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显然没资格评价梅祖麟在汉语研究方面的造诣，但是单凭他的那一篇演讲我却能看出他音系学基础似乎并不特别扎实。我还曾经特别钻研过梅祖麟和高友工合写的那本讲唐诗结构主义分析的文论，这里也一并囊括进本文。本文的分析完全基于我对这本文论既有的看法和对他《我的学思历程》一文的细读，只能算作一种不全面而语带消极的研讨。

梅祖麟说自己从 Bloch 六十年代初的课程中学到了音位这个概念，这有些让我觉得奇怪。这是因为，Bloch 和 Trager 那本很著名的语言学教程早在四十年代就兴出来了，而在五六十年代，结构语言学已经完全成熟地被建立起来，对语言结构的描写不仅已经囊括音位学和形态学，而且已经触及到了句法部门——并且随后为乔姆斯基所颠覆。梅祖麟说自己只学到了音位这个基本概念因而让我不能不怀疑他是否并未完全掌握描写语言学的一整套方法流程，以至于只能讲出见于所有入门教程的几个概念。

梅祖麟此后的音系学训练有些突兀地从音位学转换到了汉语历时音系，中间只隔着一笔带过的（共时）生成音系学。按他的说法，自己在六十年代末从郑锦全那里学来了生成音系学和规则指派的技能——但规则指派本身就是生成音系学的一部分！梅祖麟在这里的并列结构所犯下的逻辑错误或许只能视作一种学艺不精。或许可以把他所说的“生成音系学”视作一种提喻，指代生成音系学的学科思想，但似乎还是无法找补，毕竟规则指派也是生成音系学的一个重要假设。

梅祖麟之后受到了罗杰瑞的影响。但我在整个自然段中只能读出罗杰瑞受过良好的西方比较语文学训练而非生成语言学或结构主义语言学训练——实际上1965年 Kiparsky 的博士论文才预示着生成音系学历时研究的开端，我不认为当时的梅祖麟读过该文；可能也很难认为他了解结构主义时期的历时音系研究。梅祖麟依然认为“借词和同源词”的研究需要用到十九世纪的所谓“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而终究没能够意识到他所提倡的方法和他所认为“传统训诂学”的方法本质上都是前语言学的，只不过前者在可检验性上好过后者、因而可以部分纳入语言学的框架。

梅祖麟接下来说：“反正碰到人的事情就不会像物理或数学那样有机械性的规律。而且语言到底是可以观察的事实，依时依地依语言类型有所不同。把语言理论弄得太抽象了，研究者就无法弄清楚这种理论能否能成立。”——这是彻头彻尾的外行话。第一，几乎所有语言学家都会同意新语法学派的主张是最基本的工作原则而非语言的本质原理，在语言学研究中遇见无规律无非两种处理——认为它们是例外，或者将它们视作特殊情形下的规则反映——而梅竟然没能意识到这一点。第二，语言“依时依地依语言类型有所不同”是一句漂亮的废话，我不理解这一句话为什么能够用来给自己对乔姆斯基的批判作辩护。第三，“把语言理论弄得太抽象了”显然未必能够影响研究者对这门理论正确性的最终评价，毕竟任何初学者在掌握学科的规范方法后都有资格对理论作出各种评价或革新。

梅祖麟所提到的几个“脱队者”——王士元、马提索夫、拉波夫——也不能说明些什么。王士元的词汇扩散论在今天常常只是作为历史语言学的一个反面教程而给出，意在向读者表明该理论依然没有越过历史语言学的一般性工作假设（如 Kiparsky 将其视作一种特殊的、基于语音规则的类推）。Matisoff “构拟出来”的原始藏缅语基本上是个学界（心照不宣的）笑话。Labov 的确开创了一个社会与语言演变的全新领域，可是即便是他也会借用生成音系学的理论模型。

下面来看梅祖麟和高友工合写的那本书。梅祖麟沮丧地评价日本人对自己著作的不屑一顾，这可能并不怪他——那本书原本就是彻底的结构主义文论，而他所提到的 Jakobson 的语言诗学在文论界一直不受什么欢迎；其中的道理和梅祖麟对乔姆斯基的不信任恰好相应和：Jakobson 在许多访谈中明确（且委屈）地表示自己基于语言学分析的文论因为把语言结构拆得七零八落而惹来了那些坚信文学文本的阐释不应“科学化”的“传统文人们”的诘难。当然，另一方面，当时的日本教授也未必能够读懂他们的分析。（实际上大多数人，包括文论家在内，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并不懂语言学。）

回到梅和高的文本，我对该书印象最深的一个地方便是其中大量使用中古汉语的构拟来分析杜甫的诗歌格律（我对此外的语义分析倒是没什么可以说的）——但很遗憾，他们依然停留在西方诗歌的传统分析模式之中，拿音节结构复杂语言的押韵技法去套中国诗歌的韵律：例如，ŋ 在该诗行中不同寻常地出现了好几次，这一装置怎样地在意象系统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等等。听起来不错，可是实际行文远比这里所展示的要牵强。我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点东西，论证用汉语的“三等”和“非三等”更能够展示杜甫韵文中的对等关系，并且表明了梅和高的分析为何只是削足适履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梅祖麟的音系学造诣并不是很够，这或许也表明为何他在演讲的后半段提到自己的中年危机（“同学少年多不贱”）和继而转向语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