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群，既朝鲜战争中并非被俘，而是主动向敌人投降的士兵：
一号：王福田。此人于1918年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只渡过一两年小学。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了傅作义麾下的35军新编31师担任传令兵，之后转入中美训练班受训，后面加入中美训练班别动军与日军作战。在抗战胜利后他所属部队被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在平津战役期间他在1948年12月11日被俘虏，在三个月的思想改造后被编入军队，随124师一路打到了四川，之后124师移师吉林通化，开始整训备战。
王福田在思想改造期间就表现的极为反动，当连指导员讲课时宣称八年抗战都是八路军的功劳时，他立刻起身质问：“还有没有良心？抗战时期的八大战区，有哪一个是八路军？”这番话直接让他被定为“反革命”，他在期间还两次试图逃跑，结果都被抓获并在斗争大会上被批斗。到了1950年7月，部队开始抗美援朝的动员时，排长告诉众人说美军是纸老虎，并不可怕。王随即反问道：“那怎么说我们解放不了台湾就是因为美国第七舰队的阻扰呢？”结果他被定为有特务嫌疑，被一直关押到部队开拔入朝时。
在随124师370团进入朝鲜后，王福田在一次战斗后便脱离了部队，于11月7日主动向美军投降。他在之后的审讯中声称因为自己曾经参加过中美训练班的经历，因此相信美军会善待俘虏，同时他还表现出了强烈的反苏思想，多次谴责苏军强暴中国妇女，掠夺东北资源的做法。在美方的社会学者面前，他将之前的经历描述为：“我们都和木偶一样，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到：有嘴巴，却不能说。”
在前往台湾后，王福田被派往泰国对当地华人做巡回演讲，虽然教育程度不高，但王福田凭借着天生的口才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之后他被调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六组，从事情报研究与心战工作，平安度过了一生。
二：王顺清。此人早年生平不详，只知道出生在青岛一带，曾经读完了高中，有着不错的英语能力，随后在国民党军中担任副连长职务，据其声称他的母亲与两个弟弟都在土改中被杀，因此思想极为反动。
他与1950年6月7日在海南岛被俘后被重新编入军队，在40军354团任卫生院，该部队于10月19日进入朝鲜，在11月24日的一次战斗后，王顺清被下令留下看管三名美军战俘，此时他便决意叛逃。于是他便带着三名美军战俘，以及诓骗的四名志愿军士兵越过了战线，随后向美军投降。
在战俘营中，王顺清成为了第72号营地的实际控制者，期间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爱国将士，据美方记录在甄别期间至少有五人在营地中被杀害，最后72号营地的7000多名战俘中，只有400余人选择了返回祖国。
而王顺清在去往台湾之后也并不安分，其本人在一次打架斗殴后畏罪潜逃，被捕之后获刑10个月，出狱后又派往金门担任“灾胞救济总会干事”，结果又因为挪用公款被开除，此后又打过领过、送报、当厨师，甚至流浪睡火车站，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是在1972年因欺诈罪被拘役59，此时该人便彻底了无音讯。
三：刘炳璋。此人是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人，受过十年教育。在1942年他离开了日本控制下的沦陷区前往投靠国民政府，随后进入了位于阜阳的国军军校，之后转至湖北的陆军官校第八分校，1944年8月又转至西安王曲第七分校，1946年毕业后被分配至驻北平的第92军任战术教官。1949年傅作义起义后，他由于其本人战术教官背景，也被留任于66军任教育参谋。
在朝鲜战争中，他隶属于66军197师590团团部教育参谋，在1950年11月25日凌晨3点，刘炳璋于泰川以北2.5公里位置叛逃，在向南步行5公里后于凌晨6点向韩国第一师投降，随后他将志愿军的战争计划全盘托出。他甚至还批评了韩国军队的诸多弊端，指出他在夜间前往韩军营地时，一路上都没有遇到哨兵，直到撞见了一群正在用餐的韩军士兵。
在投降之后，刘炳璋在战俘营渡过了一段短暂的时间，随后他志愿加入了敌后情报工作队伍，在一次执行任务期间失踪，从此下落不明。
四：李大安。此人出生于辽宁省安东市，渡过四年半的小学，后来成为卡车司机，抗战胜利后开始为国民党军充当司机。在1948年时，他与国民党军队一起被围困在了沈阳，为了返回安东与家人团聚，他以接受国民党的潜伏任务为条件取得了出城路条，结果在7月份他被中共逮捕，期间有四、五次被打的死去活来，他甚至请求妻子给他带来卤水自杀，但被拒绝，然后又试图用裤袋上吊自尽，又被同监犯人阻止，随后他被送到坎墩子监狱服刑六个。
以此人的经历，原本在出狱后也只能选择回家务农，但随着朝鲜战争的开始，政府急需卡车司机，李大安便趁机报名并获得了通过。随后在1951年2月他被编入第四卡车团，27日驾车入朝，3月24日就叛逃。当时他正奉命前往前线接送伤员，随后就在一名韩国妇女的指引下，与其他五人一道手持美军的空降传单向美军投降。
此人随后在战俘营中凭借着极其残忍的手段与做派取得了前面提到的王顺清的信任，成为了其在72号营地中最为得力的打手，期间犯下了诸多难以描述的罪行。但他之后也被美军的敌后情报小组招募，在培训之后被空降到了鸭绿江畔进行情报工作，结果立刻就被抓获，并最终于1958年在北京被枪决。
五：王尊铭。此人于1926年出生在陕西省神木县，随着根据地的建立，他便被家人送往国统区报考军校，1946年3月他考入国防部新闻训练班，在经历了四个月的政治宣传后被编入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任准尉，派往苏北、鲁南一带建立保甲组织。接着在1948年他又前往南京受训三个月，之后被分配到胡宗南麾下第90军61师任连级政工干部。
1948年10月，他所属的1818团在战斗中被全歼，他只身脱逃后又再次加入国民党军队，之后在长官下令投降后他仍拒绝接受命令，并率部逃跑。被抓获后他还数次试图带领部队逃跑但均被挫败，之后在经历了高强度的思想教育后，他被分配到第12军31师担任迫击炮连训练教官，期间他听说自己在陕北老家的父母均在土改中被扫地出门，他变卖了所有个人财产后请求组织代为汇款，却被批评是“思想依旧反动”。当1951年12军进入朝鲜后，他便捡到了联军的空投传单并策划叛逃，最终在第五次战役后撤阶段的5月25日，他乘机脱离军队叛逃。
在叛逃之后，他便掌控了86号战俘营地，由于其之前在国民党军队中就担任政治工作，他在管理第82号营地时的手段较为温和，采用所谓“用共产党的方式来管理共产党”。在前往台湾后王尊铭被授予了中校军衔，编入了专为战俘军官设立的第14军官战斗团，他在期间迅速适应了新的生活工作环境并表现良好。1954年2月初台湾国防部派60名女子青年工作队前来与他们联欢，他在这时便结实了当时被称为“花木兰”的傅惠女士，并在两年后于众人羡慕的眼光中完婚，这也令他成为了第一个在台湾成家的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