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有个朋友，是湾湾人，在大陆生活了很多年，现在因为一些事情回到了台湾。
因为他姓廖，我一般叫他老廖。
老廖比我大一年，我俩在大学里认识的，是我的学长。
因为聊得来，除了上课，其他时间我和他基本都在一起，包括去澡堂洗澡。
不论烈日暴雨，还是盛夏寒冬，我俩都要去洗澡，而且一洗就是一个小时起步。
为什么洗那么长时间呢，因为我俩大部分的时间，都淋在热水里键政。那很多时候就离不开湾湾的问题。
他说，凡是来到过大陆的湾湾人，对大陆的印象都很不错，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几年有的人真的出现了一种国家意义上的“台湾认同”。
有个经常被他挂在嘴边的台湾妹，就是这样。老廖说他每次听到台湾妹说到“你们中国”的时候，他就有点难绷。
按他的分类，“台湾认同”的问题，可以按照年龄段分成三伙人：老一辈的“日本认同”，中年的“一个中国认同”，新青年的“台湾认同”。
听到日本的时候，我还是有点诧异的。然后老廖跟我说他姥爷就是“精日”，尤其讨厌上岸的老蒋和国民党，整天说日本人多好多好，蓝绿红政党治台都不行云云。
看到我惊讶的表情，他笑道，湾湾这样的老头还是不少的，但是大家基本都甩个白眼，没人当回事。
有一次，他去旅游还是办事，从天津回来，立马就跟我吐槽，说居住证这个玩意儿太难用了，赶紧给他发个身份证吧。
我哑然，问他发生甚么事了。
老廖说他去天津找酒店过夜，因为没有提前预定，就随便找了一家，结果人家只看身份证和护照，居住证不能办理入住。
就这样，他在半夜里兜兜转转走了好久，最后在一家快餐店里过了一晚。
他说着说着给我展示了一下这个和身份证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证件，然后呼吁大陆政府赶紧统一湾湾，给他换个台湾省身份证，福建省的也行。
那时候他刚吐槽完，学校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要他去见校长，说端午节到了，台联要发粽子。
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学校里还有台联。
台联专门给湾湾学生不定期的举办活动，听说国台办还会不定期地打钱，公款吃喝公费旅游，项目不少。
目的就是为了让湾湾学生回家之后，能够宣传大陆。
我问他这样做有用么，老廖说没用。私下里，他听到不少湾湾人管“国台办”叫“跪台办”。
他说大陆好吃好喝的供着湾湾人，然后举行一些象征性的政治教育，许多人并不领情。
他稍微一顿，然后直白地跟我说，很多和在学校里拿着台联好处的人，回去之后又拿着“别人”给的好处抹黑大陆，两头吃。
晚上，拎着一大袋粽子的老廖叫来了我们一大帮人，帮他吃粽子。他现场吃了一个，发现台联发的是台湾粽子。我尝了一个，确实做法不一样，挺好吃的。
一人份的粽子礼品，八个人围一桌，猛吃，硬是没吃完，给的确实多。
老廖为了逃兵役，上大学后一直没有回台湾，他说他妈来到大陆陪他，而他爸一个人留在湾湾。
我稍稍旁敲侧击，老廖便把他父母辈的故事讲给了我。
他爷爷年轻的时候，敢为敢赌，后来在湾湾当地拥有了很多产业，手里握着一条不大不小的商业街。
而在老廖父亲出生以后，他爷爷因为一场豪赌，几乎丢所有的家产，就剩下了一个没人光顾的百货大楼。
我一听，我超，富哥，v我50。
他摆了摆手，无奈道，他父亲继承了爷爷的赌性，却没有爷爷的才华，就连最后的这点资产，也在投资中失去了。
后来，老廖的爹拿着仅剩的一点点家底，来到了大陆做生意。
在那个台商遍地的时代，廖爸在深圳落户，开了个小厂，赚了不少钱，把一家人接到了深圳。老廖的小学就是在深圳上的，那时候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
平时和老廖出门也能看出来，他虽然有点省，但是好东西坏东西很快就能分辨，吃得下馒头咸菜，也品得出鲍龙海参。
但就在他马上要上高中的时候，变故横生，一次失败的投资让整个家庭又一次顷刻之间失去了所有。
老廖说那时候，他家的房子厂子全没了，全家上下只有两万多的存款，他妈一气之下带着他离开了深圳，独留廖爸一个人回到了台湾。
在那之后，廖爸凭借自己企业家的经验，在湾湾找了个非常不错的管理工作，打钱供生活在大陆的母子开销，再也没有做过冒险的事情。
湾湾和大陆说远不远，但说近也不近，许多年过去，老廖一直都没见过廖爸。
老廖说到这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我感叹道，他们一家人，包括他，性格都不好。
他妈带着他在大陆生活许多年，一直没有原谅他爸，尽管他觉得命运使然，并不能怪在一他爸人的头上。
我一时沉默，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大四的时候，老廖刚毕业一年，赋闲在家，没找工作。
忽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可能要回台湾了。
我一愣，说老廖为了躲兵役这么久，怎么忽然这时候要回去？
因为湾湾在大陆其实挺好找工作的，可能是因为有国家指标，很多大企业都愿意招湾湾人。
再不济，也能去读研究生，暨南大学这种，不看成绩看身份的大学。
老廖跟我坦白，廖爸有心脏病，前不久已经去世了。
廖妈知道后整天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还是不准备回台湾，他决定一个人回去。
尽管他在台湾只有一众半生不熟的亲戚，而人人都盯着他父亲生前留下的那些遗产。
我那天没去上课，直接去了他家帮他收拾行李，天南海北地聊了一晚上，早上送他去机场。
一路无话，虽然我俩谁也没明说，但都知道，老廖这一去只有无限的麻烦。
后来，他隔着微信电话，跟我一件件地抱怨，服兵役，打工养活自己，还要打官司，做白事，等等等等，我听着就头大。
他这一去，加之疫情数年，音讯不绝，却已是很久没见。
对着政策，我没什么别的看法，只希望老廖能够看见。
希望等他处理完了台湾的事，能拿着他心心念念的身份证，省去通行证和居住证的隔阂，通过省际交通，与我相见。
夏深绝至，西风渐起，同一抹秋天的烈阳，应当公平地落在海峡两岸。