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说的这个人，身份有点复杂。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又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还做过汪伪政府的财政部长。
他是一个汉奸，但他又说自己其实是潜伏的「特务」。
他最终的结局竟是在狱中被活活耗死……
1
1948 年 2 月 28 日这天，南京首都监狱里死了一个人。
南京首都监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狱，里面关过很多人，死一个人，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但这一天死的这个人，却有点特别。
他的死去，让很多老百姓拍手称快，也让一些人长吁一口气，比如蒋介石。
他叫周佛海。
他「适时」死去，无论对谁来说，包括对他自己，可能都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2
1897 年，周佛海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的凉水井乡。
在周佛海出生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周佛海从小由母亲抚养。少年周佛海还算好学，且有才情，考入了沅陵县高等小学，然后又升入了当地的中学。
周佛海在青少年时期就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雄心壮志，他曾在一座寺庙的墙壁上，题写过这样一首诗：
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
甘为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
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
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
沅陵县城内，有一座文昌阁，周佛海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专门提到了它：
「袁氏（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
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周佛海，《往矣集》之《苦学记》）
真的是没有上进发展的机会了吗？
1917 年，周佛海等到了一个机会——在老师和同学的资助下，他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和当时很多和他同时代的留日青年一样，日本的留学经历促使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周佛海在日本留学期间，不断向国内的杂志投稿，内容主要是对国际时局的分析，介绍海外新思潮，尤其是介绍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因为他思路清晰，文笔出众，渐渐声名鹊起。
但真正改变他人生的，是三年后他回国的一次省亲。
那一年，他 23 岁，遇到了一个 41 岁的大叔。
那个大叔，名叫陈独秀。
经过多次推心置腹的交流，他们决定和其他有志之士一起，一同发起成立一个新的党。
这个党，叫作中国共产党。
3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那场改变未来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在上海的法租界召开。
从全国各地一共赶来了 13 名代表，加上两名共产国际代表，构成了中共一大的全部参会人员。
周佛海是作为旅日小组的留学生代表出席这场会议的。但在发生惊心动魄搜捕的 7 月 30 日夜里，周佛海并没有参加会议——他因为腹泻请了假，还是毛泽东回来后告诉他出了大事。
但是，后来转移到南湖蓬船上的会，周佛海是坚持抱病参加的。在船上的会议中，大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虽然与会人士后来对周佛海担任的具体职务记忆有出入（周说自己是副委员长，包惠僧和陈潭秋说他只是候补中央委员），但有一点大家还是公认的：陈独秀在没回上海之前，中央局书记一职，由周佛海代理。
可见当时周佛海的地位。
为什么要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周佛海自己坦承，当初是想成为「中国的列宁」。按照他的回忆：
我为什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
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性，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
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我决不说假话，说当时的动机，完全是为国为民。不过个人的动机，不是升官，不是发财，不是享乐。
……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 political ambition（政治抱负）。
在一高（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
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
……怀着这样野心的青年，又值中国政治腐败，世界革命怒潮高涨的时候，那得不本着创造的精神，去组织一个新兴的革命党！这便是我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原因。（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推翻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为国家争荣光」……这些应该都是周佛海的初心。
那么，他的初心保持得如何呢？
4
1924 年的春天，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周佛海，准备回国找工作了。
他当时的理想，是去北京大学当教授，或去商务印书馆做一个编辑，月薪能有 150 块大洋便「心满意足」了。
按照他的想法：「到政府机关去运动一官半职，既然不是我的志愿，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为。」
但恰恰在这一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了，而国民党早就看中了周佛海这个当时「老资格的马列主义专家」。
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戴季陶向周佛海发出了邀约：来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月薪 200 块大洋。
与此同时，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周佛海担任广东大学兼职教授，月薪 240 块大洋——还是拿出毛泽东 1918 年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月薪做参照：8 块大洋，足以让他养活自己。
事实上，周佛海在开完中共一大回日本留学期间，就基本和中共的党组织没有什么联系了，在思想上，也渐渐开始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就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之后没多久，周佛海就给中国共产党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明确无误地要求脱离共产党。
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找周佛海谈话，试图挽留他，但周佛海态度坚决。最终，中共党组织批准周佛海退党。
脱党之后，周佛海与广东大学几名教授一起创办了《社会评论》杂志。
周佛海很快便发表《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提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还是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周佛海面临一个问题：对共产党，他已经与之决裂了；对于国民党而言，他是「半路出家」，人家吃不准他的路数，一直有戒心。
怎么办？还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戴季陶给他指了一条路：要抱就抱一条大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