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里有一个标志性的思维，就是「一力降十会」。
这个道理看似在哪里都通用，但其实核心思路里有一个恐怖的内在逻辑：
不需要博弈，赢家通吃，且武力是诉诸一切正义，及定义正义的唯一要素。
你可以说这是愚昧，但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超前」或者「直达本质」。比较类似于「疯狂的石头」里，就为了得到一块珍稀翡翠。各方的势力要么是在用高科技，要么是在用骗术，只有黄渤在澡堂子来了一句「咱整这么费事干啥一锤子敲开直接拿起来就跑得了」。看似粗暴低能，但看完全片，这其实反而是最好的解法。毕竟世界是由无数的意外组成的，而知识总是希望控制意外的发生机会，却总是控制不住。
这种思维的终极走向，就是要么成为绝对力量的施暴者/裁决者，要么幻想自己是绝对力量的契仔或家奴。
什么思维如果走到这种强制性的二选一，就难免会激发人类的赌性。因为赌博太简单了，傻子都会。一个人可以不会煮饭，可以不会做题，可以不会写文章，但是押大押小谁输谁赢，体验感跟参与度是差不多的。
中国农民的赌性其实是最强的。这看似与农民的保守惯性相悖，但实际是相悖中有着辩证统一。
因为一般的赌徒其实是在赌自己口袋里的钱，赌自己的家庭积蓄，甚至赌自己的未来。而农民赌的是一种包括自己在内，子孙后代的生命权与尊严。为了守护生命权，守护自己这块土地，赌上的成本远大于任何在赌场一掷千金的人，因为整个未来都寄托在「勉强能活下去」上还不肯挪窝、反抗。这种保守，本身就是一种赌博，寄希望于以「消极」的打牌方式，获取最后的胜利。说实话赢率很低，但仍乐此不疲。
哪怕是搞农民起义的，往往都是以游民或者犯了事儿，没了赌本的农民，而不是许多人幻想当中好似古惑仔砍人一样的一呼百应。真正的农民没这么容易呼应，大家都在谨守自己的赌本（土地），哪怕看起来已经要输的当了祖宗十八代的裤子，也愿意静等翻盘，直到活活饿死。
所以农民起义领袖在裹挟更多农民入伙的时候，一个常用的手段就是破坏农民的赌本（土地），以及通过威胁手段，令他们杀掉当地的官员，来进行投名状式的强行捆绑。这样才有更多农民不情不愿的离开自己的赌本，走上另一场豪赌。
而打官司，其实也是一种赌性的延伸。朴素的农民善于以道德作为自己的砝码，进行「胜利幻想」。所以才有「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的梦想存在，哪怕是眼下这个官是坏的，也总要想着下一个来的官是好人。因为他们无法，也不敢去反抗这个决定自己生死命运的人，只能用可怜且未必客观的道德光环去塑造自己与裁判者。
这就形成了一种直来直去的赌博，官老爷等于是决定骰子点数的上帝，同时还扮演着性感荷官的角色。
在这种情况下，律师，或者讼师这个职业，其实在农民思维的人眼里，就是一个作弊器。且这个作弊器由于价格昂贵，往往不属于自己。
你跟人打游戏，肯定是讨厌别人用外挂的。如果一个外挂别人有而你没有，哪怕是它多好用，你也能找出无数骂它的理由。
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法律往往有一种「完全遵守就会放过一些坏人，因此不如重刑或者灵活使用」的追求？因为这个是在「武力至上」的威权崇拜下，对自己最有利的解法。相当于是拖所有人下水。当你自己在臭水沟里的时候，你要么是自己游上来，要么是等人救，当第一种由于自己太愚蠢或者四肢不协调，做不到的时候，第二种就被提上心理日程。当第二种都不确定的情况下，你最大的心愿就变成了「让一个有力的人把所有站在岸上看热闹的都给推下来」，这样虽然自己未必能上岸，起码落个心理平衡。
所以说，律师这个角色从古代开始，就是与中国农业社会的思维格格不入的。相当于老百姓的主人并不喜欢他（因为他具备一定讲理的倾向，有时候是正理，有时候是歪理），而老百姓本身，也不喜欢他。因为无论他讲的是歪理还是正理，他的存在都打破了一种平衡，将自己用尊严与生命来进行道德零和博弈的风险，进一步提高了。
我是猴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