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 2 月 14 日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众周知的“秘密报告”；向全体代表公布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对老布尔什维克进行清洗和血醒镇压的历史事实。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最骇人听闻的残暴行为是他肆无忌惮地滥杀自己的同志。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这些历史性错误简单地归结为共产党内的个人崇拜，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斯大林没有列宁那样在群众中崇高的声望，仅仅靠权力和高压是搞不起个人崇拜的。这个报告在当时虽然是保密的，但后来仍然被犹太党员泄漏了出去。
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能彻底揭示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根源，从而无法使人们正确看待斯大林所犯错误，因而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极大的混乱 ，带来了相当严重的负作用 ；首先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震惊和反响。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贝鲁特因受剌激心肌梗塞发作去世。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自杀身亡。由于这一事件所导致的政治振荡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急速萎缩，共产党员大量流失。同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各自的斯大林路线的影响所导致的内部矛盾相继爆发，从而引发了大大小小的政治动荡。在波兰格旦斯克工人不满和抗议引发了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冲突，一直在党内受到排挤的哥穆尔卡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新领导人；他提出“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除了自己外谁也代表不了。”由此开始了以普选制为基本特征的波兰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以工人自治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匈牙利，纳吉领导了匈牙利的更大规模的多党自由竟选制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由于匈牙利劳动党在政治改革中单纯地狂热地追求彻底民主而没有认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对那些疯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坚决镇压，结果导致了疯狂的违法犯罪活动，一大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被私刑处决，国内社会秩序失控，并且迅速危及苏联的利益。结果苏军开进匈牙利，匈劳动党政权被镇压。纳吉等人被从流亡地南斯拉夫引渡回国后被处决。在苏联的压力下，哥穆尔卡最后不得不逐渐停止了政治体制改革。而波兰格旦斯克工人抗议事件和匈牙利政治改革被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认定为“反革命暴乱”。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赫鲁晓夫这个“秘密报告”持反对态度。他始终无法接受赫鲁晓夫如此评价斯大林，认为这是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他认为斯大林真正的问题在于肃反扩大化，并且认为斯大林杀掉的那些人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反革命，他认为不杀掉那些罪大恶极的“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抬不起头来。对于肃反扩大化，毛泽东认为这是认识上和政策上出现失误的结果，不能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毛泽东再三强调错误的“难免论”；说斯大林犯错误，主要是因为“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再加上接受和鼓励个人迷信，实行个人专断，这才“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毛泽东说：“某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为其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的认识要比赫鲁晓夫到位得多。但他仍然仅仅是从中国革命的经验出发去理解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他对斯大林时代的正反两方面历史教训作了认真思考，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由于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认识不全面，毛泽东仅仅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而并没有从政治体制上进行全面深刻的思考。这样就留下了巨大的历史性遗憾。开启了巨大悲剧的先河。
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国内知识界文化界掀起了对斯大林错误的反思浪潮，并且直接涉及到一党制的政治体制这一要害和根本。比如，钱伟长“党内党外有鸿沟”、葛佩琦“中国是六亿人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林希翎“要求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德民主。反对现行的选举制度。事先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 、进行酝酿不是民主，是形式主义，是劳民伤财。干部经常换一下也好。资产阶级两党制可以竞争一下。两党制倒可以给我们起点剌激作用”黄心平“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提出各自政纲，由群众自由选择”储安平“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自己也是国家主人。”张百生、黄振旅“解放后这几年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占一，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少数人独裁，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的有职无权，只是执行中央指示而已，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全立法手续。”
所有这些言论，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从旧社会的苦难中走过来、对共产党充满感激之情、对毛泽东存在严重个人崇拜的普通工农大众和党员干部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在他们的观念中一旦实行多党自由选举中国共产党马上跨台，被打倒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蒋经国之流马上上台。事实上，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人拿那些“右派”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和全盘私有化的旗帜；甚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仍然述说当年那些“右派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疯狂进攻”的可怕性。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作为主要的敌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彻底消灭。极少数剥削阶级分子已经丧失了制衡政治权力的能力和行使政治权力的力量，只要坚持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剥削阶级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足以保证他们不会通过多党自由竟选而上台。而民族资产阶级是相当软弱的，政治上根本没有多少力量。而拥有几千万党员、在人民中拥有巨大号召力的中国第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说它会在多党选举中跨台无疑于神话，这样一个第一大党绝不仅仅是通过长期一党执政形成的。结果从下到上直至中央委员甚至毛泽东在内形成共识，再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波匈事件的遣责，由此开始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于是，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阶级矛盾；知识界文化界对斯大林路线的尖锐批评和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勇敢探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共产党的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的各种各样的批评和反对意见，包括夹杂在这些言论中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想和言论统通被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疯狂进攻；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就成为必然。至今仍然没有被平反的所谓“五大中央级右派”从来都不是右派。而是积极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积极追求民主的左派。反右派运动是新中国历史上特大冤案，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上升阶段到下降阶段的重大历史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