6日,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指挥下举行第二次东征。周恩来作为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出发。
邓颖超则留在广州,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

周恩来走后,邓颖超当然思念丈夫。只是那些日子里,她常常恶心呕吐,浑身酸软无力。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友们开玩笑说:
“小超,你想周主任了吧?”
邓颖超马上红着脸说:“人家生病了还开玩笑?!”
何香凝一听说邓颖超病了,马上嘱告她:“到医院请大夫看看,生病可不能大意啊。”
邓颖超利用一个休假日来到一家医院。大夫告诉她:“小姐,恭喜你!你怀孕了。”
邓颖超听了,心里又慌又乱:自己才20岁出头,刚刚到广州工作就怀孕了,哪有时间去生孩子、带孩子呢?恩来东征了,母亲又不在身边。何香凝虽然非常关心她,然而她自己刚刚痛失亲人,怎么能以个人私事再去让她费心劳神呢?
邓颖超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她认为自己还很年轻,应该革命第一、事业第一!于是,她下决心不要这个孩子。趁何香凝知道她生病,她就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

何香凝
邓颖超母亲是位中医,因此,她早就从母亲那里知道有哪些打胎的中成药,就悄悄买来服下去了。
流产后,邓颖超的身体更加虚弱。
周恩来军务忙,邓颖超没告诉他,但是她写信告诉了母亲。这样,妈妈杨振德在周恩来胞弟周恩寿陪同下很快从天津赶到广州。老人一见到女儿这模样,大吃一惊。一听说她是私自打胎,从未责备过女儿的杨妈妈忍不住大声责备她太不懂事了。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么能随意做主?”
邓颖超听了妈妈的话,这时才觉得自己做事太轻率了。这件事随后也被回来的周恩来知道了,邓颖超却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她打胎后居然生气了。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
得知妻子打胎,一向温和的周恩来竟发了火
1925年11月4日,周恩来率东征军总政治部进入汕头。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相当于今地区一级专员),负责惠州、潮州、汕头、梅县等25县的地方行政工作。因此,周恩来未随东征军回广州。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在何香凝的建议下,任命邓颖超为国民党潮(州)梅(县)特派员,让她到潮州、汕头、梅县一带整顿党务,开展妇女运动。何香凝的这一建议显然有照顾他们夫妻团聚的用意。

年轻时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1925年11月20日,邓颖超到了汕头。久别重逢,周恩来、邓颖超都很高兴。但是,心细如发的周恩来还是很快就察觉到邓颖超的脸色很不好,像是重病初愈。
于是,他关心地问:“小超,你怎么啦?生病吗?你怎么不写信告诉我?”这时,邓颖超才不得不把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经过如实告诉周恩来。
邓颖超原以为丈夫会同情和安慰她,谁知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一听竟然勃然大怒。他厉声责备妻子邓颖超:“你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完全是形而上学嘛!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而且随随便便地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

说完周恩来语重心长的同邓颖超又说道:“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嘛。怎么能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邓颖超从没看到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她知道自己错了,只好耐着性子,听丈夫的这一顿数落,然后才轻声地对周恩来说:“我知道自己错了,是幼稚,是轻率,行了吧?以后,我一定注意改正,给你再生一个。”
对妻子娇嗔的认错,周恩来笑了。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妻子再次怀孕,最后孩子还是没保住。

二次怀孕突发难产,邓颖超险些遇害
1926年7月,邓颖超第二次怀孕。这时,由于国民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国民政府的管辖范围迅速扩展到南方大半个中国。蒋介石自恃羽毛已经丰满,在讨伐各路旧军阀的同时,把共产党也当成了他的主要敌人。
在这一严峻时刻,中共中央调周恩来到上海工作。邓颖超则重返广州。
1927年4月初,邓颖超足月待产。她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住进了广州西关长寿西路一家由德国教会办的妇产医院。邓颖超当时才22岁,由于她母亲在身边照料,营养全面,胎儿发育得很健康。

经检查,她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
可是,老天不饶人,她难产了,整整三天三夜,孩子也生不下来。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宫产手术,只能用产钳硬取,导致孩子的头部受到严重损伤,不幸夭折。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举起屠刀杀向共产党人。三天后,广东的军阀也大规模地残杀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那时,新闻还比较落后,住在医院的邓颖超全然不知。
15日拂晓,时在中山大学的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陈铁军爬过墙头,逃出魔掌。党组织要她赶紧通知还在医院的邓颖超。陈铁军化装成一位阔小姐,不顾生命危险赶到医院,把险情通知给了邓颖超,并要她立即转移,随后匆匆离去。

佛山的陈铁军故居
后来,陈铁军还是牺牲了。她就是《刑场上的婚礼》的女主角。邓颖超产后虚弱,一筹莫展。她唯一的感觉是她的管床大夫王德馨医生为人正直,是自己信得过的人。于是,她向王大夫道出了实情。
在邓颖超住院期间,王大夫也感到邓颖超平易近人,孩子夭折了也没有埋怨她这位医生,心胸很豁达。于是,她毫不犹豫答应掩护邓颖超脱险。
王大夫马上让护士韩日修将杨老太太、邓颖超母女俩转移安置到医院后面的一间小储藏室内。邓颖超前脚刚走,反动军警后脚就来到了邓颖超病房。
王大夫巧妙地回答反动军警的盘查:“是有一位叫邓颖超的产妇,但她生完孩子已经出院离开了。”

邓颖超和母亲整整三天三夜躲在那间小储藏室内,吃的都由韩日修护士悄悄送去。这样,她们终于躲过了反动军警的搜查。三天后,她又让邓颖超穿上护士服,随医院工作人员坐上去香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小火轮前往香港。
子宫受损,邓颖超无奈不能生育
蒋介石在上海叛变后,周恩来就曾打电报到广州,让邓颖超她们到上海去登广告找他。1927年5月1日,邓颖超由妈妈陪同,坐船来到上海。
当时的上海气氛十分紧张。她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下来,然后杨振德老太太在上海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大意是:“伍豪先生鉴:你久已不要的妻子现在到了上海,希望你能来某旅馆见她一面……”

伍豪是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时用的代号,当时社会上还没人知道,国民党特务等就更不知道了。藏在一个工人家小阁楼上的周恩来,一边紧张地工作一边天天注意看上海各种报纸上登的广告。
果然,他在《申报》上看到了一则盼望已久的寻人启事。不过他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因为就在头一天,国民党特务刚从这家旅馆抓走了我们党的几个外来找党中央的干部。
于是,他立即派交通员赶到那家旅馆,接走邓颖超母女,并把邓颖超送进一家由日本人在上海开的福民医院里养病。

上海福民医院旧址
经过福民医院大夫的检查,医生告诉邓颖超说,由于她生孩子之后过度紧张和疲劳,子宫未能很好地收缩恢复原态,今后已经不可能再怀孕了。
邓颖超听了这个消息不由得落下了泪,当周恩来得知后,也只是安慰邓颖超,并没有多说怨言。后来,周恩来也是和邓颖超白头偕老,虽然没有孩子,但这并不影响两个人的感情。他们之间的爱情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典范。
试问当今倘若有人得知对象终身不育,有几个人能做到与对象走下去白头偕老。周总理不仅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对待感情也没有一点儿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