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问题已经没了，这个问题目前3000浏览，前途未卜。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所以我不想花费太多字数来回答。
这个节目我看了，对它的评价其实已经不需要我们来说，同类型问题的消失已经给出了答案。
这个节目在努力寻找孔马两者的共同点，它找到的最核心论据就是“天下大同”与GCZY似乎有相通之处。
但是很遗憾，这是一个误解，天下大同并不是先秦儒家的思想。
天下大同的思想出自《礼记》中的礼运一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段是“孔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的具体表现。
它的大致意思是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选贤任能讲信用修和睦，人不能只爱自己的亲人要爱天下人，男人有分工，女人有归宿，拥有财富只是避免物质的浪费，并不是出于占有财物的私心，社会上没有阴谋诡计，没有盗匪乱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就是大同社会。
这段话里已经露出异样的气息，对孔子思想了解不深的人未必能看出来。
我们再看下一段。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第一段讲的是“大道”在天地间运行的时候，天下大同是什么样子。
第二段描述的是“大道既隐”也就是大道消失后天下是什么样子。
各人爱各人的亲属，财富和贡献力量的动机都是为了自己。贵族世袭一代传一代，并把这种血缘世袭制度称为“礼”，构建坚固的城防设施，用礼义做纲纪来巩固君臣名分，用礼义来强化父子关系、用礼义来和睦兄弟感情、用礼义来润滑夫妻情感，用礼义建立制度规范田地住宅，把符合礼义的勇敢智慧的人当做贤者，把功劳记在自己的身上。
以上种种行为导致什么结果呢？
“孔子”说“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因此各种权术阴谋都出现了，战争也因此爆发。
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就是这类运用礼义的杰出代表，这就是小康社会。
读到第二段，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能感觉这段话不可能是孔子所说。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而在《礼记·礼运》篇中，礼是大道既隐之后的次一等的产物，是引发阴谋战争的起源，孔子心中的圣人级的禹汤文武只是这个次一等的社会的优秀代表，他们能达到的顶点也只是次一等的“小康社会”，与大道运行时的“天下大同”相距甚远。
这哪里是孔子的思想？这明明是道家的观点。
这不就是《道德经》里的这段话吗
故失道而后德，
失德而后仁，
失仁而后义，
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不说一模一样，那也是毫无差别，而且都指出礼是祸乱的源头。
在这一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哪怕是朱熹也只能承认礼记的这一篇不是孔子所言，历代儒家学者对这一篇的质疑多如牛毛。
而且礼记大同篇的思想不仅仅有道家，第一段对大同社会的具体描述，那些措施完全是墨家的观点。
我们再回过头品味一下第一段。
选贤与能——尚贤
讲信修睦——非攻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兼爱
实现大同的主要措施和墨家的主要观点一一对应，很难用巧合解释。
当然在先秦诸子中，多多少少都有尚贤和非攻的思想成分，这不能作为决定性的证据。
一锤定音的是“兼爱”。
尽管孟子也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看起来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十分相似，但两者重点完全不同。
孟子所强调的是先把自家的老人孩子照顾好，再把这种“爱”普及到其他人身上。
这是有差别有亲疏的“爱”，不是兼爱。
如果你没有这种普及到他人的能力怎么办？
孟子讲的很清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没能力管好自己就行了。
而礼记大同篇的中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它强调的是不能只爱自己的家人，你要爱所有人，这就是墨家的兼爱。
礼记大同篇里指导思想是道家的，具体措施是墨家的，这里头甚至还有法家的影子。
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礼记》
国无盗贼，道不拾遗——《韩非子》
天下大同的出自《礼记·礼运》篇，而我对这一篇的评价就是四个字：一坨狗屎。
这种借孔子之言拼凑狗屎的作品在《礼记》里多的是，四书五经中的《中庸》、《大学》也是朱熹从《礼记》里抽出来的，这两篇的屎味也很浓，与题无关我就不细说了。
整个栏目组找出的孔马思想中唯一的“相似处”就是大同社会，我不相信团队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根本就不是孔子的思想。
先写这么多，看情况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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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聊几句。
汉代的儒家学者在整理先秦遗文的时候创造了大量的新作品，这些作品往往从孔子思想的框架中以汉代的时代环境和作者的需求抽取一部分，然后借孔子之名疯狂往里加私货。
但是像《礼记》大同篇这种以孔子之口把孔子核心观点说成祸乱之源的抽象作品属实不多见，这也是我评价它是狗屎的原因。
这篇作品的大胆创新精神两千年以后吸引了康有为，他居然闻着味找到这篇奇文并以此为重要论据写出了更抽象的创新作品《孔子改制考》。
一百年之后湖南卫视又挑中这篇奇文搞出了更抽象的作品，真的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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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礼运篇非孔子之言并不难，但礼运篇提出的天下大同的理念后世儒家很难舍弃。
天下大同这个理念看上去确实很诱人，所以后世很多参与礼运篇讨论的儒家学者认为这一篇虽然不是孔子写的，但其理念与孔子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很可惜这个看法依然是错的，先秦儒家的思想与天下大同并不兼容。
这关系到先秦儒家的一个基本原则：不做超越人性的道德要求。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用一个直接粗暴的现象来解释——整本《论语》没有任何关于“无私”和“奉献”的内容。
孔子不仅不提无私奉献，还在先秦史料中留下了反对这一提法的侧面证据。
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补偿和奖励。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拒绝了国家的补偿。
孔子知道后说：“子贡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将不会从别国赎回奴仆了。向国家领取补偿金，不会损伤到你的品行；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
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
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子贡赎人不求回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孔子并不赞同这种做法，因为它违背人性并造成道德绑架。
子贡是孔门首富儒商始祖，十分有钱且道德境界很高，他的无私奉献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在《论语》雍也篇中子贡也问了这方面的内容。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子贡说，如果一个人能广泛地布施救济百姓，这样的行为能算仁吗？
孔子说这哪里是仁，这简直是圣啊！就连尧舜也做不到啊！
换句话说，无私奉献之精神是超越仁的连尧舜这样的上古圣王也做不到的境界，那么孔子怎么会用这种根本做不到的精神去要求他人？又怎么会把更高的天下大同作为理想？
先秦儒家的思想建立在基本人性的基础上，他承认人的基本需求。
写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睛都湿润了，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天下大同”般的伟大好听的口号理念，但就是没人性。
墨家讲兼爱，要无差别地爱天下每一个人，墨家的人怀着最崇高的理想，过着最苦的日子，在地里干活干到腿上的汗毛都磨没了，可是墨家偏偏是除了法家之外最接近法西斯的。
墨家的为政之本是“尚同”，它要求一切统一于上级，从组织系统的领导关系到思想意识，都要绝对地统一于上级，服从于上级，绝对不许反其道而行之。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无差别的爱每一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奉献社会是违背基本人性的，而天下大同必须建立在这种“不为己”精神觉悟上。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大众没有这种觉悟怎么办？只能靠强制手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所以礼运大同篇里还有法家的影子。
如果法家是光明正大奔向全体奴役，墨家最后一定是扛着天下大同的最高理想成为第二个“波公千古”。
因为它用强制的手段否定基本人性。
天下大同的理念里隐含着违背基本人性的内容，这是先秦儒家不提倡的。
我甚至可以灵性一问：为什么要“同”呢？
“同”这个概念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脑子里？你为什么天然觉得它是一个好概念？
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
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什么要“同”呢？
哪怕是孔子的弟子宰予（宰我）直接质疑为父母守三年之孝，宰予觉得一年就可以了，并且说自己这么做心安理得，孔子也没有强迫他怎么样。
孔子说“女安，则为之”，你要是心安那你就这么做吧。
如果是“尚同”的墨家或者“壹民壹教”的法家，宰予敢这么讲这么做，他一定会变成一具尸体。
但是宰予是儒家，是先秦儒家，是孔子的亲传弟子。
宰予不仅没有变成尸体反而在《论语》中被列入“孔门十哲”——孔门弟子最牛逼的十个人。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
而宰予凭借“言语”能力进入孔门十哲，这个质疑孔子思想的人偏偏在说话能力这项榜单中排第一，压的偏偏是那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子贡！
先秦儒家不做超越人性的道德要求这一基本原则很多研究儒家的学者都没理解，毫无灵性，还在把天下大同这种根本不符合儒家理念的口号当做宝。
不提《论语》的“和而不同”，当你看到大同社会“货不必藏于己”的时候你但凡读过《孟子》你心里不咯噔一下吗？
孟子怎么讲的？
无恒产者无恒心
老百姓没有自己的产业就难以建立道德标准观念，这是多么朴实无华的基本人性。
孟子一共提到两次恒产与恒心的关系，我们看看第二次他怎么说的。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孟子也承认确实有那么一批牛逼人物境界特别高，他没有恒产也有恒心，但“惟士为能”，只有这一小部分的“士”可以做到。
你不能拿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去强制大众，因为你做到了无恒产而有恒心你就要求别人跟你一样，这是墨家的“尚同”思想，不是先秦儒家。
所以孟子对齐宣王的建议并不是加强老百姓的道德教育，并不是让他们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士”，而是顺应人性“制民之产”。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为什么先秦儒家不讲奉献不讲无私也不做超出人性的道德要求？
你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要求大众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最后你的奉献全都给了齐宣王这种人，你一旦做了天下大同的信徒，你“不藏于己”的货最后一定汇聚到齐宣王的宫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