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相比犹太大屠杀，遇到的最大问题甚至不是否认，不是怀疑，而是冷漠。
有人否认和怀疑，至少还引发讨论，而冷漠就是不关注，不想了解，认为讨论这事没有意义。
近期看戴锦华的一个谈话，她说和欧美学者讨论南京大屠杀，能清晰感到对于欧美学者，“战争、生命、人是分等级的，你亚洲人不够格，南京大屠杀不可能形成犹太大屠杀那样的伤痛。”
欧美学者会以非常学术和理论化的语言表达：“南京大屠杀不等于犹太大屠杀，犹太大屠杀是在现代化逻辑中使用现代手段制造出来的，南京大屠杀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就是传统的烧杀抢掠，它不特殊，不值得书写。”
戴锦华说的正是西方的现实：欧美学术界对犹太大屠杀的关注，远超南京大屠杀。细究起来，其中有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甚至隐含种族主义意识对特定灾难的选择性重视和无视。
然而，我说的重点不仅如此。
近几十年对犹太大屠杀深入反思，促使犹太大屠杀成为当世显学的推手，不乏齐格蒙特·鲍曼、汉娜·阿伦特等深具洞察力和国际视野的思想家，说他们全是西方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未免太过简单的归因。
我不想重复西方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指责，在此我想说的是：在欧美学者“学术思考”背后，对两种屠杀厚此薄彼的看待，本身就具有深层的文化原因。
自上世纪的一战之后，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就逐渐加速，而犹太大屠杀，正为这种反思提供了最集中有力的素材和样板。
在犹太大屠杀，执行屠杀的党卫军首领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具备深厚艺术修养，这说明虽然“知识就是力量”，但现代化的教育、知识无法阻止人性的泯灭；犹太大屠杀，屠杀过程严谨周密、有条不紊，从登记、剥夺到集中、毁灭，如企业般运作高效，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以现代化管理手段制造的骇人屠杀事件。
和以往屠杀血溅四地不同，奥斯维辛的屠杀设备很现代很科学，活人送入毒气室，死人送入烧尸房，现代人享受文明进步成果的同时，同时承受“文明”的被杀方式。
在传统的屠杀场景，杀人者独立完整操作杀人过程，直接面对杀人的后果，承担这种后果对于视觉和内心的冲击。但在犹太大屠杀，这些要素被现代化流水分工代替，杀人者不需操作整个屠杀过程，只要负责其中某个环节，或登记信息，或通知安排集中，或维持排队秩序、劳动纪律，或督促对方平静有序走入毒气室。
在这种杀人流水作业，参与者往往不觉得自己是屠杀者，只觉得自己就像现代工厂的操作员，他们会说：“我没有杀人，我只不过奉命按下了电门开关，我甚至连死人都没见过。”或者说“我只负责搬运焚烧那些尸体，当我见到他们时，他们就已经是死人”。
机械秩序和工具理性分摊了人性之恶，屏蔽了眼见为实的残忍血腥，每个人对作恶都不再难以接受，每个人对恶的责任承担都感到无辜，他们觉得身为普通的个体，在这个时候除了服从体系没有其他选择，他们没有做错什么，“我能怎样？我要一日三餐，也要养家糊口。”
以上，就是西方学界对犹太大屠杀的研究和思考，也是欧美学者更加关注犹太大屠杀原因，是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它不特殊不值得书写”的依据和根源。
对于这样的依据和根源，我原本是相当理解和接受的，毕竟站在学术和理论的角度，犹太大屠杀似乎更复杂更深刻，更值得研究和关注，如果这种研究和关注未来能够避免相似的屠杀，也很有意义。
直到这几年，出现了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我才对这种西方现代的“学术潮流”、这种选择性关注和研究产生了质疑。因为在加沙发生的种族灭绝，并不是奥斯维辛式充溢现代性要素的屠杀方式，而是更接近于传统意义的屠杀方式。
首先，以色列毁灭加沙的设备不是毒气室之类的工业化设备，而是轰炸机、航空炸弹、火炮、导弹、装甲车、自爆车等战争武器，比如，2025年8月以色列就空投一枚MK-82炸弹，造成一所咖啡馆内的40人死亡。
其次，对加沙平民的屠杀，也不是像奥斯维辛那样的流程分解、周密分工的流水作业，而是几乎每次杀戮的背后都有具体的关键执行者，比如，如果是飞机轰炸，那么飞到加沙上空投下航弹的那个人，就是主要的责任人。
第三，更重要的是，在加沙发生的种族灭绝，现代化手段没有将屠杀者和屠杀对象彻底分离，让屠杀者看不到被屠杀者的惨相，而是恰恰相反，由于互联网、手机、传媒的存在，拉近了远程武器操纵者与杀戮现场的距离。
相比过去的热武器战争，屠杀者更容易通过网络，感受自己对平民造成的伤亡惨况。当然，他们一般看不到自己所杀戮的某个具体人，只能感受某个阶段或某次轰炸的整体结果，但作为战争参与者，他们不难由这些场景推导自身行动带来的后果。
也就是说，虽然欧美学者、思想家们对犹太大屠杀翻来覆去的研究，但是当今对平民的屠杀不仅没有消除，甚至根本就没有走向犹太大屠杀那种现代化、工厂化的屠杀方式，而是延续了自有热兵器以来相对传统的屠杀方式。
而且由于通信传媒手段的发展，战场之外的人相比过去的南京大屠杀，可以更加直接、即时感受战场所带来的平民伤亡，无数的人通过网络高清看到加沙儿童坐在满目疮痍的废墟前哭泣，不用像南京大屠杀，依靠费劲周折传送出来的模糊不清的照片，走近屠杀现场。
然而，所有这些——包括惨烈的屠杀现场、即时透明的视像传播——都没有使以色列对加沙人民就怀有恻隐之心。现代文明的进步，种种对于人性和现代性的反思，以致沸沸扬扬的国际组织和民众的谴责，都不能阻挡航弹导弹从加沙的上空坠下。
如此现实，真让西方学界对于犹太大屠杀的各种现代性思考具有反讽意味。
欧美学者原本认为“犹太大屠杀是在现代化逻辑中使用现代手段制造出来的，南京大屠杀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然而，至今已经造成六万多平民死亡的加沙杀戮告诉我们：在当今世界，屠杀平民根本就用不着什么现代化逻辑和手段，它就是可以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简单直接，一点技术含量没有，纯粹恃强凌弱，不讲人性，甚至对外界比以往屠杀更透明，更有恃无恐。
这让人觉得一定是西方学者、思想家看待屠杀的态度和方式出现了问题。
西方文化是一种讲求理性、逻辑和因果关系的文化，相信事物表象背后隐含本质内在的规律和原则，只有穿透表象才能发现这些规律和原则，事物和事物之间、事物内部各部分之间具有因果关联，只要剥丝抽茧、分析拆解，就可以确立它们的关系。人类只要掌握事物的规律和因果，就可以改造和创造世界。这些思想理念，是包括科学在内的西方学术建立和发展的基础。
在现代启蒙之前，人类之上尚有上帝，创造世界的荣光归于上帝，人类认识和影响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人性的效用受到神性的制约，人类对世界或上帝保持基本的敬畏之心，不因为了解逻辑、规律和因果就自以为掌握整个世界。
但现代性启蒙之后，人的地位不断上升，“上帝死了”，人类成为了新的上帝，他们相信已经掌握工具理性的自己，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将无往而不利。他们重视科学和技术，重视现代化的体系管理与分工，个体的人从而成为体系化机器的零件，服务于整体目标，判断他们的运行和服务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在工具理性支配下实现目标的效果。
欧美学者对于犹太大屠杀的关注和讨论，正是基于对这类现代思潮的批判和质疑，他们不断反思，力图指明一点：现代化的工业手段，甚嚣尘上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将产生泯灭个体人性的结果，丧失独立的自我感知、分析和判断，这是人性在现代社会的技术性击倒。
然而，欧美学者这些思考方式和研究角度，本身又是现代性的产物，没有脱离他们所反思的现代性的窠臼。当他们站在这个视角，将犹太大屠杀而非南京大屠杀作为作为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就已经将屠杀置于一种理性化、学术式的冷漠中，将曾经鲜活如今却因杀戮而失去的生命，放于一台逻辑精细、主题宏大的形而上天平之上。
这种以思考代替情感、以理性代替人性、以抽象分析代替直觉触动的审视方式，表面看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不满，但它自身又是伴随现代性启蒙而来的学术路径，如果寻根问源更可直溯西方文化的传统和本质。“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我的世界的界限”“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这种反思很难真正完成现代性和西方文化的视角超越，反而显现用具有现代性弊端的手术刀解剖现代性弊端的悖谬。
相对西方文化的理性、逻辑，中国文化更关注道德、情感，人不是西方文化那种观察和分析的对象，而是自身情感的延伸和推及，是人同此心的融合和共情。
比如，对于什么是中国道德的“仁”，孔子回答“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回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指向都是人自身，是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因为爱自己，爱身边的人，于是将这种爱推及更多的人。
中国文化少有西方那种冷静复杂的逻辑思辨，更多是源自人的本能，源自直觉的的触动和反应。“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仁就是这样的恻隐之心，是本能的反应，看见小孩掉到井里就想救，就像见到可怕的事物就躲避那么自然。
在中国人的眼中，思想和实践是一体的，王阳明说“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可将知和行看作分离的两面。欧美学者对犹太大屠杀的研究和反思，是追求知，但另一方面认为南京大屠杀无关紧要，不值得书写，则是为了知忽视现实。这种忽视在中国文化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文化认为看到屠杀就应自然而然产生愤怒和厌弃，这种反应和知是一体的，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知。
中国人无论看到南京大屠杀、犹太大屠杀，还有加沙大屠杀，都会产生本能的悲悯，悲悯的程度很多时候只和现实的惨烈相关，被刺刀穿透的孕妇可能比在毒气室毒死的壮汉值得同情，坐在废墟前哭泣的儿童可能比仓皇逃亡的青年值得同情，这种同情是人性的本能，中国文化可能没那么注重现象背后具有多少现代性盲目或个体迷失的学术思考，更强调生而为人的情感和直觉。
不同文化对于相同的事物，会有不同角度的感受和思考。只有深入到这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说中国人是善良、爱好和平的，而西方虽有科学和理性，却难以阻止一次次屠杀发生。
我不是纯粹的中国中心主义者，不是中国传统、中国文化排他性的迷恋者和信奉者，但我怀疑用任何单一的文化——无论它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就能想清楚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更别说解决它。我有时批判那些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所谓公知或学者，主要是因为我相信不同文化的交相融合、取长补短、纠缠并行，相信现实的发生具有偶然性，而通往未来的路具有难以确定的各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