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花落》的翻车不是某国的偶然，战后私有制下的这类文学都是如此。别说历史上的敌国，就是德国人自己对纳粹的那种抨击也是失真的。
德国电影里的纳粹分子个顶个都是超社会的，仿佛他们的一切逻辑都是某个不知名的机器写入大脑的死硬程序。仿佛德国之所以走入二战，就是因为凭空多了近千万被哪个命运之手修改了思维逻辑的人形蜂巢。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核心逻辑：纳粹不具备社会学上的“人”的属性，而“我”自我认知是有这个属性的，所以“我”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成为纳粹。
所以纳粹在巴尔干搞大屠杀，“我”支持美国参与中东各国的战争。但是纳粹不是人，“我”是人，所以“我”不是纳粹，我是为了正义。
这个逻辑再延伸一下，纳粹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我”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机器和其他帝国主义争霸并侵略小国。但是纳粹不是人，我是人，所以“我”那不是侵略，是因为外面的帝国主义把威慑武器部署到周围，“我”是为了和平和正义而战。
这个逻辑最终滑落到支持侵略，支持种族灭绝都不奇怪。因为你主观上否认“纳粹做这些事是有社会学理由的”，那么自己基于自己的社会学理由支持这些事时，你已经给自己打上了“我做什么都是为了正义”的前提。但从根本来说，这套逻辑并不是服务于支持侵略，而是为了逃避心理的折磨。
法国大革命和一系列社会发展让人类之间的认同范围打破了村落血缘的限制而扩展到无限远的地方，但是资产阶级体制本身酝酿着生产过剩，这意味着当进入垄断资本时代，资产阶级的对外扩张不再以进步性地摧毁落后社会打造新社会为目的，而是要用军事手段持续维持落后地区的落后来维系自己的倾销市场。
先进社会的市民们用着精良的道德术语装点自己的心灵，却又无法摆脱对垄断资产阶级体制打造的安宁时光的留恋。于是，这种认知上的反差把他们折磨到精神崩溃，他们谴责军国主义的恐怖，却又不愿承认，自己为了维护私有制的安宁乐园希望靠军国主义体制来镇压一切动乱来源。于是只好不断让军国主义，纳粹主义这些东西非社会化，这样自己才能免于自己借用军国主义时心里的不安。
既然德国民族主义者自认为德意志民族就是最优雅，善良，热情且富有同情心的民族。那对犹太人，斯拉夫民族的大屠杀就不能是毫无缘由或者出于利益的。那么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一定要把犹太人说成唯利是图的噩梦，把斯拉夫民族塑造为好战弑杀，威胁和平的邪恶生物。
这一点，日本民族主义者同理，既然已经立下了“大和民族谦逊善良，好扶弱小”的人设。那就只能拼命把责任归咎于美国，归咎于不肯接受自己秩序的中国。
当资产阶级走入垄断，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不可避免，但民族主义给自己塑造了过于美好的人设符号。这种时候，帝国主义体制下的留恋者最害怕的是昔日敌人的真面目，因为那也是此时自己的真面目，也是绝对撕碎了靠民族主义给自己立下的美好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