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现在美军打仗计算阵亡人数的时候，如果有一辆车在躲避对方枪弹的时候翻车时死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被计入交通事故而不是阵亡。
太平洋对岸的文化是海盗文化，强大的时候可以一起跳舞吃肉，大难来时他们可不是各自飞，而是先把弱势群体给洗了，保证自己能活下去。
通常人们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把妥协精神看做是一种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政治美德。
但是实际性上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在红白玫瑰战争时两伙贵族厮杀的两个国王的世系都绝嗣，然后还用火刑来处决清教徒。
当然清教徒执政之后，对其他人也毫不手软，甚至连过圣诞节都是违法的，因为通过清教徒的考证认为12月25日根本不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日，这个节日实际性上是古代异教徒冬至节的翻版。
克伦威尔屠杀了三分之一的爱尔兰人，而北美移民几乎灭绝了所有北美印第安人。
在有记载的历史中，英国总共经历了5轮外部势力的征服。入侵的一些部落名字被用来命名今天的英国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
五次入侵中，其中两个是拥有明显高于当地的文明和科技的，罗马人和诺曼底人，另外三个则是野蛮人。
野蛮人的入侵先是抢劫，然后是移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杀死所有男人，然后和当地女人进行深度的种族融合，最后，入侵的深入，抢劫的困难越来越大，他们会放弃越来越收益越少的军事生活，逐渐占据一些肥沃的土地开始务农。
正式因为这样的历史，英国的社会进程是高度血腥和动荡的，他们的社会阶级关系也异常复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情感可言，有时候他们农民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小地主则是维京人，大地主们则是说法语的诺曼底人。
这种社会情感纽带的缺失，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可以当年义无反顾将那么多农民土地上赶走，以便贵族们饲养绵羊获利。
因为英国的传统就是这样，每个人能够帮助自己的只有自己，能活活，不能活死，就像当年主导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理念“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一个个的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所谓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
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推测的话，那么美国的反亚裔很可能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政治策略。
对比看看历史上希特勒的反犹太人同样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政治策略。
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西南郊的万湖的一栋带有花园的三层别墅里，一批帝国和党卫军的高级官员汇聚在这里，研究针对犹太人的解决方案，会议的主持者是党卫军的二号人物——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党卫军保卫总局局长、波西米亚及摩拉维亚保护国代理总督、党卫队上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参与会议的包括奥托·霍夫曼 （党卫队中将，党卫队种族和安置主要办公室代表 ）、海因里希·缪勒（党卫队少将，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长，即盖世太保总负责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里青格（帝国总理府国务秘书）、约瑟夫·布勒博士（波兰总督府国务秘书）、罗兰·Freisler 博士（司法部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克特博士（内政部国务秘书）、格奥尔·Leibbrandt 博士（东方领土事务部代表）、阿尔弗雷罗·迈耶博士（东方领土事务部代表）、马丁·路德博士（外交部日耳曼事务司司长）、埃里希·诺伊曼 （“四年计划”办公室代表）、卡尔埃·伯哈德博士、阿道夫·艾希曼 （党卫队中校，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记录秘书）、鲁道夫·兰格博士 （党卫队少校，党卫队拉脱维亚负责人 ）。
后来德国人在讲述这段历史一定会反复强调注意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这个万湖会议的参与者的受教育水平的都相当高，其中一半拥有博士头衔（和某朝领导的学历不一样，人家这都是货真价实），但是知识和教育却并没有向在英美社会里那样，对抵制纳粹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狂热运动的作用，相反当时大部分德国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纳粹。
在这次会议上，帝国和党卫军官员们经过研究，提出了“全面的将所有犹太人从德国人居住的区域清除出去的”的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所有的犹太人将被送往东方的劳动营内强制劳动，并且禁止继续生育，直到全部犹太人自然死亡——虽然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决定使用大屠杀的方式，但是最终目的已经明确了——欧洲犹太人必须作为一个种族灭亡。
既然叫最终解决方案，那么在它之前就还有其他方案，德国最终走向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绝对不是一个突然的行为，也是不希特勒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又一个漫长的并且经过纳粹党内的很多博弈的过程。1933年当纳粹党登上德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执掌德国的最高权力时，纳粹党人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如果像他们这样的反犹太政党如果执政的话，那么犹太人自然而然的就会逐渐移民到其他国家，这样德国的犹太人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国社党人在希望犹太人走人的同时，是绝对不同意他们把自己的财富全部带走的，这完全不符合财富属于民族的纳粹理念。在当时的德国，向国外转移资金和移民国外都要对征收沉重的税收，如果把这个时期的德国对犹太人的政策的话，那么就是让犹太人走人，但是把犹太人的钱留下——至少要留下一大部分。
在纳粹登台之后，立即通过《公职服务法》，将犹太人从政府部门、以及由政府资助的大学和文化教育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既是国社党人对支持他们的德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回报——通过从这些国家机构中驱逐犹太人，扩大了非犹太知识分子的上升路径——同时也是对犹太人的一种警告——你们已经在德国已经不受欢迎了，赶快走人吧。
但是这样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大部分犹太人依然坚守在德国国内，拒绝离开。于是纳粹党也开始逐渐提高对犹太人的迫害力度，努力把他们都逼走。1935年9月15日在纽伦堡纳粹党年度会议上通过的《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保护法》和《帝国公民权法》，从法律层面上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并且禁止犹太人从事律师、学者、医生、作家、教师等受人尊敬的行业。
到了这个时候，反犹太措施开始第一次在纳粹党内部产生了争议。因为当禁止犹太人从事很多行业之后，德国一些行业出现了不足的情况，比如禁止犹太人从事医生行业，很快就发生了医生短缺，尤其是牙医的缺口巨大——大部分牙医诊所都是由犹太人经营的小型家族生意——大量德国人苦于牙病而找不到诊所，以至于德国政府又不得不特许一些犹太牙医继续营业。一些温和派开始反省，这样的措施是否是理性的，是否会损害德国的整体利益。
但是在一个组织里，往往不仅仅有温和派，还有激进派。国社党人内部激进派对目前的犹太人移民的速度依然不够满意，希望扩大对犹太人的压力，于是他们操起过去搞街头政治的老一套，开始派人在犹太人经营的商铺商铺的门窗上刷出六芒星标记和反犹太标语，甚至还会派人到店铺门口做宣传，劝说德国人不要去犹太人的店铺购买商铺。
经过历史学家的研究，这些激进的活动的最高指挥者很可能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他曾经是纳粹党柏林地区的领袖，策划各种街头政治的行家里手，也是纳粹头领级的人物中最激进的一个人。
对于第三帝国的内部权力分配问题，大部分通俗的历史读物习惯于做一个简单的脸谱化分配，比如戈林是空军司令、希莱姆是党卫军首领、戈培尔是宣传部长，但是在第三帝国内部，他们的权力划分远远比这个更加复杂，他们不仅很多人都身兼很多职务，而且他的下属机构也的责权利也在不断变化，这些机构既有其核心业务，也有其外围业务，并且互相此消彼长。
这种权力结构可以看做是有史以来对一个政府官僚机构的最大胆实验之一，希特勒和很多纳粹领袖们都憎恨第二帝国和魏玛时代的政府官僚机构的玩忽职守和死气沉沉，但是为了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他们不得不依靠这种成熟的机构。作为对这种机构的一种改良性的实验，那就是引入竞争制度，每个官僚机构在其核心业务之外，都可以扩展其外围业务，当然这种权力扩张不可避免的就侵犯了其他权力机构的固有权力，这时候就存在摩擦和对立。而希特勒的在这种竞争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就是为这种摩擦和对立做出裁判，通常这种裁判是把权力判给那些更有干劲，业绩做的更好的组织。
希特勒希望这种机制能够激发纳粹党人的干劲，避免他的党徒们变成死气沉沉的官僚。这种实验在一定程度上成功的，尤其是在纳粹党刚开始执政的那几年里，所有德国人都可以看到这种变化，虽然很多纳粹党的新官僚们缺少理政经验，并且文化素质也不高，都是都有忘我的做事热情，并且利用这种勤奋和热情填补了各种缺陷，这些有利的因素都是德国当年能够从经济危机中挣脱出来的原因之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组织的混乱，不断的争权夺利的开始越来越困扰着第三帝国，尤其是在副元首赫斯飞英之后，情况更加复杂。因为作为日理万机的帝国最高领导人，希特勒不可能事无巨细的介入帝国权力分配的各个方面，大部分关于内部权力竞争的裁决实际上都是的赫斯代表希特勒做出的。当赫斯飞英之后，他的继任者马丁·鲍曼不仅资历和权威上无法适应这个裁决者的角色，在个性上也无法向赫斯这样淡泊名利，相反鲍曼把他所能控制的纳粹党的党组织也变成权力竞争游戏中的新玩家之一。
在帝国的各种机构可以互相竞争的同时，帝国的巨头们也可以互相竞争，他们所有人都身兼若干个职务，比如戈林是空军司令，同时还是德国的航空部长，还是曾经是普鲁士邦长、帝国议会议长、后来还充当四年计划委员会主席、还被允许在外交事务上自行其是。海德里希是党卫军副总指挥、同时还直接管理着党卫军保安局，同时还是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首脑。同时纳粹党的潜规则里，这些人还被允许保留在其上升道路上的权力走廊中所经营的各种小地盘和影响力，比如希莱姆在纽伦堡拥有自己的地盘，戈林在东普鲁士的很多地方拥有这种地盘，海德里希后来在布拉格也建立了自己的地盘。
而戈培尔作为纳粹党夺权时期在柏林的地方首领，他在第三帝国的首都拥有庞大的势力，在纳粹党的很多组织机构中都保持着自己的影响力。同时他主导的宣传部也是一个权力巨大的组织，这个机构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这整个第三帝国的新闻媒体，并且还试图控制各种文化、教育、体育机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并且拥有自己的一套情报机构，这个机构主要通过在咖啡馆、啤酒馆内倾听德国人在业余时间的谈话和议论——这个情报机构的信息高度受到希特勒的重视，被当做纳粹党高层了解民意的主要渠道，当德国人对某个政府机构的工作表示不满时，那么就会被警告和改进工作，实际上戈培尔的机构已经无形之中，成为德国政治纪律的监管者。
对于一批最富有的被称为“犹太贵族”的犹太金融财阀，纳粹政权则对他们以VIP的高级定制措施。采用各种手段对他们施加压力，有时候是禁止他们的业务经营，有时候是巧立名目无偿征用他们的产业，有时候则是直接的人身威胁，目的都是要榨干他们的财富并赶走他们。有时候干脆变成赤裸裸的抢劫和绑票，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德奥合并的时候，冲锋队抢劫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奥地利的庄园，当地人目睹了冲锋队的卡车来回回在通往罗斯柴尔德庄园的路上跑了一个多星期，从这座犹太金融皇族经营了几个世纪的祖传大宅中，掠走了价值惊人的金银珠宝、艺术品和名贵家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在奥地利被禁止离境，直到他们签字将家族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所有产业都无偿转让给德国政府或者德国企业，并且他们在伦敦的亲戚们付出了一笔数额不菲的外汇和证券作为赎金之后，他们最后才成功的离境。
即便采取了以上措施之后，纳粹德国驱逐犹太人的速度仍然不够让人满意，其中又几个原因，其一肯定是很多犹太人属于舍命不舍财的类型。另一个原因是德国用来迫害犹太人的政策也受到国际谴责和外交压力的制约，比如在1934年迫于外交压力，希特勒不得不下令暂停让冲锋队对犹太人商店的骚扰。1936年秋天为了迎接奥运会和粉饰德国1935年扩军和这一年夏天开进莱茵河非军事区造成的国际紧张气氛，德国又不得不禁止了很多迫害犹太人的行动。
另一方面是经济方面的，犹太人并不是都富得流油，很多犹太中产阶级担心自己的财富经历了几重盘剥之后，不足以在异国他乡支撑起家庭的经济，所以选择先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去，而父母在德国看守自己的家庭财富，看看情况是否有转机——这也是当时犹太移民的一个特征，那就是青少年居多，而他们的父母则继续留在国内。最后还有一个“贫穷犹太人”问题，这些犹太人是在奥匈帝国解体，俄国发生革命之后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逃入德国的，他们大多数都处于社会底层做工或者从事小商贩，这些人虽然经济地位不受人嫉妒，但是又直接和普通德国人抢饭碗，所以依然不受欢迎。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德国的犹太人问题，就不得不诉诸更加激烈的手段。
1938年10月，随着《慕尼黑协议》的落地，希特勒成为德意志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用了三年时间将一个在经济危机中全面破产的德国，变成一个经济繁荣昌盛，民众生活幸福的德国；用了五年时间，将一个《凡尔赛条约》下丧权辱国的德国，重新变成另世界敬畏的世界强国；现在他又实现了德意志民族主义二百多年来的梦想，将中欧地区所有德意志人置于一个大德意志民族国家内，这是连俾斯麦也未曾做到的。
但是在这个完美的民族国家还有两个问题要解决，其一是但泽走廊依然在波兰的手中，东普鲁士依然被一条国界线分割在外。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德意志国家中还居住着很多非德意志民族，其中一些被认为是劣等民族，比如斯拉夫人和吉普赛人；另一些则被认为是敌对民族，比如犹太人。而在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从俄国和巴尔干逃入德国的“贫穷犹太人”则既是劣等民族，又是敌对民族。这些问题就像是美玉上的瑕疵，玉石越是美丽，那么这些瑕疵就越让人无法容忍——尤其是对希特勒这样艺术家气质的人来说，更无法容忍这些问题，所以在解决了苏台德问题之后，希特勒就开始着手解决但泽走廊和贫穷犹太人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似乎都要波兰人的配合，其中是提出就但泽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希望波兰能够接收当年一战后的混乱时期，从沙俄、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迁入德国东部的犹太人。在1938年十月底，德国在波兰没有答复的前提下，就自行开始行动，将数万名犹太人驱赶到德波边境。但是波兰人予以抗议，并拒绝开放边境让这些犹太人进来，于是这些犹太人滞留在边境地区寒冷的旷野上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后来在德国不断施压，英法出面斡旋的情况下，波兰人总算打开边境让他们进入波兰。
这件事虽然最后解决了，但是也激起了巨大的仇恨。一个星期后，一名在巴黎的犹太青年——他的家人就在这次行动中被驱逐，用手枪射杀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
消息传来时，希特勒正在准备出席慕尼黑的纪念啤酒馆暴动15周年活动，在和戈培尔简单商量之后，认为这是个进一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好借口，于是戈培尔开始鼓动希特勒青年团去攻击犹太人建筑，而德国的警察系统则被命令对所有发生的事件都视而不见。在这一夜里7000家犹太商店，29家犹太资本的百货公司，以及德国境内几乎全部的犹太教堂都受到攻击。街道上破碎的玻璃到处都是，所以这一夜被称为“水晶之夜”。
紧跟着德国又开始动用党卫军和集中营对犹太人进行集体恐吓，大约3万名犹太人先后被逮捕进集中营，进行了侮辱和恐吓后又被释放。在水晶之夜中被破坏的犹太教堂一律禁止重建，所在地产被夷为平地当做停车场使用，以便迎接即将问世的德国国民轿车——甲壳虫的到来。
在水晶之夜之后，德国在戈林的主持下进行一次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帝国高层会议，这次会议是第一次系统的提出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犹太人在德国是不被忍受的，犹太人必须全部移民国外。犹太人的企业股票、不动产和艺术品，必须转交给雅利安人，国家对犹太人予以经济补偿，补偿的方式为一种特殊的债券，犹太人可以动用它的利息，但是二十年内不能动用本金。如果还有犹太人依然赖着不走，那么德国将会采取更严厉的迫害措施，包括禁止犹太人从事商业活动，禁止犹太人从事各种职业，禁止犹太人接受教育，禁止犹太人使用各种公共设施——目的是彻底断绝犹太人在德国的生计，逼迫他们不得不走人。
不久之后，在党卫军内部成立了一个“犹太人移民总局”，这个犹太人移民总局由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海德里希亲自指挥，主要工作就是“促进”犹太人的移民，为他们的移民提供一条龙的服务。“犹太人移民总局”工作流程就是，骚扰和恐吓，迫使犹太人把各种财产移交给雅利安人，然后强制他们移民国外。如果这个犹太人不够富裕，经过党卫军这么一折腾，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移民国外，那么党卫军本着慈悲为怀的精神，用国家的力量安置他——把他投入集中营，进行强制劳动——直到德国找到一个地方，可以把这些犹太穷鬼一股脑接收过去。
“犹太人移民总局”开张不久，工作还没有完全铺开，二战就爆发了，德国一个月就占领了波兰。而波兰境内生活着近300万犹太人，其中包括从德国驱逐出去的很多犹太人，这些东欧犹太人比照德国本土的犹太人普遍性的穷的多，没有什么油水榨，而且数量多的连集中营都没有空位子安置。
经过研究，德国决定建立犹太人隔离区——就是在一些城市划出一定的街区，然后筑起围墙，将犹太人迁移进去。在街区内犹太人实行自治，通过组织劳动，用各种产品换取德国的口粮和各种生活用品。在波兰总共成立了四个犹太人隔离区，其中最大的一个位于华沙。不久之后，德国又下令把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也迁移进入波兰的犹太人隔离区。
但是这些犹太人隔离区并不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结论，只是暂时的安置。德国寻找一些愿意接收这些犹太人的国家，最初德国人一厢情愿的认为，南美国家也许会愿意接收，因为他们地广人稀，需要更多的移民来开发资源。但是南美国家，即便是最亲纳粹的阿根廷也不愿意趟这摊浑水，因为犹太人的数量太庞大，而且有油水的一部分都被德国榨走了。所以要找到主动接收这些贫穷犹太人的国家几乎是不可能，除非使用强制手段，不久之后，德国就有了机会。
在1940年的5月到6月，德国的闪电战在西线击败了法国。德国立即认为广阔的法国非洲殖民地非常适合接收这些犹太人，制定了一个在马达加斯加安置犹太人的计划。法国尽管不愿意，但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好从命。但是这个计划的前提是，必须和英国达成和平协议，但是英国人在丘吉尔的领导下，检查进行战争，并用海军封锁欧洲大陆，所以利用法国殖民地安置犹太人的计划就泡了汤。
巴巴罗萨计划成功之后，德国占领了大批的苏联土地，地广人稀的俄国再次让德国找到了安置犹太人的机会。但是按照希特勒的计划，富饶的乌克兰平原，拥有大油田的高加索地区，和矿产资源丰富的乌拉尔山都是未来雅利安人的基业。所以用来安置犹太人的地区就只有在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
1941年冬季德国在莫斯科城外的惨败，让所有的犹太人安置计划一切都看起来称为泡影。不仅如此，德国在投入战争以来所仰仗的就是自己的闪电战，通过快速的打垮对手的方法，来回避自己资源的匮乏无法支撑长期战争的弱点，一旦闪电战受挫，那么德国就面临战败的危险。
对于这种危险希特勒显然是清楚的，所以他尽管痛恨日本人的背信弃义，但是为了争取时间，还是支持了日本对美国的宣战。然而即便是依靠日本的力量在牵制美国一年半载的时间，最后德国是否能够摆脱战败的命运仍然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第三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希特勒最重要的工作显然是要努力避免德国的战败。但是作为人类的本能，他面对敌手恶意的伤害，他会有一种复仇的本能。
但是他要如何复仇，丘吉尔蹲坐在伦敦的地堡里，即便扔上几颗炸弹也无法炸死他；罗斯福更是远在天边。但是有一个敌人是他可以掌握的，那就是犹太人，大约600万犹太人位于他所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统治的欧洲大陆上，其中三百万已经位于波兰竖着高墙的犹太人隔离区内，我为刀俎，他为鱼肉，如果复仇，那么犹太人显然是最容易对付的一个。
在1939年8月的时候，当欧洲上空由于但泽问题而变得战云密布的时候，希特勒曾经对自己的亲信们说过，“如果犹太人敢于发动战争，那么我就会让欧洲的犹太人灭种。”显然希特勒对于英国对德国宣战，看做是犹太人势力运作的结果。时任美国驻英国大使老约瑟夫·肯尼迪（后来肯尼迪总统的父亲）也证明说过，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私下谈话时也说抱怨说，“是美国人和犹太人在逼迫他对德国宣战。”毫无疑问的是，当时的犹太人社会在对英国内阁试压，迫使张伯伦政府对德国宣战，以及打击美国孤立主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如果按照这个观点上看，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仇恨显然不是无的放矢的。
但是反过来说，被圈在犹太人隔离区的300万犹太人显然不是有能力从事这种运动的群体，他们都太穷没有这么大影响力。二战中死于纳粹集中营的600万犹太人大部分都并不富裕，虽然也有不少舍命不舍财，或是盲目乐观的认为像法国维希政权之类的傀儡政府有能力拒绝德国人交出犹太人的要求——但是大部分死难的都是东欧地区的贫穷犹太人。这部分犹太人在德国纳粹崛起之前，本身就是被当时的主流犹太社会排斥的，当时的德国犹太人甚至比日耳曼人还痛恨这些从东边逃难来的“穷亲戚”，因为他们损害了犹太人在德国富裕成功的形象。
在纳粹崛起之前，犹太人社会虽然总体上非常强大，但是并不能形成一股合力。最上层的犹太金融财阀们骄傲的认为自己的世界的无冕之王，是隐身的统治者，可以超越一切国家和民族。而上层中产阶级的犹太精英们则希望把魏玛德国改造的更加自由、民主和世俗，这样才能保证资产阶级的自由的赚钱，保证犹太人不受突发的民族主义的伤害；而领一小部分人则秉承犹太人热爱投机和冒险的个性，希望投身到左翼革命浪潮中，看看能不能通过这条道路创出一片新天地。而普通的犹太下层中产阶级则更容易相信民族主义，其中一部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必须有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另一部分人则希望能够融入当地的民族之中，如果不是希特勒对他们进行无差别的迫害的话，也许他们会帮助纳粹入侵其他国家出力。最后大部分的普通犹太人是避免过度参与到政治中去的，努力保持低调的生活。而几乎上述所有的犹太人，都对一战后从东欧地区逃难进入德国的贫穷犹太人表示鄙视，甚至不接受他们是自己的同族。
正是因为纳粹对犹太人整体的迫害，让犹太人社会逐渐形成了合力，全世界的犹太人看到德国的同族们的下场，想象到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各国民粹崛起，反犹情绪高涨的前景，都不寒而栗。都团结起来努力避免德国势力的增长，避免德国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消灭德国。
那么希特勒为什么要无差别的反对所有的犹太人呢？这是否是一种病态的偏执狂？
有两个关于希特勒反对犹太人原因的传说。
其中之一是希特勒的母亲死于乳腺癌，当时主治医师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希特勒将母亲的死归罪与这名犹太医生，因而痛恨犹太人。真实的情况是，这名叫做爱德华·布洛克的医生，是当地一名知名的医生，当希特勒的母亲生病时，希特勒并没有足够的金钱支付全部医疗费用，布洛克医生在很长时间内是免费提供治疗的，直到希特勒母亲去世之后，变卖房产才付清医疗费用。所以不存在所谓的因为希特勒付不起钱而拒绝医治，而导致希特勒母亲死亡这种谎言。同样这名医生使用碘和手术的方式治疗乳腺癌，也是当时通用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会造成巨大的痛苦，事先也是征求过希特勒的意见的，所以也不存在医生误诊这种传闻。
实际上，希特勒不仅不痛恨这名犹太医生，而且还对他心存感恩。当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党卫军和冲锋队的魔爪就伸向了奥地利的犹太人，布洛克医生试图移民到美国，但是他已经被当地的冲锋队盯上了，所有人知道这一点之后，在他企图变卖房产时都拼命压价。迫不得已，医生只好写信给希特勒求助，不久之后，当地冲锋队就被勒令停止对这名医生的骚扰，而且他们还知道这名医生和希特勒有特殊的旧交，党卫军组织还主动帮助他以合理的价位变卖了当地的不动产，最后成功移民到美国。
其中之二是希特勒在维也纳期间曾经和一名犹太妓女发生性关系时染上梅毒，导致了他丧失了性能力。实际上这一则传说则是政敌用来给希特勒抹黑制造的传闻之一，当时的政敌们甚至还不知道有爱娃·布劳恩这号人物的存在，当然直到1945年之前，希特勒的情人都被禁止出现在公众视线之内——她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在纳粹的核心圈里，爱娃·布劳恩在进入柏林地堡之前，最显赫的头衔叫做贝希特斯加登的女主人，她的荣耀也仅限于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度假别墅中，在柏林的公共生活中，她是不准出现在的。
这也是希特勒为自己塑造政治形象的一部分——他不结婚、没有家庭、没有子女、没有股票和债券、他所使用的别墅、汽车、书籍和艺术品等各种物品都是属于国家的，最后也将全部交还给德国人民，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德国。而他的政敌们就根据他不结婚也没有情人（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的情况，捏造了很多关于希特勒性无能的流言。其中一则的灵感就来源于他在维也纳时落魄画家的生活，通常这种人经常关顾街头揽客的低等妓女，而这种妓女经常传播性病。另一则的灵感来源于他在一战中受伤的经历，流言说当时的弹片切掉了他的一个睾丸。后来德国战败后，所有的各种机密文件几乎都被完整的俘获了，其中也包括希特勒的体检记录，这些记录证明上述流言属于捏造的。
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现更多希特勒和犹太人之间的故事，比如希特勒在童年时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犹太人同学，希特勒曾经称赞过犹太人的慈善事业——在维也纳最落魄的时期他曾经从中受益，他曾经称赞过犹太宗教中的摩西《十诫》，他在维也纳时期画作最慷慨的买家是一个犹太艺术品商，希特勒称赞犹太人在经商上的才能和冒险精神。
有人认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来源于青年时代维也纳的生活，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正好是一股股反犹太浪潮在奥匈帝国的首都此起彼伏的时代，但是实际性上，无论是《我的奋斗》中的自传，还是后来研究希特勒的学者对其他旁证人的了解，都证明了希特勒并没有参与过这些狂热的反犹太运动中。相反，在很多时候，他的态度是相当理性。比如希特勒是瓦格纳歌剧的忠实粉丝，终其一生都是如此，瓦格纳歌剧很多都是用来歌颂古代日耳曼人的半神话传说的，深受当时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喜爱，而当时维也纳歌剧院长却是一个犹太人，当时的反犹太主义者要求犹太人不得导演瓦格纳的歌剧，但是曾经欣赏过这位他导演过的《女武神》之后，希特勒却称赞他是一名大师。此外按照第三者的记叙，希特勒还曾经反驳过犹太人都是高利贷者这样的言论。
但是显然，希特勒对当时的反犹太主义进行过研究，他熟悉卡尔鲁格和舍内雷尔的反犹理论，并且也肯定阅读过很多在当时维也纳街头到处流传的其他反犹太的政治小册子——这些内容后来都出现在希特勒的讲演和文章中。而且还研究过领导着奥地利工人运动的一批社会民主党的犹太领导人，比如维克托·阿德勒，后来纳粹的组织模式很多都来自于当时的左翼社会民主党，这一点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承认——尽管他不承认当年曾经说过犹太人很多好话。
乔治·冯·舍内雷尔出身于一个富有又知名的家庭里，他父亲是建设奥地利北方铁路的总工程师，他们的家族和犹太财阀之间关系及其密切，因为奥地利铁路庞大的基建投资除了犹太财阀之外，没有人更够提供足够的资金，当时的奥地利北方铁路的投资者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内的一票犹太财阀，可以说舍内雷尔的家族出身于一个为犹太金融巨头打工的高级金领家族。
如果按照一个理性的人生成长曲线，舍内雷尔的应该继续保持他们家族在犹太金融财阀中的丰富人脉，在犹太巨头吃肉的时候自己也有足够的汤喝，但是他却演变成为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和激进的反犹分子。舍内雷尔是一个大德意志主义者，在奥地利议会里担任议员时曾经发表过诸如“我们都属于德意志帝国就好了”，“我希望俾斯麦来统治我们”之类对奥匈帝国大逆不道的言论。他不仅主张奥地利应该并入德国，而且还主张建立一个囊括中东欧乃至巴尔干的所有德意志民族的大统一体——这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终极梦想，也是希特勒后来为之奋斗的东西。
舍内雷尔的政治理论中显然把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相互混交，他生活的奥匈帝国中，德意志人虽然可以自称为“统治民族”，但是实际性上对于数量庞大的斯拉夫人来说，德意志人是奥匈帝国的“少数民族”——这对正在推行皿煮化和普选制的奥匈帝国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而比他们更少数的犹太人却控制着奥匈帝国的经济命脉，并且在报纸、文化、出版等行业处于统治地位。所以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奥地利就演变为仇视犹太人、鄙视斯拉夫人、歌颂日耳曼人——犹太人是敌人、斯拉夫人应当做奴隶、日耳曼人是优等民族——这一点和后来的德国纳粹非常类似。
舍内雷尔也是把政治暴力化，政治街头化的成功先驱者，他给追随他的党徒们配发统一的制服，携带着铁棍木棒等武器去攻击犹太人商店，围攻犹太人教堂，在街头上制造事端来吸引眼球，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当他在议会内的政治主张受挫时，往往会以议会外的暴力活动作为对政敌的威胁——这一点和希特勒在魏玛末年玩的那一套同出一辙。
最后，希特勒的在纳粹党和后来第三帝国中的称号“元首”Führer，也可能是来自于舍内雷尔，因为当时舍内雷尔的党徒们也是这么称呼舍内雷尔的。
如果说希特勒从舍内雷尔哪里学到的是民族主义的话，那么他从卡尔鲁格哪里学到就是社会主义。希特勒相比舍内雷尔来说更加崇拜卡尔鲁格，这可能和他们两个都出身于普通公务员家庭的背景有关系，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海关的管理员，而卡尔鲁格的父亲是一个技术学校的管理员。但是相对于希特勒糟糕的学业相比，卡尔却是一直是一个学霸级的，在奥匈帝国的教育升学体系中不断过关斩将，考取了法学博士的学位，成为一名著名律师。
卡尔最初从事政治活动时属于左翼社会主义，但是很快就变成了“右翼社会主义”（当时的政治就是这么讽刺，左翼也搞社会主义，右翼也搞社会主义），作为右翼社会主义，他就要反对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既是资本主义的化身，同时又是左翼社会主义的化身，所以既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也是搞社会主义的竞争对手。
卡尔鲁格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说家和鼓动家，他的讲演中，既有抒情似的对人民的赞美，对犹太人的抨击，由于有理论性的逻辑思辨，同时还非常善于针对各种具体事件——比如维也纳证券市场有发生了一次危机，那么卡尔就会以此来抨击犹太人金融势力对国家的侵蚀，后来的希特勒的演说虽然风格上有所不同，但是大致的内容上和卡尔都很相似。
希特勒从卡尔鲁格身上学到的另一点就是，作为革命家光靠博眼球是不够的，必须有实干精神，做出让人民受益的事情来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卡尔鲁格在担任维也纳市长期间，发行政府债券来融资，改善维也纳的市政设施，让平民居住区的环境和卫生状况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他还是奥地利国民邮政储蓄银行的建立者，通过这家银行为小市民阶层服务的同时，也汇集小市民阶层的资本 ，打破了犹太人在银行和金融上的垄断地位。
舍内雷尔和卡尔鲁格都可以称作希特勒的政治上的导师，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学生要善于批判性的吸收前人的知识，对于这两位导师的希特勒的评价是，舍内雷尔的缺点是“不了解社会底层民众的诉求”，而卡尔鲁格的缺点是“模式过于死板”，不过两者来说，卡尔鲁格似乎更受到希特勒的推崇，据说在希特勒从事政治的早年的时候，很多卡尔鲁格的语录都被抄写下来贴在自己的床头上。
卡尔鲁格一生最大的政治对手就是当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维克托·阿德勒。后者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富商家庭，他的一生像一条狡诈的变色龙一样在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政坛左右逢源。他先是参加了由舍内雷尔领导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众所周知的是这个运动是带有反犹太色彩的，而阿德勒是一个犹太人，而且还是出身于最受人痛恨的犹太资产阶级家庭。但是现实就是这么讽刺，阿德勒为了加入当时轰轰烈烈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不仅皈依了基督教，而且还和自己的犹太富商家庭划清界限。
在舍内雷尔领导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中，阿德勒一路杀入核心领导圈，但是不就之后，他发现这个运动后劲不足，舍内雷尔也领导能力也不让人放心。而且这个运动越来越反犹，尽管阿德勒已经和家庭划清了界限，但是还是对此非常介意。于是脱离了右翼民族主义，加入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一个华丽转身变身工人运动领袖，还称为恩格斯的好友。
当时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盛行拉萨尔机会主义，而阿德勒奉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因而得到恩格斯等国际马克思派的支持，靠着这些支持，加上自身的才干，他终于当上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主席，并且把山头林立的奥社民党经营成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力量。
但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是和奥匈帝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制度水火不容的，在统一了社民党不久，阿德勒再次华丽转身，抛弃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重新转投拉萨尔机会主义，坚持采取合法手段通过议会参与政治，反对针对资本家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因而和奥匈帝国的资产阶级重修旧好。
在阿德勒的主导下，奥地利社民党在面对资产阶级时一副温文尔雅的合法政治玩家的嘴脸，但是却鼓动工人用暴力反对卡尔鲁格领导的维也纳小市民阶级。当时的维也纳工人阶级大部分是外来居民，而当维也纳的房租上涨时，阿德勒就煽动工人说是因为卡尔鲁格的市政府改善了贫民区的公共设施，当居住环境变好之后，房主自然就要涨价——实际上当时的房租上涨时因为大量外省人口涌入帝国首都造成住房不足的原因。当工厂裁员的时候，阿德勒就说，是因为卡尔鲁格的市政府征收了过重的税收，而这些税收都被用来惠及维也纳的市民阶级，反而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失业。
通常按照左派阶级斗争的习惯性理论，以卡尔鲁格马首是瞻的维也纳小市民群体通常被定义为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而社民党领导的工人阶级被称为无产阶级。但是实际性上，在工人阶级中的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一点也不比大部分维也纳市民低，而大量的城市零工、商店售货员、家庭仆人的收入还赶不上工人的收入。如果按照抛弃这种虚构出来的阶级划分法，我们从另一角度上来看，社民党领导的是受到工会组织和保护的第二产业从业者，而卡尔鲁格领导的是不受工会保护的第三产业从业者，在奥地利的第一产业从业者——农民中，天主教会的势力依然雄厚。
按照社民党的说法，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以卡尔鲁格为首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站在了资产阶级一面来反对无产阶级。但是真是的情况是，阿德勒为首的社民党领袖和奥地利资产阶级的关系更加和谐，而不断在公开场合表忠心的卡尔鲁格反而被忌惮。比如在，1904年天主教社会党（卡尔鲁格所在的政党，以卡尔鲁格领导的右翼社会主义和天主教改革派为核心）决定在维也纳环城大道上举行游行，庆祝英俊卡尔的六十岁生日。而对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号召维也纳的无产阶级走上街头举行抗议卡尔鲁格的群众游行。但奥地利政府却以担心发生暴力冲突为由，严令卡尔鲁格取消他的生日游行，但却批准了社会民主党的游行，于是1904年卡尔鲁格生日当天，维也纳的工人走上环城大道，高喊“打倒卡尔鲁格”。
乔治·冯·舍内雷尔、卡尔·鲁格、维克托·阿德勒被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政治运动的三巨头，这三个人对希特勒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纳粹党的全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拆解开，那么正好对应当年维也纳三巨头的政治主张，即舍内雷尔的民族主义（national国家和民族在德语中实际上更多的代表民族性）、卡尔·鲁格的社会主义、阿德勒的工人。
纳粹冲锋队穿着统一的制服在街头上打打杀杀，这一套显然是从舍内雷尔哪里学到的；在卡尔·鲁格哪里，希特勒不仅学到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讲演才能赢得底层民众的喜爱，同时也学到了鲁格的实干精神——作为政治家他必须做出实际的让民众受益的业绩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从阿德勒哪里，安置希特勒自己的说法，他学到了党的组织模式，还有诋毁政敌的方法。同时希特勒也许没有说的是，他可能学到了阿德勒的狡诈的策略，毕竟像纳粹党这样的极端党派在啤酒馆暴动结束到1931年开始正式对政权发起冲击之前，他们并没有受到当权派的镇压，这和纳粹党善于和国防军搞好关系有直接关系。当1931年国防军考虑镇压纳粹党的时候，希特勒又成功的打通了德国工业巨头这条路线。
源于1865普奥战争的结果，战败的奥地利帝国本身就很脆弱的政府的威望和势力进一步衰落，帝国不得不向匈牙利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让步。这种让步的结果之一，产生了一个蹩脚的二元帝国，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分治帝国的两部分，而这两部分又都是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匈牙利人在自己的半个帝国内，采取了高压的民族政策，这种政策又往往被归罪于奥地利，让奥地利所采取的民族缓和措施也难以受到效果。
另一个结果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让步，通过经济上的改革和搞活，确实让奥匈帝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先天发育不全的奥地利资产阶级却经验不足，开始搞起皿煮政治来，错误的以为扩大选举权之后，新的选民会跟随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主张，为自己确立不依赖于皇帝约瑟夫二世的执政合法性。
当三巨头在奥地利政坛呼风唤雨的时候，阿尔卑斯山这一面的日耳曼民族却生活在一片乏味的政治中。德皇和他的公务员们、容克军官团、德国工业巨头，像三座大山一样把德国的政治压得死死的。
但是相反，新选民根本不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他们推动的民主最终摧毁了他们的执政基础，惊慌失措的奥地利资产阶级又不得不聚拢在皇室周围，希望皇帝能够发挥独裁和专职的特长。但是经历了几十年来内政和外交不断受挫的约瑟夫皇帝早就不复当年之勇，面对这种形式也惊慌失措起来，再加上帝国末年国内尖锐的民族矛盾，奥匈帝国在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国内政治的特点是，各种思潮澎湃，政府软弱无力，大家一人一票，这种情况下，各式各样的思想家、宣传家、革命家、煽动家你方唱罢我登场。正式这种环境下，希特勒受到三巨头先进政治运动理念的熏陶。
但是在1918年战败之后，上述三座大山却都轰然倒塌了，魏玛共和国就如同当年的奥匈帝国末年一样，甚至比当年奥匈帝国的无政府状态还要严重，因为起码当年奥匈还享受着经济上的繁荣和稳定，而凡尔赛条约重压下的德国连这一点也没有。这候的德国就好像是剧场已经修好了，观众们也入座，但是台上的演员却毫无经验。正在这个时候，希特勒携带着来自维也纳政治运动的先进理念，加上个人的演说天赋，宛如摇滚巨星一样横空出世，当时的德国人看到希特勒，就好像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看到了猫王一样。
在希特勒的自我描述中，他在维也纳的岁月里是在为了成为一名画家或者建筑师而奋斗，虽然偶尔也会对政治刚兴趣，比如他用来一个多月的时间对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手法进行了研究，而他发现了自己有成为一个政治演说家的天赋时已经是1919的时候。但是后来对希特勒的研究，经过很多当时在维也纳的旁证人的说法，重新勾画出来和《我的奋斗》不一样的希特勒的维也纳生活。在维也纳的时代里，希特勒就已经对政治产生兴趣，并且发现了自己的演说天分，在维也纳的单身汉公寓的公共餐厅里，希特勒经常在这里发表讲演，并且是公寓里的明星人物。
我们说一个人向往某种职业，很可能有两种情况，其中之一是他真的喜爱这种职业，第二种可能是他觉得这种职业很有前途或者“钱途”。那么希特勒向往称为画家，到底是因为他喜爱画画，还是仅仅因为画家或者建筑师非常有前途呢？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是一个繁荣而奢靡的时代，也是世界文化艺术的中心，是一个艺术家们可以赚大钱、赢得社会地位的好地方，所以艺术家在当时无疑是一种非常有前途，也很有钱途的职业，而且这个职业不需要家庭提供创业资本和社会人脉（在少在外在看是这样），可以让一个穷小子瞬间攀爬上社会地位和金钱的顶峰。那么希特勒到底是因为喜爱艺术，爱是因为喜爱一个成功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呢？
希特勒的父亲希望他效仿自己称为一名公务员，老希特勒从一名海关警察开始自己的公务员事业，最后混到一个有三个人的小型边境海关的关长，被他自己视为是成功的一生——大致来说，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相当于现在一个农村娃子，成功挤入公务员行列，并且以副科级待遇退休——至于这个人的一生是否算得上成功，就看这个人对成功二字的理解了。
而希特勒显然对他父亲自以为是的成功人生经历不以为然，这其中的原因有经常受到父亲打骂而造成的敌对情绪，而另一方面，最有可能的是，希特勒对自己的人生目标设定的非常高，对这种小富即安的成功不屑一顾——希特勒根本就看不起公务员这份职业，他也看不起自己的姐夫，另一位公务员，管他叫“年轻的老头”。
而在当时的奥地利，向他这样一个缺少家庭人脉，又缺少金钱支持的下层青年，要想一步登天谈何容易，而艺术家显然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少数几条道路之一，尤其是当他发现了自己拥有绘画的天赋之后——那么如果这么思考，希特勒称为画家也许并不是因为喜爱绘画，而是一种对成功的执念。
但是这位绘画天才的天赋却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的天赋仅仅限于对静态的事物，在维也纳的入学考试中，希特勒的第一场建筑画惊艳全场，然而第二场的人物画一败涂地。学院的老师认为他成不了一个成功的画家，建议他去报考建筑学院，但是建筑学院需要文化课基础的考试，他却在中学时荒废了学业——这样他称为一名画家或者建筑师的梦想就被堵死了。
就在这时候，他发现了自己除了绘画之外的另一项天赋——讲演，而在当时的维也纳背景下，称为一名群众政治家，无疑是另一条可以让一个下层青年走向辉煌成功人生的道路。
们现在可以清楚的是，希特勒在维也纳时期就对政治很感兴趣，在一段时间内他在住址的职业一栏里甚至不是填写的画家，而是作家——这让人想到了什么？在维也纳街头流传的各种廉价小册子的作者们——其中内容类似于现在的自媒体，到处是耸人听闻博人眼球的文章，其中大量的内容都是关于反犹太人，而且其中往往都带着淫秽词语，从希特勒后来讲演中诸如“金发碧眼的日耳曼女郎和犹太罗圈腿”之类的语句明显是受到这些影响。希特勒甚至还找到一个出版反犹太期刊的编辑，希望得到一些过期的期刊，这很可能在为当时的“自媒体”创业做准备，毕竟这种东西很多都是互相抄袭的。
但是最终希特勒没有成为一个维也纳的一个反犹太的“自媒体人”，而是前往了德国的慕尼黑。后来在希特勒给要求他回国服兵役的奥匈帝国的兵役部门的写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他是一名勉强糊口的“自由画家”，并且还是一名学生，正在训练自己成为一名建筑画家。所谓建筑画家是一种没有什么前途的职业，他们通常依附于知名的建筑师，因为这些建筑师为了推销自己的设计方案，需要把他们的草图变成大众可以直接欣赏的图画。
这样的一个人生设计明显和渴望出人头地的希特勒不相吻合，也许经过了一系列的挫折后，希特勒的棱角被磨平了，开始学着在一个伟大社会里充满了压迫的屋檐下低垂自己高傲的头颅。但是也未尝没有另一种可能性，这是一种两手准备，其中称为一名建筑画家是低选人生目标，而高选人生的人生目标是称为一名群众政治家。希特勒从维也纳到达慕尼黑是为了寻找一片新的蓝海，一片处女地，毕竟在维也纳到处都是群众政治家，竞争已经白热化。就像后来的历史学家评价的，如果是在奥地利或者是当时的法国，以希特勒的天赋也只能成为一名很普通的政治煽动家，毕竟在巴黎和维也纳的街头，这种人到处都是，人们已经见得太多。只有德国希特勒才能取得那样惊人的成就，就像十几年前IT界的海归们从美国的硅谷学到经验和技术，然后回国等待风口的到来一样，希特勒从奥地利前往德国也可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他在等待着时机，等待着政治创业的风口到来——这完全有可能，因为希特勒天生喜欢制定计划，当他还是中学生时，为家乡林茨小城设计了一整套市容和基础设施的改造计划；当他1924年在监狱服刑是设计了后来二战的全套扩张计划，为什么他不能设计出一套在德国等待时机，成为政治家的计划呢？
经历了人生的一系列挫折后，希特勒学会了忍耐和等待，学会了给自己的人生设计后备方案，但是并没有放弃出人头地的渴望。他是幸运的，他的等待没有经过几年——当他听到一次大战的爆发时，他兴奋的几乎昏倒过去，因为他明白他的等待得到回报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没有比战争更能让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把1919年的自己描写为一个懵懂的“政治初哥”，一个满腔包裹热诚的退伍老兵，但是实际上，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他当时已经在维也纳学到了足够的政治经验，在纳粹党初创的一开始，他就表现的非常老练，无论从讲演宣传，还是纳粹内部的组织、或者是排除异己和带领冲锋队在街头制造事端，都完全不像一个毫无经验的“生手”的作为。
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推测的话，那么希特勒的反犹太很可能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政治策略。反犹太政治策略的第一个好处是，淡化了纳粹党的社会主义色彩，因为社会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而近代犹太人的形象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化身，所以反犹太就和反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是资本主义又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日耳曼人的资产家存在，这样利用反犹太来代替反资本主义，就可以在日耳曼资本家中寻求同盟者，得到金钱的资助。这种政治策略正是卡尔·鲁格在内的奥地利右翼社会主义者所用烂的套路，但是在德国还是属于先进技术，就像当年张朝阳的搜狐和李彦宏的百度一样。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群众运动有其丑恶的一面，“人民”的政治激情往往来自于对现实中自身处境的不满的发泄。这种发泄往往是缺少理性的，一个狡诈的领袖可以将通过一定的手段对这些发泄的怒火进行操纵，改变他们的方向。比如卡尔鲁格把小民们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愤怒，集中到了犹太资产阶级身上，这样他就可以从德意志人的资产阶级找到资助者。而阿德勒则把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愤怒转嫁到维也纳的普通市民阶级头上，因而得到奥匈帝国上层社会的喜爱。但是即便是最高明的领袖也无法消灭这些怒火，他们只能把它引向一定的方向，一个优秀政治领袖驾驭人民就好像是大禹治水。
反犹太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犹太人的金钱。在纳粹党执政的头三年里，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兴建基础设施，吸纳社会失业人口，而这些金钱除了税收、政府发债、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德意志的敌人——犹太大资产阶级、金融巨头财富的没收，这个数量据估计高达60到80亿马克。
当收拾完这些犹太人中最富有的一部分之后，纳粹党又把目标转向犹太中产阶级，通过不断的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移民国外，而德国政府就趁机征收沉重的移民税，而德国的中产阶级也可以廉价买到犹太人的固定资产。引用希特勒的名言，“能团结人们的有两种东西——共同的理想或共同的犯罪”，那么显然这就是所有德国人在对犹太人进行共同的犯罪，他们不仅得到犹太人的金钱和财富，而且让自己的民族更加团结。这样我们就引出了希特勒反对犹太人的第三个好处，在反犹太过程中保持日耳曼人的团结。
最后，希特勒把目标瞄准了贫穷犹太人，来自东欧、波罗的海和和巴尔干地区犹太移民。这些人在金钱上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但却是和普通德意志人直接抢饭碗的。这些犹太人和过去在德国生存了很久的旧犹太人不一样，后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德国的社会，并且和德意志人互相通婚，相貌上的差异也在减少，比如希姆莱视察集中营时就见到过金发碧眼的犹太人。
而这些新的犹太移民则明显和德国人不同，而且他们说意第绪语，成年男性通常留长胡子，纳粹反犹太的漫画中的形象即便上就是从这些东欧犹太人身上取得灵感。他们秉承了犹太人几千年来军事化和商业化民族的特征，他们聚族而居，建立犹太教堂，在内部实行自己的法律，团结排外又竞争力很强，经商时做事狠辣不给别人留活路。在东欧地区，人们普遍相信犹太法律中有这么一条“当你看到一个犹太人在欺骗另一个犹太人时，你必须立即制止他；而当你看到一个犹太人欺骗一个非犹太人时，你则要帮助他”，当然这是一种诽谤，但是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由于这些东欧犹太人在德国的起点很低，这样他们直接和德意志人的小商人小店主、小商小贩们发生了竞争，而这些人一直是纳粹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比如纳粹二十五条纲领中，“我们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国家或各邦在收购货物时特别要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就是体现这些人的利益。对于如何处理这些东欧犹太人，在二十五条纲领中也有体现：“第八条，禁止非德意志人迁入德国。我们要求将1914年8月2日以后迁入德国的一切非德意志人应驱逐出境。”至于找不到接收他们的国家怎么办？于是就有了犹太隔离区，先把 他们隔离起来，看看再说。
最后，纳粹等右翼分子把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联系在一起，所以反犹太就是反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的老巢就在东方的俄国，而这里正好是希特勒要求为日耳曼人建立生存空间的地方，所以反犹太就是在为德国做进攻俄国的战争思想动员。
最后为什么演变成立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首先来说这是战争进程的导致的一些问题的，德国及找不到可以驱逐和安置犹太人目的地，又缺乏农副产品。这时候劳动力资源虽然也短缺，但是纳粹德国错误的认为这些东欧犹太人大部分是小商小贩，缺少在现代化工业劳动的技能，实际上后来的经验证明这个认识是错误的，犹太人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很善于学习，他们可以成为很优秀的技术工人。
另一方面的问题显然是在惨败在莫斯科城下之后，希特勒已经意识到了德国有可能会战败，而在他的思想里，破坏了他在东方为德国夺取生存空间的计划，而让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人在多管闲事，而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和国际犹太人有关的。他在但泽危机时曾经说过：“如果国际犹太金融家们胆敢再一次把世界投入世界大战，那么我就会让中东欧的犹太人彻底灭种。”德国人对犹太人举起屠刀显然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
第三方面是东欧犹太人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无论是斯拉夫人还是日耳曼人都不喜欢这些犹太人。当巴巴罗萨德军东进时，当地立即掀起了屠杀犹太人的活动，犹太人居民区往往被当地人不分老幼集体灭绝——后来按照战胜者的说法是，是德国人在挑拨当地族群矛盾的原因，但是很多屠杀事件都发生在军事行动刚结束不久，这个时候的德军应该都在乘胜追击，忙着准备下一次进攻，会有足够的精力挑拨当地人互相厮杀？而且其中最大的一次屠杀事件可以证明是没有任何德军参与的，当时罗马尼亚军队攻克敖德萨之后，曾经屠杀了2万名犹太人。可以从这些事情预见，对犹太人的仇视是真实的，在波兰被德国占了之前，很多波兰极右翼的知识分子也在鼓吹“彻底解决波兰的几百万犹太人问题”，在战后的数十年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里还流行歧视犹太人的传统，以至于国际犹太人组织和以色列不得不出钱去购买东欧的犹太移民。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希特勒认为自己彻底解决了这些贫穷犹太人是在做一件好事，“欧洲人的后代会感激我解决了犹太人问题”，也许他在想，即便德国战败了，解决了犹太人问题可能成为自己的留下的历史功绩之一。
第四方面，以希特勒为首的部分纳粹高层可能对屠杀犹太人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过低。当希特勒决定屠杀东欧犹太人时历史参照物是一次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基督徒的屠杀，这次大屠杀中150万人，然后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既然土耳其人屠杀了几百万亚美尼亚人也没受到惩罚，为什么更强大的德国人不能也干一票。但是这些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集团，在国际上有很多有钱有势的同胞，如果希特勒可以把他们等同于小亚细亚半岛的农民就太儿戏了。但是有一点，说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人和说希伯来语的欧美犹太人的差别很大，后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根本不把前者当做自己的同胞，在俄国革命早期也曾经做过这种区别，声称说希伯来语的是犹太资本家，说意第绪语的是犹太无产阶级。如果这么理解的话，那么希特勒的逻辑可能是成立的。但是在这之前纳粹德国已经无差别的打击了所有的犹太人，在希特勒的反犹太人理论里，所有上述犹太人都属于一个种族集团，这种打击已经促进了犹太民族集团之间的团结，让他们感觉到同病相怜，同气连枝的，正是这种情况下，才促使了国际犹太社会在战后的几十年中不遗余力的支持以色列。你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而其他犹太人会装聋作哑，这个想法显然有点心存侥幸了。
第五方面，德国在屠杀犹太人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灭绝营都建立在波兰东部的森林里，这里地广人稀，当地人在二战结束之前都不知道附近有这样的杀人工厂在运行。而在德国的军政系统内部，灭绝营的存在也是严格保密的，所有灭绝营都属于党卫军运作，而且即便是党卫军内部也仅仅是少数人才知道灭绝营的真相，比如希姆莱曾经委派一个人却调查一起内部的贪腐事件，结果却不小心查到了灭绝营。即便是主管灭绝营的系统内部，所有的单位也是和上级单线联系，灭绝营之间的联系非常少，这一点从他们的杀人技术上就可看出区别，比如奥斯维辛在使用氰化物毒气杀人时，其他灭绝营有的在使用氯气，有的甚至还在使用发动机产生的一氧化碳来杀人。所有灭绝营都是在独立运行的，也没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和指导性机构来给他们提供技术支持，杀人时最有效的毒剂，奥斯维辛使用的齐克隆B ，实际性上是一种在市面上很容买到的杀虫剂。这在德国人的传统中是很不寻常的，为了达到保密效果，德国人牺牲了很多效率。所以各灭绝营的杀人水平也参差不齐，奥斯维辛之所以被挑出来作为博物馆，就是因为它在所有灭绝营里杀人水平最高的一个，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奥斯维辛的长官在提到他们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杀人机构时，还颇有几分得意。
正是采取了这些保密措施，如果德国不是完全彻底的战败，而是像当年土耳其一样可以达成一份和平协议，如果国际犹太人并不把东欧犹太人看做同胞，最后也没有太多证据，屠杀犹太人这件事也很可能最后就不了了之。
以史为鉴，华裔们入乡随俗吧，赶紧卖枪武装起来。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历史上三个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国家中都留下了非常浓厚的民兵传统。
荷兰是在争取从西班牙独立的斗争中,英国是因为英王需要把农民培养成长弓兵来对抗法国的骑士,而美国源于拓荒传统和独立战争。
执政的富人集团,弱武装的政府,和强武装的民众,这三者之间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动态的不稳定的平衡。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平民拥枪的问题在美国会引起那么长时间的拉锯战。
因为穷白们从传统和习惯中得出的经验是,在政治生活里,枪实际上比选票更有价值。
同样这也是西方政治中流行街头示威的原因，这就像是两只公鹿互相打架前先展示一下自己的巨大的鹿角,两条鱼打架是先相对穿插游动,让对方评估一下自己的长度,这样如果双方更有可能对力量进行一个正确的评判,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避免每一次纷争都必须刺刀见红。
当然随着美国在二战的胜利,这种活动似乎在全世界都流行起来,不过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巴勒斯坦人非要对着以色列军警示威。
如果是同一个民族,他们还可以通过街头的喧嚣了影响军营里士兵的思维,那么本来就是两个水火不容的竞争者,你手无寸铁的跑去和全副武装的以色列人玩美国游戏有意思吗?
正是因为这种结构,荷兰的寡头阶级并不敢过分侵犯平民的利益。通常荷兰的税收很高,而且并不公平,很多针对日常消费品的征税都对平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但是也不会过分到让平民们组织起来反对城市寡头。
在财政的使用上,直接的贪腐现行比当时欧洲的英法等国都要少,因为执政者都是富商阶层而不是官僚阶级,在他们实现国际化和金融化之前,都非常在意当地经济的发展,与其贪腐不如把钱花在可以让城市的经济增值的地方,这样可以让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大。
这些财政经费被用在组建海军,扩建码头,修建仓库,铺设石板道路,建立消防机构,和提供洁净的饮水和医疗设施。这些花费保证了荷兰的海权和经济发展,而最后除了惠及荷兰的富商们,也会惠及荷兰的平民们。
不过荷兰的黄金时代没有维持多少年,在1672年由于作为共和国实际领导人的荷兰省大议长德维特的错误的外交政策,导致了荷兰不得不和英法两国同时作战。
在海面上,荷兰海军虽然抵挡住了英法舰队的轮番进攻,但是在陆地上长期经费的陆军被路易十四的法军打的大败。德维特不得不和法国议和,法国的停战条件包括割让莱茵河以南的全部土地,巨额的赔款和每年固定上交的贡金。
听闻即将在这样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消息,怒的荷兰人把权倾共和国三十年的德维特和他的兄弟拖到街上打死,然后授权奥兰治家族的威廉为统帅抗击法军。
通过艰苦的抗战虽然赶走了法军,但是荷兰的形势依然非常危险,因为它被夹在英法两个欧洲一流强国的中间,为了挽救这种局面,荷兰执政威廉采取了一个非常狡猾的措施,利用英国的内部矛盾和自己老婆的继承权,把自己变成了英国国王。
通过这种手段,就把英荷两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法国。但是这种军事同盟的背后是一种更深远的资本同盟。
随着威廉登陆英国的还有荷兰的资本,最有钱的一批荷兰人也和他们的执政一样看到了机会,相对于国际环境日益恶劣的荷兰英国显然是更有前途的地方。
于是他们迅速把自己变成了英国的资产阶级,他们成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属东印度公司以及很多英国大生意的股东。这种英荷资产阶级的一体化格局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很多遗迹,比如著名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英荷联合利华公司等——既然两家的股东们都是同一群人,这么熟悉,业务又相近,不如联合在一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